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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一篇举世闻名或者说臭名昭著的文章——《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标题是一位精明的头条作者根据文章开头一句话的个从句精心设计的。我在这里所使用的标题来自同一句话中的第二个从句,它推翻了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反对者们所支持的弗里德曼的观点——商学院的学生和商业从业者不需要学习道德。事实是,弗里德曼的说法正好相反(比如关于委托管理的伦理)。

这本书也是如此。商业伦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它对伦理并不严肃。另一个问题是,它对商业并不认真。在《财富、商业与哲学》这本书出版之后,这两个问题都不复存在。

我建议这本书增加一个新颖的红字标题——“人类经济学”(“humanomics”),意为这是一本关于商业、人类,以及人文学科(人性?)的研究。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类认为意义重大的诸多范畴(categories),如商业道德与政治道德,企业与伙伴关系,红巨星与白矮星,病毒与细菌,公民与非法移民,丑陋与美丽,尊严与快乐,好与坏。人们需要知道一个范畴的意义,然后才能确定它所涵盖的要素,这就是为什么人文科学——德国人称之为“精神科学”(spirit sciences)——必须总是先于社会科学或物理学这样的定量科学。正如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等人指出的那样,“意义”是科学的,这是因为科学家是心系人类问题的人。

同样,哲学的“精神科学”也适用于商业世界。的确,不仅仅是人文学科中的技术哲学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商业活动。读者可以从易卜生(Henrik Ibsen)或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戏剧中学到资产阶级生活中有意义的范畴——比如一位建筑大师害怕年轻人进入;或者,即使是不成功的推销员也必须受到尊重。读者可以从约翰·弥尔顿而不是弗里德曼那里学到——“ 恶啊,你来做我的善”,这是一个聪明的傻瓜的人生计划,甚至是一个天使般的计划,就像一个贵族、农民或资产阶级的计划一样,如“谁死的时候玩具多,谁就是赢家”。读者可以从语言学或呆伯特[1] 漫画中了解到,管理者宣言的表面修辞可能具有相反的语用含义或言外之意。读者可以从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它本身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而不是定量科学——所钟爱的数学存在定理中学到,在自由市场中可能存在一种溢出效应,它可能证明由仁慈的哲人王所领导的、假设完善的政府进行大规模干预是合理的。这些范畴包括溢出效应(所产生的任何影响?)、合理干预(射杀污染者?)、政府(暴力垄断?)、仁慈(对谁?)和哲学家(不是修辞学家?),其本身就是进行人文主义探究的合适主题。

近,发明了“人类经济学”一词的实验经济学家巴特·威尔逊(Bart Wilson)借用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观点,表示公正感不仅存在于个人的效用功能中,也存在于他们所玩的语言游戏中。1 他是一位深入研究维特根斯坦的经济学家。我本人也开始参考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 1932— )的著作,把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提升到哲学和文学的范畴。2 这样的游戏在科学上是值得的。也就是说,读者要想学习人类意义的范畴,步从科学开始,逐步涉及人类所关心的所有问题,了解由各种各样的哲学家“对世界进行的思考和表

述”,这些哲学家可以从孔子列举到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本书所列的参考著作可以专业并可靠地告诉读者,这些哲学家都说了些什么。(唉,我注意到女性并未出现在其中。哲学家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科姆(Elizabeth

Anscombe),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对道德伦理的研究,也可以为商业伦理提供参考。)3 本书所传达的信息是:阅读好的哲学家,研读他们的著作,探究他们的思想如何在商业社会中发挥作用。

