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我次思考政治是什么时候了，至于这些初的政治思想是不是被青少年时代高尚的情怀影响，有没有被现实或幻想的个人不公正遭遇左右，甚至是否有可能只是出于一个笨拙的青少年渴望被关注，我就更加记不清了。我想大多数人都可能被这些因素影响到，至少我自己确实是这样的。政治就是崇高的目标和低级的虚荣心的混合物，有时卓越非凡，有时丑陋不堪，它就这样贯穿我的一生，也可以说，这样贯穿大部分的人类历史。
我在一个和政治完全绝缘的家庭中长大。我的意思是说，我家基本不讨论政治，即使有，也非常少。想想我的后半生，这颇有讽刺意味。
我父亲名叫伯特（Bert），这是一个坚定而朴素的名字，让人想起他出生的那个朴实无华的年代。在他出生前不到一个星期，次世界大战—— 这个号称“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的各参与国刚刚签署了休战协定。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西南部的麦田质地坚硬，地面干裂，他在这 里长大，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时代。在童年留下的几张发黄照片中，伯特和他的弟弟戈登（Gordon）、莱恩（Len）以及罗伊（Roy）几乎都是眼神空洞，面无表情，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们是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丛林里的无忧无虑的少年，天天玩板球和足球，偶尔在农场帮帮忙。但是照片呈现的却是他们如何艰苦工作以维持生计，如何竭尽所能地生存下来。
伯特家一共有9个孩子，他的父亲和祖父也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再向前追溯五代，就是早被流放到新南威尔士州的祖辈了。我们的祖先托马斯·路德（Thomas Rudd）1790年作为犯人跟随第二舰队在这里登陆。据说他偷了一双鞋子。刑满之后，凭着总督按惯例分配的农田，他完全可以在殖民地开始新生活。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在1795年返回了伦敦。1799年，因为偷了一袋糖，他再次被告上法庭。地方法警向法官说：“路德是熟人了，阁下。”据我所知，在此前的80年里，超过16万名罪犯被发配到新南威尔士州，只有托马斯·路德被发配过两次，没有一些“天分”的话是做不到如此的。
1807年获得自由之后，托马斯占据了一些土地，帮助政府开发了悉尼西南约50千米的坎贝尔镇（Campbelltown）。到19世纪20年代，托马斯·路德已经变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绅士。他写给《悉尼公报》（The Sydney Gazette）的信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信件中，托马斯恳请总督为必要的市政工程增加投入，以保障坎贝尔镇的未来发展。
在我的家族历史上，托马斯·路德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是一个特例，而不是常见现象。我的祖父乔治（George）在铁路上工作，与许多当时的“铁路家庭”一同住在轨道旁的帐篷里。而我的父亲伯特就在其中一个帐篷里出生。
后来，伯特被送到尤兰昆蒂（Uranquinty）的一个学校学习阅读和写作。尤兰昆蒂位于沃加沃加（Wagga Wagga）以南15千米之外，100年前还是一片荒凉之地，镇上只有一间酒吧和一家综合商店，周围则是一成不变的麦田。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伯特没有上高中。到了12岁的时候，他开始去外边帮人捆稻草，贴补家用。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的父亲在铁路上上班，所得的收入非常微薄，扣掉酒钱剩余寥寥无几，根本养不起一个11口之家。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祖母莫德（Maude）是一位郁郁寡欢的女士。半个世纪后的现在，我明白了原因。
所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的父亲认为入伍是他摆脱现状的机会。他和他的兄弟都报名入伍。就像代澳新军团（Anzacs）的士兵们一样，他们期待这是一次大冒险，可以帮他们摆脱20世纪30年代苦苦挣扎的农村，甚至开创一种崭新的生活。他们也深深地被捍卫祖国、保卫家园的理想驱使。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理想，毫不矫揉造作。我爱父亲的战争故事。我不知道其中哪些是杜撰，哪些是必要的修饰，哪些是真实的，但这并不重要。我曾与父亲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时光就是听他讲故事。住在距离城镇几千米的农场里，任何一场风暴都会让树木砸到电线，使农舍陷入黑暗。当发生这种情况时，父亲就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会坐在厨房地板上滔滔不绝，而我则坐在他的怀里。在煤油灯闪烁的灯光下，他会先讲一个故事，再唱一首战争歌曲，有时还会念一首打油诗。对于我来说，这些与父亲在一起共度的时光非常温暖，弥足珍贵，因为在之后的童年里，我几乎没有再见过他。作为孩子，我们希望这样的夜晚永远不要结束。
伯特参加了巴勒斯坦（Palestine）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在他讲给我的故事中，我记得清楚的是叙利亚战役（Syrian Campaign），当时他在战场上撞见了敌人——一名德国步兵。但根据这场战役的历史记载，那名敌人一定是维希法国人（Vichy French），因为当时巴勒斯坦没有德国军队。但是这个故事很棒，至少就像伯特所说的那样，“德国人”看着伯特，伯特也看着他，然后他们各自有礼貌地点点头，消失在夜色中，似乎不约而同地默认这个晚上他们没有看到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