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冬日，依旧萧瑟、落寞。寒风中的皇城默然沉寂。对于凝聚了千年燕云皇气的帝都来说，即使是世纪之变，也不过是在它厚厚的城墙上刻下了几缕风霜。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冬季。1948年的北平，以它天朝的气度，无声地目睹着一场改朝换代的世局嬗变。
事实上，外面的世界要躁动得多。西山的红叶刚刚落尽，11月刚过去九天，东北地区四十七万国民党军队便被共产党全部歼灭。而在此之前，这三十多个师的精锐部队还被当局倚为“兴党兴国”的栋梁。几乎是与此同时，另一场同样规模的大决战，在中国的华中大平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当很多人尚未来得及思考这场生死大决战对人生会带来什么影响时，时局已如决堤洪流，一泻千里。11月，被称为“夫人”的宋美龄匆匆赴美，欲重温六年前在美国国会大放东方夫人异彩的旧梦，以求美国对蒋介石援手，无奈今非昔比，竟一无所获。12月底，国民党另一精锐主力杜聿明集团被围在河南永城一带小小的陈官庄。被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压制了半生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先后通电，乘机要求蒋下野。在接着到来的新年元旦，蒋介石极不情愿地发表文告，放出愿与共产党商讨恢复和平具体方法的空气。谁料话犹在耳，陈官庄阵地在元月10日便被攻陷，徐州“剿总”指挥官杜聿明被俘。至此，五十五万国民党精锐之师永远消失。十一天后，蒋介石含泪再发“引退”文告，并于当天飞离南京，随即返抵老家溪口。
短短两个多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历史在高度浓缩后的瞬间释放，显得分外辉煌！
在北平，则缺少这类戏剧性的场面。甚至枪炮的硝烟也无法驱散那无形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氛围。其实，在1948年的11 月下旬，数十万共产党东北野战军已完成进攻平津等地的部署。12月上旬，便包围了平津一线国民党华北“剿总”辖下的五十万大军。“围而不打，耐心等待”，与其说这是当时北平真实的态势，倒不如说这是决战双方出于对文化的一种敬畏。
在这个不平常的冬季，北平西北郊美丽的清华园，老早就隐约可闻枪炮声，但实际上直到12月13 日，这所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学才作出自即日起正式停课的决定。15日，清华园一带，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所以，清华大学成为北平早迎接另一个时代的地区之一。
“国共”双方对北平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文化的竞争。在“戡乱剿共”的数年间，国民党军队几乎场场大仗皆败北，但有两场“战役”蒋介石却似乎得分：那就是在政权临近崩溃时，蒋介石如愿地抢运出大量的黄金白银及外汇，将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精品迁移台湾；另外将一批在学术上已有建树的知识分子接出大陆。有史可查，光是1949年初经当时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抢运出的黄金便达数百万两之巨[1]。也许靠了这一批硬通货，台湾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才得以立稳根基。故台湾国民党人视俞鸿钧为对台湾经济建设有重大贡献的人物。
比起黄金白银的抢运，“两院”[1]文物的大搬迁与“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则要早得多。远在“国共”两党在东北及华中等地大决战之时，受蒋介石旨意，傅斯年、王世杰、朱家骅、杭立武等人以“两院理事会”名义，决定将“两院”的文物精品悉数装箱迁运台湾。究竟装了多少箱？笼统的说法为五千多箱，光是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即达二十多万件[2]。千里长途搬移，竟然一件不损，也堪称世界文物搬迁史上的一个奇迹。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成千上万件文物精品重现世人眼前。
重点在北平的“抢运学人”计划，悲壮的色彩要浓一些。当时的北平，国内的一流大学云集，时局的动荡，对于不少标榜“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学府影响不大。直到兵临城下，危城被围得铁桶一般时，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1948年12 月15日，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集学人兼具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抢运学人”的序幕。
胡适登机十分匆忙，在他城内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他数十年来与友朋间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他大概没有料到，二十年后，其中的一些信竟成为他早年得意的学生吴晗的一大罪证。胡适匆匆永别北平，可见当时局势之紧张。
胡适的作用也许太大了。飞机在当天下午六时三刻降落在南京的飞机场，当时国民党内主管文化的高官，如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杭立武等人亲到机场迎接胡适，握手寒暄，致以慰问。