第二步是,尝试在商业社会中理解并践行有效性,这是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正如本书多次提到的,一直到资产阶级时代(包括罗尔斯,甚至阿玛蒂亚·森),哲学家们(尤其是知识精英)很少有人能够避免对社会的反商业化产生偏见。例如,弗雷德·穆勒(Fred Miller)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让偏爱贵族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商业道德有所帮助。他通过一种希腊人称为“埃朗修斯”(elenchus)的柔道招式,一种配得上苏格拉底本人的招式,来完成这项任务。尼古拉斯·卡帕尔迪(Nicholas Capaldi)证明了穆勒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从而将穆勒的功利主义学说从粗俗中拯救出来。此举将商业伦理的研究,置于利益相关者成本和利益相加的功利主义之上。同样的,道格斯·登·尤伊尔(Douglas Den Uyl)认为,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描绘的理想的“商业所承诺的只有适应性和进步性,而不是个人幸福”。例如,在一个穷小子奋斗的过程中,他的性格可能会随之改变。然而,尤伊尔认为,在整体性的商业中,即“一种明显且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斯密发现了美。尤伊尔写道,“斯密可以合理断言,一个人可以对一个商业环境中的许多行为者持批判的态度[同行业的人很少聚在一起],同时通常仍然对商业持积极的态度”,原因是在孟德斯鸠的理论中[见书中亨利·克拉克(Henry Clark)那篇富有特色且条理清晰的文章],商业会让人变得软弱和文明。我自己也会注意到,受到商业的影响,这个穷小子的性格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可能不比小领主变得傲慢、见习修道士对僧侣恶习的态度转变更差。总的来说,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再来看看马丁·施拉克神父(Fr. Martin Schlag)关于科学发展成为深奥哲学的例子。他在一篇较为晦涩的文章中写道,作为一名教会医生,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在罗马天主教中的正统地位,有时会给那些不信教的人提供一个借口,来忽视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施拉克指出,阿奎那不是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他以私有财产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为依据,通过公共利益的方式,为私有财产辩护。通常情况下,阿奎那的思想比他的许多继任者都要清晰。几个世纪后,洛克认为,应通过劳动和土地的混合来证明财产的正当性,这一观点含糊得令人绝望。试问:一年级老师__所做的劳动,是否证明他/ 她有权分享你的财产?这份财产是你创造的吗?

相比之下,商业体系的社会效用显而易见。如果要合理使用土地,就必须有人拥有它,而让矛盾的“公有制”来完成这项工作是行不通的。

施拉克写道,阿奎那和他的老师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克服了此前在传统中占主导地位、对私有财产的消极态度……托马斯关于财产的论点,旨在更好地发挥整体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一个终极目标的问题,正如施拉克所说,现代社会科学家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然而,像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4、穆勒(如卡帕尔迪所指出),以及哈耶克(如卡伦·沃恩所指出)等自由主义者所有的个人主义,实际上确实考虑到了人类繁荣的目标。施拉克把托马斯置于一个中间的位置,“他仍然过于专注于拒绝贪婪,而不愿接受以利润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的内在逻辑和积极后果”。直到今天,许多商科和神学院的学生仍然如此,他们过于专注于拒绝贪婪,以至于看不到贪婪并非商业所特有的。

本书中的作家并非都能摆脱哲学家们的这种反经济偏见。正如托德·布雷弗格(Todd Breyfogle)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我们必须利用这个世界,而不是享受它”——也就是说,利用它来达到真正的和适当的目的,尤其是精神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快乐。然而,奥古斯丁以及教皇弗朗西斯一世(Pope Francis)未能理解的是,在一个道德高尚的商业社会中,财富主要来自为他人服务。错误的做法是只看企业家的资产负债表,询问他/ 她是否将部分利润捐给了救世军(Salvation Army),而没有注意到他/ 她在市场上的损益表中为其他人创造了什么。十三世纪的城市修道士,如圣徒阿尔伯特(Albert)、阿奎那(Aquinas)和弗朗西斯(Francis)等,注意到了这一具有创新性的方面,把商人比作上帝的创新性作品。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就像亨利·克拉克(Henry Clark)提醒我们的那样,在那个时候,“神学家们不得不限制一下他们自己的原则了。于是曾被粗暴的同没有信义连接在一起的贸易……回到了诚实的怀抱”。

