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联大三校长
2002年年底，梅祖彦告诉我，柳无忌先生在美国去世了。他要我写一篇纪念的文字。2003年年初，我把文章给他。不料《联大校友简讯》发表之后，却得到祖彦去世的消息。回想祖彦一家，和联大关系非常密切。而我又在联大前后八年：前四年在外文系，毕业前去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做了一年翻译，毕业后又考取了清华研究院，还兼了一个学期的半时助教，可以算是和联大同始终的了。回想联大八年，三位常委之中，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
联大三位常委我都见过，位见到的是北大蒋梦麟校长。入联大前，我就读过他翻译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欧战时的演说词。据说孙中山对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很欣赏。我在书中看到他的照片，穿西服，戴眼镜，比较洋气。不料他对联大新生训话时穿的却是长袍，讲话浙江口音很重，内容也和学术无关，只是告诫新生要守校规。所以我觉得有点失望，认为并不比中学校长的水平更高。杨振宁也该听过那次训话，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印象。
第二次见到蒋校长是在昆华农校的足球场上体育课时，听见马约翰教授和一个老师说英语，一看却是蒋校长。马老满头银发，蒋校长却戴着礼帽；马老目光炯炯有神，蒋校长却戴着金边眼镜，微微含笑；马老上身穿深色西服，下身穿浅色灯笼裤，双手握拳，蒋校长却穿着长衫，拿着手杖；马老健壮溢于言表，蒋校长却瘦削而含蓄不露。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蒋校长代表的是北大的传统文化，马老代表的是清华自强不息的精神。
第三次见到蒋校长是在新校舍图书馆前的广场上。那是1939年12月1日上午，刚好是“一二·一”运动前六年。那时国民政府的*长陈立夫来联大，由蒋校长陪同对全体师生讲话。两人都穿长袍马褂，那是当时的礼服；两人说话都是浙江口音。先由蒋校长作简短的介绍，然后陈立夫才致词。记得他讲的是一个和尚化缘修庙的故事，有点像武训乞讨施舍来办义学一样。他用这个故事来说明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也试图用源自孙中山的“唯生论”来解决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讲后两人都回重庆去了。
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我只见过一次。他来昆明时，联大剧团为表示欢迎，在新校舍第二食堂演出话剧。但是食堂没有凳子，只好把图书馆的长凳搬去。不料晚上来图书馆看书的同学没有凳子坐，要去看戏又没有票，于是就去食堂搬凳子，结果扰乱了剧场的秩序。第二天张校长在昆华中学北院操场上讲话，梅校长陪同站在旁边。张校长批评了扰乱秩序的学生，说大家喜欢看戏，他可以请周恩来到联大来演出。周恩来和梅贻琦都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周在南开常演话剧，并且反串女角。因为那时中国话剧还处在莎士比亚时代，女角多由男同学扮演，所以周恩来和曹禺都反串过。到了联大时代，已经男女各就各位，中文系的王年芳演过莫里哀喜剧中装腔作势的才女，外文系的张苏生演过英文剧《锁着的箱子》中救人脱险的主妇，历史系的张定华更演过曹禺《原野》和《黑字二十八》中的女角。张校长提到梅校长时，称他为月涵，说他是南开中学班名，后来又是清华批留美生。
据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天津，北大、清华、南开奉命南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位常委去长沙视察临时大学的校舍。校舍原是兵营，几十个学生住一间，非常拥挤，很难安心学习。蒋校长看了直摇头，说是他不愿让他自己的儿子住这样的房子。张校长却相反，说他倒要他的子女来这里住，因为艰苦的环境才好锻炼坚强的性格。由此可以看出张校长艰苦奋斗的精神。梅校长通情达理，他说：如果条件许可，自然应该住得好些；如果没有条件，那就应该适应环境。
蒋梦麟 梅贻琦 张伯苓
梅校长在联大的时间多。经常看见他穿一套灰色西服或是一件深色长袍，从西仓坡清华办事处经过昆中北院，再走豁口到新校舍来。有时空袭警报响了，他也和同学们一起到新校舍北面的坟山中躲警报。有一次我看见他后面一个跑警报的军人嫌他走得太慢，居然用手把他推开。据说蒋校长在重庆躲警报时也受到过军人的欺侮，蒋校长就拿出随身携带的蒋介石的请帖来，军人赶快赔礼。可见蒋校长更会做官。
