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
章
2001年12月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 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汗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汗，还有我过去那些未曾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金门公园北边的斯普瑞柯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中漂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飘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 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为你，千千万万遍。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
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坐下，想着拉辛汗在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忆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 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第二章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照进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
在那高高的枝丫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桑葚干和胡桃。我们换着玩那破镜子，边吃桑葚干，边用它们扔对方，忽而吃吃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浑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在不同光线下会显现出金色、绿色，甚至是宝石蓝。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来像是一团后来才加上去的附属物。
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
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家那独眼 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弹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
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将镜子拿走，并告诉我们，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它们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射狗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
那条通向两扇锻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白杨。车道延伸进敞开的双扉，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砖路的左边是房子，尽头则是后院。
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巴克·汗区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全喀布尔美观的建筑。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新兴城区，入口通道甚为宽广，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爸爸亲手在伊斯法罕［1］选购了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铺满四个浴室的地面，还从加尔各答［2］买来金丝织成的挂毯，用于装饰墙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
楼上是我的卧房，还有爸爸的书房，它也被称为“吸烟室”，总是弥漫着烟草和肉桂的气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书房的黑色皮椅上。他们填满烟管——爸爸总说是“喂饱烟管”，高谈阔论，总不离三个话题：政治，生意，足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但爸爸会堵在门口。“走开，现在就走开，” 他会说，“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他会关上门，留下我独自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我坐在门口，膝盖抵着胸膛。我坐上一个钟头，有时两个钟头，听着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谈话声。
楼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摆着专门定做的橱柜。里面陈列着镶框的家庭照片：有张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父和纳迪尔国王［1］在1931年的合影，两年后国王遇刺。他们穿着及膝的长靴，肩膀上扛着来复枪，站在一头死鹿前。有张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着黑色的套装，朝气蓬勃，脸带微笑的妈妈穿着白色衣服，宛如公主。还有一张照片，爸爸和他好的朋友和生意伙伴拉辛汗站在我们的房子外面，两人都没笑，我在照片中还是婴孩，爸爸抱着我，看上去疲倦而严厉。我在爸爸怀里，手里却抓着拉辛汗的小指头。
凹壁可通往餐厅，餐厅正中摆着红木餐桌，坐下三十人绰绰有余。
由于爸爸热情好客，确实几乎每隔一周就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用餐。
餐厅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炉，每到冬天总有橙色的火焰在里面跳动。
拉开那扇玻璃大滑门，便可走上半圆形的露台；下面是占地两英亩的后院和成排的樱桃树。爸爸和阿里在东边的围墙下辟了个小菜园，种着西红柿、薄荷和胡椒，还有一排从未结实的玉米。哈桑和我总是叫它“病玉米之墙”。
花园的南边种着枇杷树，树荫之下便是仆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简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父亲住在里面。
在我母亲因为生我死于难产之后一年，也即1964 年冬天，哈桑诞生在那个小小的窝棚里面。
……
《群山回唱》
太阳眼看就要落山了。阿卜杜拉还能分辨出老磨坊，它光秃秃的，灰灰的，在村里一堵堵泥墙的映衬下，隐约可见。只要从山上吹来凛冽的狂风，房梁便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呻吟。夏天的时候，多半是青鹭在磨坊安家，现在冬天一来，青鹭便飞走了，换了乌鸦进驻。每天早晨，阿卜杜拉都会在它们的大声抱怨和嘶哑的聒噪中醒来。
他看到了什么东西，躺在右边的地上。他走过去，蹲下。
一片羽毛。小小的。黄色的。
他摘掉一只手套，拾起这片羽毛。
今晚有个聚会，他和父亲，还有他同父异母的小弟弟伊克巴尔要去参加。巴依吐拉刚生了男孩。有卖艺的穆特里卜要来给男人们唱歌，还有人打手鼓。晚会上有茶，有热乎乎的、新出炉的烤馕，有土豆汤。
之后，谢基卜毛拉要把手指蘸到糖水碗里，再让婴儿吸他指头。他会拿出亮闪闪的黑石头，双面剃刀，掀起婴儿肚子上的盖布。寻常的仪式。沙德巴格的生活总要继续。
阿卜杜拉把手里这片羽毛翻过来。
不许哭鼻子。父亲说过，不许哭。我受不了。
真没人哭过。村里没有一个人问起过帕丽，甚至没人提起过她的名字。阿卜杜拉觉得吃惊，她竟然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得如此干干净净。
只有在舒贾身上，阿卜杜拉能看到自己的悲伤。那条狗每天都出现在家门口。帕尔瓦娜用石头丢他，父亲提着棍子吓他，可他总是去而复返。每天夜里都听到他在悲悲切切地呜咽，每天早晨都看到他卧在门口，两只前爪垫在嘴巴下面，一对忧郁的、无辜的眼睛眨巴着，仰望着要揍他的人。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礼拜，直到有天早晨，阿卜杜拉看见他耷拉着脑袋，一瘸一拐地往山那边去了。沙德巴格再也没人见过他。
阿卜杜拉把这片黄色的羽毛放进衣袋，走向磨坊。
有时候，他会冷不丁地瞅见父亲脸上灰云密布，陷入难以言传的感情阴影。如今，父亲看上去萎靡不振，好像失去了支柱。他不是懒洋洋歪斜在屋中，便是坐在新买的大铁炉前烤火，把小伊克巴尔放在腿上，失神地呆望着火苗。他的声音也变得疲惫不堪，与阿卜杜拉记忆中的判若两人，说出的每个字都好像秤砣一样。他往往神情幽闭，长久地沉默无语。他再也不讲故事了，自打他和阿卜杜拉从喀布尔回来，就一个故事也没讲过。阿卜杜拉觉得，父亲大概把自己的灵感也一并卖给了瓦赫达提夫妇。
没了。
消失了。
什么都没留下。
一切都归于无言。
