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新共识：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歧
“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巨大经济体开始脱钩的声音。”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感叹着。他曾期许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而今却惊讶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时报》将“脱钩”（decoupling）选作年度词汇，因为“美中关系的蜕变可能是我们时代重要的经济事件”。
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地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标题称之为“耸人听闻”），到了2019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成的事实。
“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尼尔·弗格森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2019年3月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
12 月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正式宣布：“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2019 年已经开始。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一个中国的世界来接管”，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
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十八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它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七十二岁的米尔斯海默2019 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如其近著的书名所言）是“大幻觉”。
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候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三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今在华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 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 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的共识， 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一个转折点， 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 “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后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2011 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八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 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大卫·兰普顿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
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
强硬派的政策努力并不那么成功，但有效地提升了威胁论的声音，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红色恐慌”。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强劲的民族主义与反美话语也传到美国。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正发生明显变化。
面对这种趋势，许多审慎的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不满。《华盛顿邮报》7 月3 日刊登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由哈佛荣休教授傅高义和前驻华大使芮效俭等五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同时有九十五位来自学术界、外交政策界、军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签名联署，其中包括十多位声誉的中国研究学者。
联署公开信、谢淑丽等人的报告以及扎卡利亚的文章，都反映出审慎派构想另一种战略选项的努力，实际上是对以往接触战略的更新改造。这种选择试图克服强硬派的简单鲁莽与代价过高的冒险，但也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判断力和灵活性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可行性还取决于中美双方沟通互动的诚意与效果，因此具有较大的实践难度。强硬派与审慎派都意识到新的挑战，彼此的分歧与竞争在于何种战略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有效性。
中美贸易谈判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预示着两国关系可能进入一段僵持与拉锯的时期。在新年之初，欧逸文在《纽约客》发表长文《美中较量的未来》。他在两国各界进行大量采访后得出结论说，可行的未来是“一种不稳定的共存”，这种共存建立在双方都欲求“斗争而不毁灭”的关系基础上。这是一个平庸但可信的剧本。但欧逸文提出了警告：“对每一方而言，的风险是盲目，源自无知、傲慢或意识形态的偏见……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双方都必须接受迄今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后他指出，美国要迫使中国回到过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现在要做的是“与中国未来的道德愿景展开竞争”。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但这个假设是错误的。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许多惊天动地的变革在之前完全难以想象。
在宏观的视野中，文明从来是彼此遭遇的，始于隔膜与误解，经由漫长反复的竞争和冲突，伴随艰难的对话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转变，终得以汇聚在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虽然远不是“天下大同”。或许，世界历史在当代宏伟的戏剧正拉开帷幕，只是没有现成的剧本。
民粹主义的威胁
在2016 年的政治评论中，民粹主义或许是使用频率的术语。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美国当选总统的特朗普，法国“民族阵线”主席勒庞，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们似乎呈现出某种“家族相似”的特点：强硬而富有煽动力，鼓吹的理念和政策，宣称代表底层民众，诉诸他们被漠视的利益和被压抑的愤怒，发誓要从根本上改变腐败或无能的建制派精英们所造就的黑暗现状，并许诺带给民众一个崭新的光明未来。
民粹主义似乎是一个现成的概念，用来概括这些新兴政治势力的特征。然而，民粹主义的概念相当复杂，也容易被滥用。早在半个世纪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此召开过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们一致同意，民粹主义这个术语虽然有用，但含义太过模糊以至于无法形成某种单一的定义。这种状况几乎延续至今，但今年出版的《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对于这一概念的澄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格外引人注目。作者扬—维尔纳·米勒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理论教授，也是活跃于欧美思想界的著名知识分子。他先后在《卫报》《波士顿评论》《伦敦书评》等报刊发表文章，对民粹主义的辨析和针对当下政治现象的阐释都具有敏锐而深邃的见解。
米勒反对时下对民粹主义一词的过度宽泛使用。民粹主义可能表现为反建制、敌视精英、愤怒、非理性、不负责任、仇富、排外……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其独有的特征。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 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诉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 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恒的影子”，但它必须通过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才可能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因此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终也是反民主的。
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现代民主社会中，绝不存在单一的政治意志， 更不用说单一的政治观点了。这是所有欧美社会的政治现实。显然，民粹主义者需要制造一个神话：世上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一个同质性的、永远正直的人民群体， 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声音表达心声，而民粹主义者自己就是这个声音，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代表。
民粹主义会给民主政治带来两个直接有害的后果。首先，民粹主义者将指控其他所有的政治竞争者为非法，这不是指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本身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而是将政治对手妖魔化，“揭露”他们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民粹主义者否认多元主义，坚持将公民之间的分歧转化为“人民与非人民的对抗”，主张将那些异己人群——不支持他们或者不认同他们“人民”观念的那些人——排除在“真正的人民”之外。
米勒针对许多对民粹主义的流行误解展开了批判分析。首先，据说民粹主义更具有直接民主的倾向，会使政治更贴近民众。但米勒认为，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代议制民主，只要他们自己是代议制民主的代表，他们也可以不反对精英，只要精英是他们所定义的“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呼吁要让“人民自己发出声音”，但完全不关心广泛的民主参与，他们热衷于政治和道德的断言，而不是促进开放的、自下而上的公民辩论。他们制造民意的方式是在（直接或间接的）民主程序之外来定义人民。
其次，有大量研究表明，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与其社会经济状况并不直接相关。将民粹主义的支持者群体与现代化的失败者相联系缺乏真正的经验证据基础。实际上，特朗普的成功之处在于，使许多白人（仍然占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相信自己已经变得像是受压迫的少数族群，从而将“白人身份运动”与“美国人民”关联起来。
后，许多自由派分析家认为，民粹主义政客一旦上台执政就会自我瓦解，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可行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抗议政治，而抗议者无法统治，因为在逻辑上人们不能抗议自己。米勒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错觉。民粹主义执政并不必定落入自相矛盾。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将所有失败都归咎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永远正确，一切失败都是敌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又总是取之不尽的。
实际上，在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民粹主义政客已经成为执政者。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 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普京、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谍的组织。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垄断的人群必须被噤声或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在此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恰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即排斥公民和篡夺国家，他们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合理化辩护或自觉意识的色彩更浓重。因此，认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那么，应当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势力的蔓延？米勒认为，首先，我们需要防止对民粹主义一词的滥用，不应当将美国的伯尼·桑德斯、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埃尔多安混同为一个类别，统称其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
其次，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但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他们接触，而且不是用民粹主义的方式（排斥和妖魔化）来对待民粹主义者。
再次，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非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便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
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的“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的层面，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这当然是抵制民粹主义的一部分。但米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者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