权力生产出来的现实
在早期的帝国空间构建中，城市是体现着生产力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显性标志，是人类根据理想社会和宇宙的想象来塑造的空间。简而言之，中国人的先祖在城市建设之始，就有了明确的规划意识，即城市是按照人们对社会和生活的设想来进行理性构建，并不是任其野蛮生长。
这印证了梁漱溟先生对中国人“理性早启”的评价。在传统中国，我们的先祖发明了“礼”来规范社会秩序，发明了长幼尊卑来规范家族秩序，理想国在秩序中得以平稳建设。
人们对秦有一种想象中的轻视，认为秦居“胡地”，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区。事实上，秦人的先祖是鲁人，鲁即孔子出生的地方。按照当时的地域划分，鲁属于文化发达的关东地区。或许，秦的兼并天下，回到关东，也有一种对家乡的深刻思念在里面，意欲借助武力的方式，回到家乡。
这些秦的先人从鲁地出发，跟着子履（即成汤）一路征战，建立殷朝。殷亡后，秦人的地位日渐衰落，为周王室养马，秦襄公的父亲诛伐西戎有功，获封西垂大夫。秦庄公死后，秦襄公袭替父亲职位，仍然是“大夫”。
秦人的封地并不大，没有空间，也就没有任何野心。但机会很快来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戎人所杀，镐京也被戎人掳掠一空。周平王即位，东迁洛邑，凭借护送周平王迁都，秦人获得了岐丰之地，周平王允诺，只要驱逐了犬戎，“此地尽以赐卿，少酬扈从之劳。永作西藩，岂不美哉？”
秦人同时获得的，还有伯爵的封号，享有与齐、晋、郑等国一样的地位。兴奋的秦襄公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头的太牢大礼，在西畤祭祀白帝，庆贺秦正式成为周的封国。
在中国古代，空间不是一种生产方式，但却存在着一种明确的空间表达，其隐含的内容包括与某种“秩序”相联系。
秦人建国之后，都城也历经了九都八迁，秦邑、西犬丘、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
秦人的迁移方向，是回到周的故都——镐京，即以周的故都为自己的新都，在周王室余威还在的时候，这样的企图，显现了秦人更大的空间格局。
秦定都雍城后，安居长达327年。雍城的遗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境内。雍城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南为雍水，北为汧山，是当时通往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
雍地土壤肥沃，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可以保证民众需要及战争支持。
从地理空间上来看，雍城是以河流为城的“城堑河濒”，是“水上秦都”，秦以水御敌， 200年后才首筑城墙。
“以河为堑”的雍城，也像河流一样，表现出开放的姿态，推动秦不断改革，不断接受新思想，产生新事物，创造新空间。
雍城的建筑形态，也随着秦的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从“重宗庙之仪”向“重天子之威”的转折，在城市空间的布局上，已经展现出从宗庙中心制向宫殿中心制的过渡趋向。
到了嬴政建都咸阳，为突出天子之威，皇宫成了国都中心，而宗庙已经降至次要地位，置于南郊。
正如当代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所说，空间已经达到如此显著的位置，它是某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现实，即在某种被生产出的社会空间之中的现实，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也就是说，从咸阳开始，天子成为城市的中心，是完全被权力生产出来的，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现实。
天子之城——咸阳
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提出：“空间是否有自己的逻辑？”
他对此的回答是：“空间要么依靠一种先在的、至高无上的和的，甚至是神学的逻辑；要么就是逻辑本身，是连续性的系统；要么，终，它在接受某种行动的逻辑（实践论或者战略）的过程中，接受了这种连续性。所以，空间有三种不同的视角：范例、工具和中介。”
以皇帝权力为中心建立的咸阳，同样遵循的是“一种先在的、至高无上的和的，甚至是神学的逻辑”。
在中国古代，人们需要借助“灵媒”与上天进行联络，通过神灵的肯定，来显示权力与上天之间的密切联系，即“王权天授”，人间的统治者号称是“天子”，遵从“天命”来统治人间，并独自享有祭祀天的权利，对“天子”的反抗，意味着对“天”的反抗，违拗“天”的旨意，必受“天”的惩罚，以此保证统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到了秦咸阳建都，嬴政把空间政治运用到极致，通过空间的显化，来向天下昭示其统治权来源于上天，以空间的形式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
“象天法地”，就是嬴政咸阳建都的神权逻辑。
“象天法地”，并非嬴政的独创，《易·系辞》中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据《吴越春秋》的记载，春秋时的吴国和越国在都城规划建设中都有象天的举措，伍子胥规划吴都时就曾提出“象天法地，造筑大城”。
范蠡规划越都时也曾提到“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
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序意》篇中即明言：“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就成为咸阳建都的空间思想，都城作为政治权力的中心，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性，在都城建设中模仿天象，就成为建立天人关系、树立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嬴政之前的时代，无论是成汤伐夏、武王伐殷，都是诸侯革命，权力的来源被解释为来自上天的授予。因此，嬴政本人也深信君权神授，无论是封禅泰山，还是巡祭天下，走到哪里都会通过“灵媒”以及一系列仪式，向上天宣示其统治的合法性。
