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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辛苦寸粒积，倒箧倾囊资女适

——宋朝女性的财产权

古代中国的女性是否有财产权？

我曾将这个问题放到网上，询问网友，结果许多网友都回答：没有。还有人说：“母随子贵，如果有儿子的话，作为母亲才能获得继承家业的名额”；“多年媳妇熬成婆，自然就有财产权”；“当成为武则天、慈禧，才有你说的财产权”。总体而言，大部分回答的网友都认为古代中国女性并没有天然的财产权。

然而，事实上，古代中国女性是有财产权的，包括财产继承权，以及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我们先从宋代说起。

“女合得男之半”

为了可以更生动一点介绍宋代女性的财产权，我们还是来讲述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个案例。巴陵县（今湖南岳阳）有一名未婚女子阿石，许配给廖万英为妻。叔父石居易见侄女父母双亡，没什么嫁妆，便划拨了一块田地送给她，并托侄儿石辉（即阿石的兄长）出售，换钱为阿石添置嫁妆。谁知石辉是个无赖，之前因为胡作非为，欠了一屁股债，居然将卖田所得的400 余贯钱挪用来还债。

阿石的未婚夫廖万英得知消息，上门向妻舅石辉索取陪嫁田。石辉耍赖，廖万英便将他告上了法庭。法官认为，“女弟婚嫁，托孤寄命，非石辉之责，谁之责哉？既无毫发之助，反以乃叔助嫁之田，卖田归己，是诚何心哉？”1 先将石辉“决竹箄二十”，以示薄惩。

同时，法官也教诫廖万英：娶妻论财，非君子所宜为。大丈夫磊磊落落，怎么可以盯着妻子的一点奁产？如今你“纵使得膏腴沃壤以自丰”，亦已“尽失亲戚辑睦之义”，可谓得不偿失，“更请思之”。

不过，法官尽管在道义上批评了廖万英，但在法律上，还是承认阿石的嫁资“即廖万英杌上肉”，廖万英当然有权利要求石辉归还妻子的陪嫁田。因此，法官后的判决支持了廖万英的诉求，判石辉卖田的交易为无效交易，勒令石辉“赎回田产，付廖万英”。

从这个判例，我们可以知道，宋代的在室女（未婚女子）通常都是以“办嫁资”的名目获得一部分财产，叫“奁产”，因为一般来说，在室女终将出嫁，她的财产也将作为嫁妆带至夫家。给予在室女一份奁产，是宋朝法律规定的分家析产原则：“已嫁承分无明条，未嫁均给有定法。诸分财产，未娶者与聘财，姑、姊、妹在室及归宗者给嫁资。”2 换言之，在分家析产时，获得一份奁产，是在室女的法定权利。

司马光的《家范》提到一个例子：某士大夫，“家甚富而尤吝啬，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纳，锁而封之。昼而佩钥于身，夜则置钥于枕下”，堪比巴尔扎克笔下的吝啬鬼葛朗台。一日此人病危昏迷，儿子趁机偷了他的钥匙，打开密室，将父亲所藏财物一抢而光。老头子醒来，摸不着枕头下的钥匙，顿时被气死，而不肖子孙们也不哭，只顾着将哄抢到的家产隐匿起来，却因为分产不均，几兄弟打起了官司，在室的姐妹也“蒙首执牒，自讦于府庭，以争嫁资”。

司马光讲这件事，是将它当“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的反面教材告诫后人，不过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女孩子敢跑上法庭要求分奁产，说明至少有一部分宋朝女性已自觉地认识到，继承父产是她们应得的权利。

那么在室女可以分得的奁产到底有多少呢？北宋时，财产继承法承唐制，“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女性得到的奁产，只有男性聘财的一半。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小瞧宋朝小娘子的奁产，以为它只是一份可以挑着走的嫁妆。实际上，宋代厚嫁之风极盛，陪嫁的奁产不仅有“首饰、金银、珠翠、宝器”等财物，还包括“随嫁田土、屋业、田园”等不动产。 宋理宗朝时，一位郑姓大户送给女儿的奁产是“奁租五百亩，奁具一十万贯，缔姻五千贯”；又有一个叫虞艾的县丞之子，“娶陈氏，得妻家摽拨田一百二十种，与之随嫁”。即便是贫穷之家，也要铢累寸积，为女儿留点嫁资，恰如一首宋人范端臣的诗作《新嫁别》所形容：“十年辛苦寸粒积，倒箧倾囊资女适。”