只听到帕尔瓦娜的这些话：只能靠她了。我很抱歉，阿卜杜拉。
非她不可。
砍下一根指头，才能把手保住。
在磨坊后面，在风化中的石塔下，他跪到地上，脱掉手套，刨着地里的土。他想到她浓浓的眉毛，大大的脑门儿，豁牙的笑。他耳边总听到她清脆的笑声，一如从前，在家里滚滚而过。他想起从巴扎回来后爆发的那场厮打。帕丽惊恐着，尖叫着。纳比舅舅赶快把她拉走。
阿卜杜拉刨着土，直到指头碰到金属。他探手向下，从坑里挖出那个铁皮茶叶盒，拂去盖子上冰冷的土。
近他想了好多，想父亲在去喀布尔之前给他们讲的那个故事，老农夫巴巴 · 阿尤布和魔王。阿卜杜拉发现自己就站在帕丽曾经待过的地方，而她的离去好像一股无形的烟尘，从他脚下的土里升起，让他的腿弯折，让他的心坍缩，他渴望着喝一大口魔王送给巴巴 · 阿尤布的魔药，好让自己也能忘记。
可是什么都忘不掉。帕丽总是不请自来，徘徊不去，不管阿卜杜拉到哪儿，都能看见她在一旁侧立。她就像他衣服上黏附的尘土。她就待在那一个又一个的沉默里，那是如今家中习以为常的沉默，言语之间忽然喷涌的沉默，有时冰冷而空洞，有时潜伏着什么，却终究归于无言，像一片乌云，带着雨，却永远不会飘落。在有些夜晚，他会梦见自己又一次置身荒漠，一个人，四下都是山，只有一点点细小的微光在远处闪烁，明明灭灭，如同一句暗语。
他打开茶叶盒。它们全在里面。帕丽的羽毛，公鸡毛、鸭毛、鸽子毛；那支孔雀翎也在。他把黄羽毛丢进盒中。总有一天，他想。
他希望。
像舒贾一样，他在沙德巴格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现在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这里已无可留恋。这里已不再有他的家。他会等到冬天过去，等到融雪的春天到来。他将在某个早晨，在黎明前起身，迈出家门。
他将选准一个方向上路。双脚能带他走多远，他就走多远，远远地离开沙德巴格。如果有一天，他在旷野中跋涉太久，被绝望俘获，那么他将止步于半途，就此瞑目。他将想起帕丽在沙漠中发现的那片隼羽。
他将想像着羽毛从飞鸟身上松脱，在云中，在人间千尺之上，在暴烈的气流中劲舞，激旋，被怒号的狂风裹挟，推送，飞越千里荒漠，百座高山，战胜一切险阻，后万无一失，飘落于巨石脚下，并必将被妹妹发现。他将流连于这样的想像，它带来的不只初时的惊喜，还有继之而生的希望，希望这一切能够成真。不过他也更清醒地知道，他要鼓足勇气，睁大双眼，迈步向前。
……
《灿烂千阳》
章
五岁那年，玛丽雅姆次听到“哈拉米”这个词。
那天是星期四。肯定是的，因为玛丽雅姆记得那天她坐立不安、心不在焉；她只有在星期四才会这样，星期四是扎里勒到泥屋来看望她的日子。等到终于见到扎里勒的时候，玛丽雅姆将会挥舞着手臂，跑过空地上那片齐膝高的杂草；而这一刻到来之前，为了消磨时间，她爬上一张椅子，搬下她母亲的中国茶具。玛丽雅姆的母亲叫娜娜，娜娜的母亲在她两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只给她留下这么一套茶具。这套瓷器的颜色蓝白相间，每一件都让娜娜视若珍宝，她珍爱茶壶嘴美观的曲线，喜欢那手工绘制的云雀和菊花，还有糖碗上那条用来辟邪的神龙。
从玛丽雅姆手中掉落、在泥屋的木地板上摔得粉碎的，正是后这件瓷器。
看到糖碗，娜娜满脸涨得通红，上唇不停地抖动，那双一只暗淡、一只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眨也不眨地瞪着玛丽雅姆。娜娜看上去十分生气，玛丽雅姆害怕妖怪会再次进入她母亲的身体。但妖怪没有来，这次没有。娜娜抓住玛丽雅姆的手腕，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得到的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
当时玛丽雅姆没有听懂。她不知道“哈拉米”——私生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还小，不能理解它所包含的歧视，也并不明白可耻的是生下了哈拉米的那些人，而非哈拉米，他们惟一的罪行不过是诞生在这个人世。但由于娜娜说出这个词的口气，玛丽雅姆确实猜想到哈拉米是一种丑陋的、可恶的东西，就像虫子，就像娜娜总是咒骂着将它们扫出泥屋的、慌慌张张的蟑螂。
后来，玛丽雅姆长大了一些，总算明白了。娜娜说出这个词语的口气已经让玛丽雅姆觉得它特别伤人——更何况她还边说边吐口水。那时她才明白娜娜的意思；才懂得哈拉米是一种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才知道她，玛丽雅姆，是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人，永远不能合法地享受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诸如爱情、亲人、家庭、认可，等等。
扎里勒从来没这样叫过玛丽雅姆。扎里勒说她是他的蓓蕾。他喜欢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喜欢讲故事给她听，喜欢告诉玛丽雅姆说赫拉特，也就是玛丽雅姆1959年出生的那座城市，一度是波斯文化的摇篮，也曾经是众多作家、画家和苏非主义者的家园。