蒋介石也请过梅校长吃饭。《梅贻琦日记》1946年6月25日中有记载：“余问：‘主席（指蒋介石）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答：‘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简简单单几句话，却写出了蒋介石的声音笑貌，可见蒋介石在解放战争前夕，对华北局势并无把握。其实梅校长担心的，在1945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已有记载：“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民主自由又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惊！”11月5日又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事过五十多年，现在看来，梅校长当时担忧的学术自由问题已成为中国文化教育的前进方向。当时联大校内师生意见的分歧体现在闻一多先生和中文系学生汪曾祺身上。汪曾祺当时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闻先生对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他写信给闻先生，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并且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闻先生回信说汪曾祺对他“高射”了一通。这“俯冲”和“高射”就代表了联大师生对学术自由的不同看法。
我对梅校长印象深的，是他在新校舍食堂的讲话，记得内容大致是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不是参加政治活动。看来他是支持汪曾祺，不赞成闻一多先生的。但在1941年美国志愿空军来华参加抗日战争，需要英文翻译时，他却号召联大外文系三四年级的男同学参军，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到了1944年，他更号召全校四年级男学生一律参军去做翻译，祖彦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了军；连他的女儿祖彤也随军去做护士。大型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们欢送1944级外文系彭国焘去美国14航空队、经济系熊中煜去史迪威炮兵司令部、电机系孙永明去缅甸孙立人军中当翻译的。我在美国志愿空军机要秘书室做翻译时，梅校长来秘书室了解联大同学工作的情况，告诉我要回校再读一年，才能毕业。这两点对我关系很大：因为进步同学如彭国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国民党时期受到迫害；解放后成了领导干部，“反右”时因为执行校长职权，免了一个干部的职，结果被打成右派。而我只走“白专道路”，虽然受到批斗，却没有戴帽子，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参军后回了联大，如果没回，像一些美军翻译一样去了美国，而美国出版的中国诗词英译本都是自由体的，我有韵的译本也许根本出不来，那反而会成为中国文化的损失了。
1949年，梅校长到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我们几个在巴黎大学的联大校友陪他去参观了卢浮宫、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去歌剧院听了歌剧，在香榭丽舍大道露天咖啡馆喝了咖啡。晚上我们还请梅校长在金龙酒家晚餐。记得梅校长慢吞吞地讲了一个笑话：有些人谈到怕老婆的故事，有一个人说：“怕老婆的坐到右边去，不怕的留在左边。”结果大家都往右坐，只有一个人不动。大家问他怎么不怕老婆？他回答说：“老婆叫我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那时北京已经解放，清华师生几乎全都留校。梅校长这个笑话有没有流露他当时的心情呢？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梅校长了。1949年，巴黎大学清华联大校友欢迎清华梅贻琦校长摄于协和广场，左起1何申（生物），2许渊冲，3梅校长，4林宗基，5吴其昱（外文），6卢浚（教育），7田方增（数学）1949年，巴黎联大校友在香榭丽舍大道露天咖啡座欢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围桌而坐，左起1卢浚，2梅校长，3林宗基，4许渊冲，5何申，6田方增，7吴其昱
至于梅校长的子女，我除了和祖彤、祖彦一样参了军外，参军回校后还和他们的大姐祖彬同上外文系四年级。外文系要演出英文剧《鞋匠的节日》，写一个发国难财的鞋匠当了伦敦市长的故事。彭国焘、金隄、万淮等演鞋匠，我演一个花花公子，爱上了一个鞋匠的未婚妻。鞋匠（由金隄扮演）打仗去了，公子造谣说他已经战死，要和他的未婚妻（由祖彬扮演）结婚。祖彬初不肯答应，说我不如她高；背靠背比了一下，我比她高了一公分。这有我们50年后在北大重逢的照片为证。此外，祖彬的小妹祖芬上过昆明天祥中学，而我是她的英文老师。这样说来，我和梅校长一家可以算是有缘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