《吕氏春秋》的相关观点表示，皇帝遵循上天的旨意，在一个紧密联系的过程中，始皇帝声称有一种宇宙的循环周期，即所谓的五德终始，使他走向权力之巅，这也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神旨。
《哈佛中国史·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的作者陆威仪认为，秦始皇的空间观，已经不同于以往的统治者，他致力于把帝国的都城，建设成万物的微观世界。
事实上，秦始皇的宫殿群，很像如今北京的世界公园，把全世界标志性的建筑全部置于一地，让人产生大大公园就是小小寰球的幻觉。
始皇帝的新皇宫以北极星和北斗七星的“紫微宫”格局建立，矗立于宇宙中心。秦收缴了战争所征服国家的武器，熔铸成巨大的“金人”，代表各个星座，按照被征服国的宫殿样式，建造了大规模的行宫，使其成为一个宇宙的缩影。
秦始皇的人间宇宙
人与天的关系，是古代中国人非常关心的话题。
战国时，人们普遍相信“盖天说”，学者们认为，由有实物留存的“式盘”，可以窥见古人的宇宙观。
式盘分为天盘与地盘两部分，天圆地方，天盘嵌在地盘当中，中有轴可以自由转动。北宋杨维德在《景祐六壬神定经》记载造式之法云：“天中作斗杓，指天罡，次列十二辰，中列二十八宿。四维局。地列十二辰、八干、五行、三十六禽。天门、地户、人门、鬼路，四隅讫。”
当时的“盖天说”认为，“天象象笠，地法覆盘，天离地八万里”，“极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万里，滂沱四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万里”。
基于这样的宇宙观，人们认为中宫天极是天象结构的中心。因此，在咸阳修建都城的时候，修建了始皇帝的生祠——极庙，极庙对应着天极星座，是人类世界的中心。司马贞在《索隐》里说：“为宫庙象天极，故曰极庙”。
按《史记·天官书》所记，“中宫，天极星”，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北极星，是群星所拱尊贵的星座。始皇帝活着时，全国各地已向极庙按时奉献贡物。《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如是记载：“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
秦二世元年（前209），将极庙奉为“帝者祖庙”。
古代地理书籍《三辅黄图》中说：“始皇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学者郭璐认为，以每年十月黄昏时分的天象印证，秦都咸阳附近的宫庙阁道建筑与天河星象在平面上极为相近。秦始皇依照“象天法地”重新进行都城布局，是为了强调君权神授，将“人界”与“神界”高高在上的统治权威相呼应。
既然皇帝是人间世界的主宰，那么，皇帝的住所，自然应该成为人间世界的中心；同时，皇帝的住所，也要与上天的权力象征位置相符，以强调世俗权力与天界权力的同步性。
因此，在空间构建上，对应天帝所居的“紫宫”，建设了人间的“咸阳宫”。
以咸阳宫为中心，其他宫庙环列周围形成拱卫之势，构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格局。渭河则象征着天上的银河。
皇帝是人间世界的中心，同时对应天帝居所的空间结构，是秦始皇建设咸阳都城的基本想法。由此，诞生了中国人早的世界空间观念。
史学家杨宽先生认为，商鞅在秦变法，有很多地方效法三晋的制度，法律基本上采用魏国李悝的《法经》，田亩制度（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是采用春秋晚期赵氏的，建筑咸阳都城，“筑冀阙”也是仿效东方的，整个布局亦当仿效东方。
依照杨宽先生的逻辑，秦始皇营建咸阳都城，并非完全的空间创新，而是有其文化来源与原型模仿的，那么，以天子为中心构建城市，应该是关东空间文化的核心。
这或可反证“天子是人间世界的中心”，是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的观念。
班固的《西都赋》在描述咸阳时说：“辇道经营，修除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凌隥道而超西墉，掍（混）建章而连外属。”
天文与地理，在宫室建设中，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中国古人的空间智慧。
围绕着始皇帝的生祠——极庙，又有许多其他建筑群，共同组成了象征中宫天极的宫殿群。
闻名于世的“秦直道”，也以极庙为中心向全国散开，“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治驰道”。
学者郭璐认为，秦始皇将渭河两岸——南至终南山，北至泾水，西至长杨、五柞宫，东至丽山园，包括宫室、陵墓、苑囿、自然山脉与河流等的广阔区域，以一个统一的思想规划为一个整体，以极庙为中宫天极，其他四宫各有所象。可以想见，如若这一规划完全实现，以极庙为中宫天极，宫观苑囿与天空中之星象相比附，环绕于四周，将是一幅天地交辉、群星灿烂的壮阔图景。
咸阳新都的结构，隐含着秦始皇对权力的理解——权力必须是隐藏的、不被洞察的、神秘莫测的。
因此，他把咸阳新都围绕“极庙”而建的270个宫观，用“复道”和“甬道”互相沟通，把宫殿群设置成迷宫群，以保证皇帝的安全。
有记载说，“关中计宫三百”，连接在一起的270座宫观，基本上是所建宫观的绝大部分，形成了“北至九嵕、甘泉，南至户、杜，东至黄河，西至千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弦，穷年忘归，犹不能遍”的宫殿群。
被重重封锁的权力中心，由复道和甬道相连的迷宫，决定了权力的形成过程更趋封闭——内廷政治也由此衍生。秦始皇死后，赵高矫旨，废扶苏而立胡亥，秦至二世而亡，就是这种过度封闭产生的内廷政治所引发的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