到了南宋时期，女性的法定财产继承权又得到扩展，而不仅仅是获得一份嫁资。据南宋的几份判词，“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以他郡均分之例处之，二女与养子各合受其半”，可知此时，至少在一部分地区，父母双亡后，女儿能继承的遗产份额是儿子的二分之一。

 “女合得男之半”的遗产继承原则，只适用于在室女与兄弟共同继承父财的情况。如果户主生前没有生育（或抱养）儿子，只有女儿，宋人称之为“户绝”，因为按传统的礼俗，只有男丁才能继承香火、祭祀祖宗，没有男丁，即意味着绝了香火。这是古人的观念。根据宋朝的“户绝继承法”，“诸户绝财产，尽给在堂诸女”。也就是说，在室女如果没有兄弟，将可继承父母的全部遗产。

不过，如果在室女有出嫁或归宗（指出嫁后因离婚或丧夫而回归娘家）的姐妹，这些姐妹也可以分享遗产。法律规定的遗产分配准则非常细致，在室女、归宗女、出嫁女所得份额各不相同，我们后面会制成一个表格，这里只记住一个总的原则就行了：在室女继承的遗产份额多于归宗女，归宗女继承的遗产份额又多于出嫁女。如此递减是合理的，因为出嫁女与归宗女之前已经得到一份奁产，她们可继承的遗产份额理应少于在室女；而出嫁女有夫家赡养，她从娘家继承的遗产份额也理应少于归宗女。姐妹们有时候还会遇到其他与她们竞争继承遗产的人——按照宋人惯例，户绝之家往往会以继嗣的方式接续香火，“使祖宗之享祀不忒”，继嗣之人也有权利获得一部分遗产。

继嗣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夫亡妻在，由妻子选立继子，这叫“立继”；另一种是夫妻均亡，由近亲尊长选命继嗣之人，这叫“命继”。根据“户绝继承法”，立继子享有与亲生子同等的遗产继承权利，按“女合得男之半”的原则分配遗产；命继子的继承份额则依情况而定：

如果只有在室女与命继子分割遗产，在室女得四分之三，命继子得四分之一；只有归宗女与命继子，归宗女继承二分之一，命继子继承四分之一，另四分之一入官；同时有在室女、归宗女与命继子，则命继子得五分之一，女儿共得五分之四，这五分之四的财产中，在室女得三分之二；只有出嫁女与命继子，则出嫁女继承三分之一，命继子继承三分之一，余下三分之一入官。

除了在室女、出嫁女与归宗女，其他身份的女性有时候也能从娘家继承到一部分财产，如按《宋刑统》所载沿袭自唐朝的户令，民户分家析产之时，“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按天圣年间编订的《户绝条贯》，在户绝情况下，如果被继承人没有女儿、孙女，被继承人之姑、姐妹与侄女也可以继承到总共三分之一的财产：“今后户绝之家，如无在室女、有出嫁女者，将资财、庄宅、物色除殡葬营斋外，三分与一分；如无出嫁女，即给与出嫁亲姑、姊、妹、侄一分。”

女性分得的财产，包括不动产，是受宋代法律保护的。因此在前面的案例中，廖万英才能够胜诉。按绍兴年间的一项立法，“田宅与女折充嫁资，并估价赴官投契纳税。其嫁资田产于契内分明声说，候人户赍到税钱，即日印契置历，当官给付契书”。家长将一部分不动产分给女儿作为奁产之后，需要赴官办理公证手续，并交纳契税，然后由官方发给新契书，契书内注明了嫁资田产。

这样，不但政府可以收到税钱，民间也可避免产权争端，“若不估价立契，虽可幸免一时税钱，而适所以启亲族兄弟日后诉讼”。奁产公证的立法，以及廖万英诉石辉案的判决，均显示宋朝女性的奁产是独立于娘家财产之外的，亲族兄弟不可以侵占。等到在室女成亲，奁产便以嫁妆的形式带至夫家，“妻家并不得追理”。