胡适的风头，令人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以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竟是在这样的局势与情形下，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诸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国民党“抢运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足有资格批离开北平。和胡适一样，陈寅恪在这个冬日离别北平，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一直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这一年他五十八岁。距他经过八年抗战颠沛流离生活后重返清华园不到三年。
从此，陈寅恪开始经历另一个时代的漫长人生。二十一年前，他的挚友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里的昆明湖，他曾为王国维撰写纪念碑文。正是在这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王国维的生命在陈寅恪的笔下获得了超越——“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1]。十九年后，陈寅恪离别北平，他将用自己的生命实践，对人生与文化作一种独特的阐释。而这种阐释，在他身后益发见其意义。
六天后，也即1948 年12 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与梅氏同机抵达的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对着记者，梅贻琦说“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2]。言下之意不胜唏嘘。第三日，梅贻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长。不久，梅辞谢*长一职，说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感到有愧云云。到此，国民党大规模抢运北平学人的计划搁浅。梅贻琦不愿意正视这样的现实：相当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逃离北平。
陈寅恪也不愿意。
据曾受业于陈氏门下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回忆[3]，北平被围之初，曾任过北京大学教授的陈雪屏，受*的委托数次请陈寅恪乘专机离开北平，为陈坚拒。理由倒很简单，其时陈雪屏已任国民党的青年部长，官方政治味道甚浓。陈寅恪之所以愿意和胡适一起离平，首先与胡适更像个学人这一点有关。六年后，胡适的思想在大陆受到猛烈的批判，外人根本无法知道这位与胡适同一时代的人对胡的臧否，但从陈寅恪愿与胡适同机离平这一点，则大致可窥知陈寅恪对胡适的印象。
陈寅恪离开北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要将大女儿带离北平，他不愿意爱女更深卷入其时在北平高校学生中已成时尚的“学生运动”[1]。陈寅恪一生羁旅漂泊，幼年起便随家人辗转于武汉、长沙、南昌等地，十二岁便东渡日本游历，随后十数年漂泊于美国、德国及北欧等国家地区，直到三十六岁才栖身于清华园。但安稳的书斋生活不过十一年，四十七岁时便因抗日的烽火再次饱受生命迁移之苦。短短八年间，他或携妻带儿或与友朋流离于长沙、香港、昆明、桂林、成都、英国等地。所有的流离之苦，已转化为兴亡之叹，其体味早已超出了生命痛苦之感而具有文化盛衰之蕴。在1945年抗战胜利即将来临的前夕，陈寅恪写下《忆故居》一诗[2]，有句云：“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诗句对颠沛流离的人生际遇表达了无限的怅然与苍凉。
再一次流离，不仅仅是一次生存的选择，还是一次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选择！
所以，虽然带着弱质妻女，自己又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但陈寅恪这永别北平，相较于一些被“抢运”者，走得还是相对从容。例如比起胡适，陈寅恪不仅能将全家带出[3]，还能将托运书籍等琐事安排妥当，一些已经写成的手稿还能安然带走无遗落。这显示了陈的一家早已惯于漂泊。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非是文人的陈寅恪，竟在匆匆乘飞机的途中迸发出这样如杜鹃泣血般的诗句，可见当时陈寅恪心头悲鸣之深！
飞离北平的陈寅恪，究竟想在何处栖身？永远不甘寂寞的胡适，一离开机场便与陈寅恪告别。第三天，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出席了庆祝“北大”五十校庆的会议，声泪俱下地痛说自己“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傅斯年则慷慨云“共产党决不至支持长久，在其之后必有一伟大之‘朝代’”[1]。同一天晚上，在南京的蒋介石夫妇便把胡适招去，以祝贺胡适生日为名与胡作了长谈。二十九天后，胡适被聘为“总统资政”。其间，胡适多次往返上海、南京等地。书生纵有献策安邦志，怎奈枭雄如蒋氏者也回天乏术，无法抹掉依附性质的一介书生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