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先生治学严谨，学术成果与著述甚丰。关于治学，我读《阎崇年自选集》中，先生有这样两句话：“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难之处，在于两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
先说“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是很难的，要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创新、有超越。其实，无论是什么学科，什么研究领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有价值。阎崇年先生的全部研究都基于这两点，其研究成果也体现了这两点。比如，在《森林帝国》一书中，他阐述了中华文明的几种文化形态，不仅包括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还应包括海洋文化和森林文化。并且指出这五种文化形态中不是与纯粹的，在整体判断中，仍当看到有交叉或包含关系，比如，在草原文化中可能小部分地存有森林文化或农耕文化现象。其阐述以缜密的逻辑、翔实的数据、科学的分析，还原历史真实面貌，提出并回答了史学界从未系统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令人信服。
无论什么研究，都需要有基础，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是无论什么研究，都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推进，也是有学术价值的。而不是只表述别人已讲述的话，重复已有的思想与成果，其思维与观点，分析与论证，仍然在原地踏步。不论是史学还是其他学术领域，这都是评价一个学者或者他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
阎崇年先生治学严谨，十分注重史料的掌握与考证，“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崇年先生与其研究者多有论及，我再补充两个小例子。其一，阎崇年先生三十岁之后侧重研究清史，而故宫蕴藏着明清两朝核心、重要的、甚至是史料之外的内容，先生写过《大故宫》，今年（2020）是故宫建成 600 年，先生又倾力推出了《故宫六百年》一书。读者只知先生写的这两本书，恐鲜有人知，先生 50 多年来曾去过故宫一千多次。其二，北京奥运会之前，先生应邀写了一部著作—《古都北京》，其中，安定门外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的塔额，有的书说是“化域”，究竟是“化城”还是“化域”不能确认。“化域”的典故史料中查不到，先生做学问，既严谨，又性急，当晚，他同严钟义先生前去，因天黑看不清字，他便骑在摄影师严钟义先生脖子上用手摸，是个“城”字。他专门到广济寺图书馆，查阅《法华经》，查到“化城”典故的出处，又查了乾隆帝的有关著作，后阎崇年先生说：“核实清楚，弄明白了，才能安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