“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

按宋人婚俗，男女在议定婚姻之时，男方要给女方送“定帖”，帖中写明“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甲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如果是入赘，则列明所带入女家的财产名单，“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帖子内”；女方也要给男方回“定帖”，除了说明“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还要“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奁产。

这个“定帖”具有“婚前财产证明”的效力，可以用来证明哪些财产是新娘子带来的奁产。区分是否为奁产，从法律上来讲，很重要。因为宋朝法律规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意思是说，兄弟分家，妻子带来的奁产属于小两口的私产，并不是大家庭的公产，不需要拿出来分割。我们来看南宋的一起民事诉讼案——

有一户人家，户主叫陈圭，起诉儿子陈仲龙与儿媳蔡氏将陈家田产盗卖给了蔡仁。经法官查证，事实是陈仲龙用妻子蔡氏的奁产购置了田产，然后典给蔡仁耕种。法官认为，“在法：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又法：妇人财产，并同夫为主。今陈仲龙自典其妻装奁田，乃是正行交关”，不存在盗卖的行为。不过，法官又查实，蔡仁乃蔡氏之弟，瓜田李下，形迹可疑，如今陈圭既然有词，蔡仁于理不宜久占奁田，且蔡仁在法庭上也表示愿意将田业退还给姐姐。因此，法官作出裁决：蔡仁退典，“若是陈圭愿备钱还蔡氏，而业当归众，在将来兄弟分析数内；如陈圭不出赎钱，则业归蔡氏，自依随嫁田法矣”。亦即裁定争议田产的所有权归蔡氏，陈圭若想取得产权，必须备赎钱给儿媳蔡氏。

由于法律将奁产列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有一些存了私心的人，便利用这一立法，“作妻名置产”，将家庭的一部分公共财产登记成妻子的奁产，这样，将来兄弟分家的时候，便能多占财产。按宋人袁采的说法，这种情况“多矣”。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宋朝女性的奁产在取得之后，便不容亲族兄弟侵占；成婚之后，即便是奁产的赋予人——娘家父母也无权追回；夫家的其他成员（包括丈夫的父亲）也不可染指。

那么丈夫本人呢？依宋朝法律，“诸妇人随嫁资及承户绝财产，并同夫为主”；“女适人，以奁钱置产，仍以夫为户”。看起来似乎妻子的奁产归丈夫所有，或者说，是丈夫占主导权的夫妻共同财产。事实是不是这样呢？通过考察宋代的事例，我们相信，“同夫为主”“以夫为户”的规定，乃是因为按当时的户口—赋税制度，一户只能立一个户主，户主只能登记为丈夫之名（孀妇方可立为女户），并不意味着丈夫取得了对妻子奁产的支配权。

我们来看一个事例：南宋末婺州的楼约与妻子王氏，生育有女儿楼妙清。“王氏爱妙清甚，乃于湖塘上造屋一十七间，别置薪山若干亩，蔬畦若干亩，腴田若干亩，召妙清夫妇，谓曰：‘此皆吾捐嫁赀所营，毫发不以烦楼氏，今悉畀尔主之，尔其慎哉。’”

其后楼妙清年老，又将继承自母亲的产业全部送给外孙王野仙：“吾二人（指楼妙清与丈夫）耄矣，不幸无子，今甥野仙，文而有守，又妻吾侄之女，此而非亲，将谁亲乎？吾母氏所畀之业，宜具授之。”在这个例子，不管是王氏，还是楼妙清，她们对自己的奁产，都具有完全的支配权，丈夫对此也没有表示异议。

另一个案例则显示妻子对奁产的支配权受法律保护：南宋有一个叫江滨臾的读书人，为休掉妻子虞氏，先是诬告妻子与人通奸，又检控虞氏“曾令妾搬去房奁器皿”，是盗窃江家财物。换言之，“虞氏盗与奸俱有”，按古礼，“淫佚”与“盗窃”都是“七出”的要件。但法官审理发现，虞氏所搬走的均是她的奁产，不构成盗窃。后法官作出裁决：“江滨臾撰造事端，以鸟兽之行诬其妻，虞氏亦人尔，尚何面目复归其家？虞士海（虞氏之父兄，替虞氏到庭应诉）既称情义有亏，不愿复合，官司难以强之，合与听离。虞士海先放，江滨臾勘杖八十。”法官惩罚了诬告的江滨臾，并承认其妻拥有对奁产的支配权。