运用古代哲学思想的一种方法,是将他们对政治哲学的重视转移到公司治理和经济监管的哲学上来。例如,杜楷廷(David Elstein)和田青(QingTian)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视为管理企业行为的模型,指出在中国古代,一个公民若对一个统治者不满,可能会跳槽到另一个统治者那里。[艾伦·卡汉(Alan Kahan)以同样的方式解释了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思想,认为企业是在一个平等社会中追求目标的一种自愿组织。]然而,杜楷廷和田青认为,儒家思想有时会过分强调个人伦理,而西方政治和经济思想则会过分强调成文法。“儒家的理想是被内在价值驱动的……认为仅靠强制措施是不够的。”儒家强调道德而非强制的律法,这对我而言是个新颖的观点,而且有助于纠正当今经济学中新制度正统学说在伦理学上的不足:“采纳制度——强制规定游戏规则、新的法律、新的宪法——然后开始推动。”

一些经济学家希望将道德规范简化为激励机制。这种策略假定激励会起作用,从而使任何人实际上都没有必要具备道德。与之相对应的错误观点,在近的伦理思想,甚至在商业伦理中都很常见,认为伦理只与谋杀、堕胎或会计学的公然欺诈等重大问题有关,有人可能会说伦理问题只会出现在电视剧中。但是,伦理也关乎日常的善意和一个人作为专业人士的身份,比如尽其所能做好一名会计,或者是一名教授努力说出真相,或者是一名新奥尔良警官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没有放弃这座城市。

蒂莫西·富勒(Timothy Fuller)提醒我们,霍布斯有句名言:“语词之力量太弱,不足以使人履行其信约……只有两种助力足以加强语词的力量:一种是对后果的恐惧……另一种是感到的光荣或骄傲……后者太难寻觅而无法被利用。”霍布斯在这一点上是大错特错的,他把政治哲学引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那就是忽视修辞,只关注利益。

另外,霍布斯还错在认为政府可以轻易地把杠杆运用到利益上。在霍布斯之前的两个世纪,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曾描述了一种名为muhtasib 的组织,穆尼尔·古都斯(Munir Quddus)、萨利姆·拉希德(SalimRashid)称之为“强大的市场监管者”,以“保证人们的行为符合城市的公共利益”。然而,就连罗马人也对这种经济“天职”产生了怀疑,他们问道:

“到底是谁在监督这个监管者?”圣人们需要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所提到的中央计划社会主义,在卡伦·沃恩的文章中并未进行充分的论证。正如马特·茨沃林斯基(Matt Zwolinski)所指出的那样,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所生活的20 世纪60 年代中,在社会工程(我对其记忆犹新,且带着某种好感)的曙光中,人们认为“技术官僚国家”(“technocratic state”)在正义和效率方面可以轻易超越自由市场秩序。简而言之,请读者遵循法律和道德习惯,阅读书中所提及的伦理和政治学家之主张,然后坐下来思考我们的商业生活。

尾注注释

  1. Bart J. Wilson, “Social Preferences Aren’t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3 (2010): 7–82.

  1. Deirdre N. McCloskey, “Max U versus Humanomics: A Critique of Neo-Institutionalism,”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pring 2015): 1–27, doi:10.1017/S1744137415000053;

and Larry Arnhart, “Lockean Liberalism as Symbolic Niche Construction: Locke’s Mixed

Modes and Searle’s Institutional Facts,” Darwinian Conservatism (biog), June 11, 2015, http://

darwinianconservatism.blogspot.com/2015/06/lockean-liberalism-as-symbolic-niche.html2015.

  1. Elizabeth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Philosophy 33 (1958): 1–19; Philippa Foot,

Virtues and Vices and Other Essays in Moral Philoso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and Martha Nussbaum,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 Gerard Casey, Murray Rothbard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42.

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