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旅行者
男性植物学家们可以长途跋涉去搜寻稀有的新物种，扩充经验知识，满足采集者的渴望。而维多利亚时代早中期的女性植物学爱好者们却鲜有人能够出远门，她们通常都是在本地的花园、树林或海边探究植物，空间地理和性别意识形态的限制决定了她们满足好奇心的方式。
尽管如此，还是有少部分女性，尤其是殖民官员的妻子们，可以作为“社会探索者”在帝国扩张的庇护下深入异国的偏远地区探险。贵族妇女、上流家庭的女儿、军官的妻子们得益于她们作为殖民官员妻子的地位，有机会去一些远比在家附近艰险得多的地方，从印度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 她们寄回了异国的植物学报告、绘画、干燥标本和一箱箱的活体植物。
19世纪20年代，印度总督的妻子阿默斯特女士（Lady Amherst）在旅途中采集植物，制作了喜马拉雅植物标本集，把印度植物引种到欧洲，如绣球藤（Clematis montana）。东印度群岛1829—1832年的总司令（后来成为总督）妻子达尔豪西（Dalhousie）伯爵夫人，也在殖民地居住期间制作了本地植物标本集，在更早的时候她在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采集过植物。
几十年后，印度总督即达尔豪西伯爵的继任者之妻夏洛特·坎宁（Charlotte Canning）采集标本，参观植物园，与丈夫一起出公差抵达偏远地区，绘制植物图像，在日记中记录植物学发现。在1859年中国西藏边境的那次长途露营之旅中，帐篷着火，坎宁抢救回来的就是她那些植物画。之后在印度北部的大吉岭（Darjeeling）旅途中，她采集和压制蕨类标本， 画植物画，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总是忙着在剪贴簿上画画、写字，或者把植物名称等内容写下来，现在基本已经整理完成——两本剪贴簿和一个文件袋都装满了，还有几种植物。”玛丽安·库克森（Marianne Cookson）是英国北方一位贵族家庭的女儿，后成为军官的妻子，也画了不少印度植物。1834年在印度期间，她画了30幅印度本土植物，在对开本纸上用明快的色彩画了睡莲、荷花、菩提树和腰果等，其中一些植物还画了不同生长阶段的花或果实细节，发表在《印度花卉写生》（Flowers Drawn and Painted after Nature in India，1835）上。
殖民官员的妻子被纳入帝国植物学计划，威廉·胡克非常重视女性通信者们，尊重并称赞她们，鼓励她们采集世界各地的植物标本。她们会写信回国索要一些材料协助自己的植物学活动，胡克就会寄去书籍、纸张和显微镜等物品。例如在毛里求斯的安娜贝拉·特尔费尔（Annabella Telfair），她的丈夫是一位高级殖民官员和植物园的管理员。受丈夫影响，她对本地植物也产生了兴趣，应胡克之邀采集海岸植物。她并没有指望自己能做出什么贡献，1829年她在信中写道：“我很高兴把这些战利品寄给您，但这里对科学或者其他兴趣来讲实在是个糟糕的地方。”她有几幅作品还在《柯蒂斯植物学杂志》上得以发表。
在19世纪30年代，沃克夫人（Mrs. A. W. Walker）对锡兰的植物探索有不少贡献，采集和绘制了很多本土植物。她的丈夫是驻守锡兰的一位陆军上校，希望她“按植物学的要求学习植物写生，因为他说锡兰应该是一个很值得采集的地方”。她在去丈夫驻地之前和威廉·胡克通信，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够为植物学做点贡献。在1830年9月，她恳求胡克教他一些技巧，她宣称，绘画老师们“一心只想着一朵花的样子，竭尽全力将其画下来，画得很细致，但也很慢，这样的话那些植物……估计还没画完一半就已经全死了”。她还要求参观胡克自己画的植物画，因为“我坚信看了之后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如果我能做得到的话”。
胡克一心想发展殖民地的植物学，便答应了她的请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也给陆军上校夫妻俩寄去了纸张，方便他们干燥标本，还寄了书给他们。他甚至答应了沃克夫人的请求，寄了“一个不错的放大镜……以供……使用”。沃克夫妇在锡兰旅行过几次，采集和绘制植物，寄了“不少稀有植物”给胡克。有几封信详述了从锡兰寄送种子、种荚、活株和干燥标本过程中常常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1836年1月4日的信中说应胡克请求，她准备托一个朋友带一箱苔藓标本，“他答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一直把箱子放在他的船舱里”。沃克夫人还在信中讲述了几次他们的锡兰植物之旅，胡克将这些故事发表在他的《植物学杂志指南》（Companion to Botanical Magazine）上，以此鼓励其他人也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我希望，”他写道，“其他众多遥远的殖民地……也有同样可靠的科学记者。”有两种植物也以沃克夫人的名字命名。
女性在帝国的殖民地参与植物学很大程度上也同她们在国内一样，受到性别角色限制，她们的植物学活动也被限定为女性的文雅爱好，主要是采集植物、制作干燥标本集或者画植物水彩。当然，殖民活动也让一些女性得以跨出传统的性别限制。在沃克夫人的案例中，她明显被训练成一位植物学助手，女性这一性别身份反而给她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到广阔的地方去旅行和探索。不过，在殖民地生活也会遭遇经济上的窘迫，促使女性不得不尝试进入新领域。上加拿大的凯瑟琳·特雷尔（Catharine Parr Traill，1802—1899）出身于英国一个文学家庭，和家人在安大略省的蛮荒之地定居，面临新移民家庭的窘迫，她就把自己的文雅植物学技能变成了一项营生。她采集和观察植物，研究它们的地理分布，在居住的辖区里跟本地女性学习植物的药用方法，几十年里出版了一系列图书。
也有衣食无忧又对科学充满兴趣的女性到异国荒野去探险，实现自己其他的抱负，例如玛丽安·诺思（Mariann e North, 1830—1890）。
诺思是一位大城市鳏居绅士的女儿，父亲为她提供了艺术训练的机会，并带着她到欧洲和中东各地长途旅行。父亲去世后，诺思到过加拿大、牙买加、巴西、日本、澳大利亚、东印度群岛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探险，她在所到之处支起画架，用非常有吸引力的方式画植物，既不同于18 世纪乔治·埃雷特的朴实画法，也不同于19世纪安妮·普拉特（Anne Pratt）的高雅画风。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她立志要积累世界上更多的热带植物图像，便前往原生地探险，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探险女士”之一，摆脱了早餐室和画室的空间限制，也打破了文雅植物学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