女性对奁产的支配权还体现为，如果改嫁，她可以将带来的奁产随身带走。改嫁分两种情况，一是离婚改嫁，一是夫亡改嫁。

先来看种情况。南宋有一名姓周的民妇，初嫁曾氏，并生子曾岩叟；再嫁赵副将；于开禧二年（1206）三嫁京宣义，但成婚未及一年，周氏就因为京宣义宠溺嬖妾，离开京家，投奔儿子曾岩叟。四年后，周氏去世，留下一笔奁产。京宣义贪图这笔奁产，便诉官要求周氏归葬。但这一诉求被法官驳回：“在法：夫出外三年不归者，其妻听改嫁”，京宣义弃妻于曾家数年，婚姻已宣告失效，自是没有权利“取妻归葬”，更没有权利继承周氏的遗产。周氏之丧“听从曾岩叟安葬”，京宣义“不得更有词诉”。

你看，周氏数次离婚、改嫁，却一直保有自己的奁产。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大约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一名叫吴汝求的年轻人，跑到法院控告继母王氏侵吞了他父亲的财产。原来，这吴汝求的父亲叫吴和中，是一位贡士，家道也算殷实，只是结发妻子早逝，留下一子，即吴汝求。在儿子七岁时，吴和中娶了王氏为继室。老夫少妻，吴和中自然对王氏很是疼惜，并依着她的主意，购置了不少田产、房产，都以王氏奁产的名义立契。

嘉定九年（1216）九月，吴和中去世，未久王氏便带着“自随田二十三种、以妆奁置到田四十七种”，改嫁他人。此时吴汝求已长大成人，却是一个“狂荡弗检”之徒，不消几年，便将父亲留给他的财产挥霍殆尽，房产都卖光了，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

吴汝求这才想起，继母王氏在父亲生前，多次教唆父亲以她的名义购置物业，父亲一死，她又很快将名下的财产全部带走，这分明是蓄谋已久要侵夺吴家的家产。因此，吴汝求将继母王氏告上了法庭。

受理此案的法官认为，尽管吴汝求自陈“王氏所置四十七种之田，系其故夫己财置到”，但打官司讲的是证据，“官凭文书，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尚复何说”？法官只能裁定这些财产归王氏合法拥有。这是对法律与契约的尊重。同时，考虑到吴汝求“一身无归，亦为可念”，“请王氏以前夫为念，将所置到刘县尉屋子业与吴汝求居住，仍仰吴汝求不得典卖。庶几夫妇、子母之间不至断绝，生者既得相安，死者亦有以自慰于地下矣”。

法官请求王氏，将吴和中生前给她购置的其中一份物业给予吴汝求居住，但所有权仍归王氏，吴汝求不得典卖物业。如此，王氏的财产权依法得到保护，而母子的情份也得以兼顾。

丈夫去世、妻子携产改嫁的事情，在宋代是很常见的，因为宋人自己说，“膏粱士俗之家，夫始属纩，已欲括奁结橐、求他耦而适者，多矣”。前面我们提到宋代有不少人“作妻名置产”，袁采告诫家人：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这世上，“有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以自随者，亦多矣”1。袁采的忠告，其实正好反映了宋代女性改嫁之时有权带走奁产的普遍性事实。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孀妇带走奁产的权利才会受到限制，那就是在儿女年幼需要抚养的情况下。孀妇若未生育，那么她带着奁产改嫁，或者将奁产带回娘家，都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孀妇守志不改嫁呢？根据法律规定，她将是丈夫全部财产的顺位继承人：“在法：诸分财产，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寡妻守志而无男者，承夫分。妻得承夫分财产，妻之财产也。”

当然，妻子继承之夫财，终还将传给子女，但她作为母亲，在分户析产之前，哪怕儿子已成人，具备完全之民事行为能力，寡母仍然保留着对处分家庭财产的知情同意权：“交易田宅，自有正条，母在，则合令其母为契首”；“若欲典卖田宅，合从其母立契”。

对女性财产权的历史考察

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放入历史长河中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宋代政府关于财产继承的立法之详，可谓历朝之冠；宋朝女性的财产权，亦可谓受保障。