“你要伸出一条腿，准能踢到一个诗人的屁股。”他哈哈大笑说。
扎里勒跟她讲加瓦尔？沙德皇后的故事，他说15世纪的时候，她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尖塔，当做是献给赫拉特的颂诗。他向她描绘赫拉特绿油油的麦田和果园，还有那藤蔓上结满果实的葡萄，城里带圆形拱顶的拥挤市场。
“那儿有一棵开心果树，”有一天扎里勒说，“在树下面，亲爱的玛丽雅姆，埋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诗人雅米。”他身体前倾，低声说：“雅米生活在五百年前。真的。我带你去过那儿，去那棵树。那时你还很小。你不记得了。”
这是真的。玛丽雅姆不记得了。虽然她在一个步行便可以到达赫拉特的地方度过了生命中的十五个年头，玛丽雅姆将不会见到故事中的这棵树。她将不会走近参观那些著名的尖塔；她也将不会在赫拉特的果园拾果子或者在它的麦田里散步。但每逢扎里勒说起这些，玛丽雅姆总是听得很入迷。她会羡慕扎里勒的见多识广。她会为有一个知道这些事情的父亲而骄傲得直颤抖。
“说得跟真的一样，”扎里勒走后，娜娜说，“有钱人总喜欢说谎。他从来没带你去过什么树下面。别中了他的*魂药。他背叛了我们，你深爱着的父亲。他把我们赶出家门。他把我们赶出他那座豪华的大房子，好像我们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而且他这么做还很高兴呢。”
玛丽雅姆会毕恭毕敬地听着这些话。她从来不敢对娜娜说自己有多么厌恶她这样谈论扎里勒。实际上，在扎里勒身边，玛丽雅姆根本不觉得自己像个哈拉米。每个星期四总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当扎里勒带着微笑、礼物和亲昵来看望她的时候，玛丽雅姆会感到自己也能拥有生活所能给予的美好与慷慨。因为这个，玛丽雅姆爱扎里勒。即使她只能得到他的一部分。
扎里勒有三个妻子和九个子女，九个合法的子女，对玛丽雅姆来说，他们全都是陌生人。他是赫拉特屈指可数的富人。他拥有一家电影院，玛丽雅姆从未见过，但在她的恳求下，扎里勒曾经向她描绘过它的形状，所以她知道电影院的正面是蓝色和棕色相间的陶土砖，还知道它有一些包厢座位和格子状的天花板。推开两扇摇摇摆摆的门，里面是贴着地砖的大厅，大厅里面有些玻璃橱柜，展示着各种印度电影的海报。有一天扎里勒说，每逢星期二，儿童观众可以在零食部得到免费的冰淇淋。
他说到这句话时，娜娜忍住笑容。等到他离开泥屋，她说：“陌生人的孩子得到了冰淇淋。你得到了什么呀，玛丽雅姆？你得到的是冰淇淋的故事。”然后她神经兮兮地笑起来。
除了电影院之外，扎里勒在卡洛克有地产，在法拉有地产，有三家地毯商店，一家服装店，还有一辆1956年出厂的黑色别克路王轿车。他是赫拉特人脉广的人之一，是市长和州长的朋友。他有一个厨师，一个司机，家里还有三个佣人。
在她的肚子开始鼓起来之前，娜娜曾经是他的佣人。
当那件事发生之后，娜娜说，扎里勒的家人全都张大了口，把赫拉特的空气一吸而光。他的姻亲发誓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几个妻子命令他将她扔出去。娜娜自己的父亲生活在附近的古尔德曼村，是个地位低微的石匠。他觉得面目无光，和娜娜断绝了关系，打点行李，踏上一辆前往伊朗的客车。自那以后，娜娜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有时候，”一天清早，娜娜在泥屋外面喂鸡，她说，“我希望我的父亲有胆量把他的刀子磨利，去做他该做的事情。那样对我来说可能更好一些。”她又将一把草籽撒在鸡群中，沉默了一会，看着玛丽雅姆。“也许对你来说也更好。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因为知道你是什么人而苦恼了。但他是个懦夫，我的父亲。他没有勇气做那件事。”
扎里勒也没有勇气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娜娜说。他没有挺身反抗他的家人、妻子和姻亲，没有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而是关起门来，为了挽回面子，匆匆和家人达成了一项交易。第二天，他让她从佣人住的房间，她一直住的地方，收拾起她仅有的几件东西，然后把她送走了。
“你知道他为了开脱自己，对他那些老婆怎么说吗？他说是我勾引他。他说过错全在我。你明白吗？在这个世界，做女人就是这样的。”
娜娜放下喂鸡的碗。她用一根指头抬起玛丽雅姆的下巴。
“看着我，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躲躲闪闪地看着她。
娜娜说：“现在我教你一句话，你好好记住，我的女儿：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玛丽雅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