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名著译丛：帝国主义》：
在上文所引一节的后一句中，他似乎承认低等种族中同一部落内部“个人”之间为生存进行的自然斗争的效用。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一般见解是非常不同的。为了保证一个部落、一个民族或某个团体能够在与另一团体的竞争中胜出，就必须要停止团体内部的生存竞争。一个民族要想保有活力和社会效能，需要减少个人之间为了生存及生存手段展开的竞争，以避免内耗。现在这种说法推翻了公认的整个动物界的进化规律，在动物界，围绕食物和其他生计的竞争对于物种的进化是必要的，即使每一个物种或多或少都要为了食物同其他物种开展直接的竞争。合作和社会团结确实被认为是许多高级物种进步的附属物，但是在个人之间为了有限的食物或其他必需品而进行的竞争中淘汰不能适应的个体却被认为是进步的主要手段。
现在皮尔逊教授公正而大胆地承认了博爱主义带来的危险，博爱主义大大节制了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并鼓励现在文明民族为其成员的成长和繁衍提供必需的食物、住所和其他必需品。
他看得很清楚，单单中止个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对于民族团结和效能来说不但并非必要，而且由社会来负担那群本应在生存竞争初始阶段就该被淘汰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弱者，还有损于民族团结和效能的发挥。他正确地强调这一信条，即一个民族若是从劣种繁衍出来的成员数量多于从良种繁衍出来的成员数量，那这个民族注定要遭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败坏。繁衍良种和消灭劣种，对于人类的进步和动物的进化来说同等必要，过去如此，将来仍是如此。博爱主义和社会团结绝不是对这个信条的背弃，而只不过意味着在淘汰过程中加入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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