先秦时，在严格的宗法制度下，女性并无财产权；汉朝时，女性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继承财产，因为按国家立法，“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毋耳孙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户主的继承顺位是：儿子—父母—寡妻—女儿—孙子—耳孙—祖父母—同产子（兄弟之子），身份为母亲的女性属于第二顺位继承人，身份为妻子的女性属于第三顺位继承人，在顺位继承人缺位的情况下，她们可以通过取得户主地位的方式继承到财产处分权。

唐代，国家开始在法律上明确女儿的财产继承权（以办嫁妆的名义）：“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在户绝情况下，父母的遗产除用于“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确认女儿有权利继承户绝财产。

宋朝在唐朝的文明基础上，将财产继承立法发展到历代为繁密的程度，特别是关于户绝财产的分配，宋人自己说，“窃惟户绝之法，朝廷行之为周密”。不同身份的继承人（如在室女、归宗女、出嫁女、立继子、命继子），在不同条件下（如户绝与非户绝、立继与命继）各自的法定继承份额为几何，法律都作出了详细的规范，因此，法官仲裁民间发生的财产继承权纠纷时，基本上都有法可依。

在法律繁密化的过程中，宋朝女性的法定财产继承权也发展至历朝水平——虽然宋代还是男权社会，财产权还谈不上男女平权，但不管与之前的汉唐时期相比，还是与之后的元明清时期相比，宋朝的女性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大的财产继承份额，并且保有这份财产。现在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宋朝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制成表格如下：

宋代女性财产权一览表

到了明朝，立法者对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似乎缺乏关注的热情，以致法律上的相关规定非常之简单，我们只能从《大明令·户令》找到一个条款：“凡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者，所生亲女承分。

无女者，入官。”《大清律例·户律》基本沿袭这一立法：“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法律也不再区别在室、归宗、出嫁、立继、命继等不同情况。我们认为，首先，这是民事立法萎缩的表现。

其次，这还体现了女性财产权的萎缩。因为根据这一立法，明清时期的女性，只有在户绝且没有继嗣者的条件下，才可以继承到父母的财产；非户绝的遗产，女性没有法定的继承权。虽然明清女性在出嫁时通常可以分到一份奁产，但这只是民间习惯，而非国家立法。一些司法判例也显示，明清女性获得奁产的权利也得到法官的同情与支持，但法官的依据是情理，而非法律。未能在法律上确认的财产权，终究是不稳定的。

即便是户绝财产，女儿得以继承的机会也是不可高估的，因为明代又推行强制性的继嗣制，《大明令·户令》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继嗣成为一项义务，而且孀妇不再具有挑选继嗣者的法定权利（要知道，在唐宋时期，继嗣不具强制性，而是孀妇的权利，她可以立继，可以不立继，也可以挑选继子），而一旦有了继嗣之人，被继承人的女儿在法律上便自动丧失了继承遗产的权利。如此立法，简直就是自相矛盾：（1）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女儿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2）一户家庭如果没有男性继承人，必须由族人选择一名继子作为继承人。

而且，孀妇如果改嫁，还将失去对自己奁产的所有权——这一权利变更是从元代大德七年（1303）开始的，当时中书省江浙行省提了一个立法建议：“今后应嫁妇人，不问生前离异，夫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元随嫁妆奁财产，并听前夫之家为主。”

元廷采纳了建议，只是补充了一句：“无故出妻，不拘此例”，即被丈夫无故休掉的妻子，还是可以带走她的奁产。明清延续了元朝的立法，《大明令·户令》与《大清律例·户律》均规定，“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同时，“无故出妻，不拘此例”的附注被删掉，意味着女性处分奁产的权利被进一步削弱。

不过，在民间，孀妇改嫁可带走奁产仍然得到习惯法的承认，直到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还发现，在一些地方，“为人妻者，对于私有财产有单独处分之权”。但显然，这仅仅是地方性的民间习惯。在另一些地方，未必就如此。

从女性财产权的角度来看历史，不得不承认，从唐宋到明清，是历史的一大退步。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说明清女性没有财产权，毕竟按照民间习惯，女性通常都可以分得一份奁产，且在实际上保留着对奁产的处分权。而明清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国家治理能力退化，社会的运转更多地依赖民间习惯。

后我想提一下，不要以简单的思维想象我们的历史与传统，也不要以明清时期的退步推论传统中国的文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