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天行道”与大义
《水浒传》中多次写到“替天行道”这个词，甚至假神之口而言之，宋江遇到九天玄女时，九天玄女对他说：“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星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勿忘勿泄。”宋江在劝徐宁上梁山时对徐宁说：“见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不光对徐宁，宋江在劝人上梁山用得多的话就是“共聚大义，一同替天行道”。
于是“替天行道”成为举大义的一面旗帜。宋江在立起大旗，给好汉排座次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宋江鄙猥小吏，无学无能，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
这段话说得非常精彩，包含了个人之义、组织之义。同时将组织之义分为两部分：组织内的义和组织对国家（对外）的义，两部分都属于“替天行道”的内容。
“替天行道”与对外行义。《水浒传》里提到多的“替天行道”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杀贪官污吏；另一种是梁山好汉每次出征时，或者出征返回的路上，都会强调“所过州县，分毫不扰”，打下了一座城池后宋江经常强调“休教残害百姓”，这就是仁义之师的表现，其实就是在“替天行道”—专杀骚扰百姓的坏人，对百姓行仁政。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有一段叙述梁山好汉日常工作生活的话：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全家不留。所得之务，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说话。
这种类型的替天行道，其实有点小打小闹的意味，宋江内心仍旧感觉不过瘾。如何才能更好地“替天行道”？梁山好汉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以宋江为代表的人认为应该接受朝廷招安，还写了一首词让铁叫子乐和唱出来：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
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刚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候，很多人跳出来表示坚决反对。宋江的把兄弟武松先发话了：“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却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反应更激烈，书中写他“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场面尴尬。
宋江事后对武松说：“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鲁智深接过话茬，提出了他“黑直裰不可洗”的理论：“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宋江没有再接鲁智深的话，选择了回避和忽视。宋江认为招安是替天行道的好方式，到时候大家同心报国，青史留名。但是鲁智深他们却不这么认为：当初我们怎样上的梁山？朝廷已经被染黑了，就像我的这件衣服，你指望染黑的衣服能再洗白吗？招安了还能替天行道吗？
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议的焦点。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表现出他反对招安的立场。金圣叹批评本的贯华堂版《水浒传》只有七十回，到了好汉排座次便戛然而止。鲁迅指出宋江等投降后就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 流氓的变迁》）。
他们当然说得都很对，也很深刻，指出了问题很关键的地方。可是这个问题是多维度的，如果仅仅从这一个重点来考虑，又会忽略其他的问题。只有少数起义者能够改朝换代—“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反抗秩序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为了换一个好一点的秩序，究竟什么叫共聚大义，以及什么样的方式是大义的好体现，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同时，大多数反抗社会秩序者，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下场”的问题，这可能比如何更好替天行道更让现实中的人有焦虑感。这就进入了另一个“替天行道”的范畴。
“替天行道”与对内行义。在“如何下场”的焦虑中，包涵了人生的根本性矛盾：德才兼备而沉于下僚的英雄豪杰，应该怎样生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楚辞· 卜居》）的社会应该被推翻、改造还是顺应？
《水浒传》所描写的时代背景，正如上一节所讲，层层崩坏：官场惰政、怠政、恶政，对百姓盘剥、骚扰。徽宗沉浸于艺术创作，陶醉于天上人间来回切换的道君体验时，权力在不知不觉中被高俅、蔡京们垄断了。《水浒传》回就讲了高俅的发迹，揭示了徽宗朝任人唯亲，一切都凭皇帝和上级的喜好来，不按规矩出牌，直至礼崩乐坏的状况，金圣叹评价这是“乱自上作”。在朝廷有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四奸，蒙蔽皇帝、把持朝政；在地方有蔡九、梁世杰、慕容彦达、高廉等官员依仗四奸和后宫势力为虎作伥；在衙门有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爪牙为非作歹；在乡间有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祝朝奉等土豪劣绅为恶乡里。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像林冲、宋江这些本来对生活和未来充满憧憬、对朝廷忠心不贰的阶层都无法生存，被迫出走江湖。小人结党营私，排挤、打压正直的官员，官场逆淘汰加速。
《水浒传》这部书，过去多说它是一部反映古代农民起义的著作，其实梁山一百零八位头领，只有一个农民、三位渔民和两位猎人，其他人多是来自各行各业，或是下层官吏，或是僧道等，还有一些是地方豪强和投降的官军将领，来源复杂也正说明各阶层都难以安居乐业，被迫抛弃职业、家庭、故乡，游离到江湖中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催生了人们对于公平、和谐、义气的乌托邦向往。在梁山的初创阶段，特别是晁盖执掌的阶段，梁山的“替天行道”主要表现为对内。晁盖刚上任，就安顿好了各位头领的家小，“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啰”，这种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仗义疏财的朴素公平主义吸引了很多来投奔的好汉，而且所来投奔的好汉，晁盖都无一例外对他们仁厚大方，为他们安置家小。梁山以哥们义气为引力的向心力开始增大，江湖上很多好汉前来投奔。这是晁盖替天行道的方式，能让被腐败朝廷离心甩出的人有一个理想的归宿。
但是晁盖有他的问题。要知道，对物质公平的需求并不是人的需求。朝廷除了横征暴敛、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之外，还有逆淘汰的问题，就是屈原所说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优秀的人才遭到淘汰，高俅这样的却凭踢球的本事身居高位。看一下梁山的人就知道，很多人有一身本事，却无法在朝廷及正常秩序中立足，无怪乎宋江发出“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感叹。所以很多梁山好汉内心其实都有壮志未酬的感情，林冲的诗里也体现了这一点：“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而宋江领导下的梁山恰恰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与晁盖被动防守不同，宋江是有着非常清晰的发展目标和愿景的，他会洞察时机，主动出击，梁山在宋江的带领下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争，让众头领能够在“替天行道”的义旗下施展抱负，让他们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赢得发展，实现自身价值。对这些有机会施展的好汉来说，在梁山这儿就是在“替天行道”—朝廷“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时，梁山能够为这些有才华的人提供驰骋疆场、治国安邦的平台，天道就是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是梁山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梁山内部组织的替天行道还表现在对众好汉前途命运负责任。宋江是一位真心实意为众兄弟的前途命运考虑的人。梁山需要往哪里走，又能往哪里走呢？梁山泊兵马前后攻打了江州、高唐、青州、大名府、东平、东昌、泰安等众多城池，但打下来之后只是把金银钱粮带走，没有派遣头领和官员来驻守—客观上梁山还没有这个力量，主观上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意愿，更没有提出治国方略，没有按照“替天行道”的宗旨，制定社会制度，有效管理社会。每次攻打地盘，收获的只是财物，而不是势力范围。李逵曾经说过：
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
这话说得让人快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做不到。反对招安的好汉为什么不一反到底呢？因为他们也找不到更好的路径。梁山的真实力量，一言以蔽之：聚则生、分则死。不论守卫也好、进攻也罢，多能分两路，再多分，力量就不足了，稍有不慎，打一个村镇曾头市都会搭上晁天王的性命。闹东京可以，但真正把东京攻下来，自己来经营管理，恐怕这些人还真的不敢想，事实上也还做不到。
梁山的出路又在哪里呢？真的像晁盖那样就一直把众兄弟聚在水泊中，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肯定是不行的。事实上随着梁山的发展壮大，构成对朝廷的某种威胁，不管是军事威胁还是政治威胁，这种简单的理想未必能实现。这些兄弟的前途到底怎么办？这是宋江忧虑的问题。于是宋江通过历次战争扩大梁山的影响力，增加与朝廷谈判的筹码，培养兄弟们成为真正的将军，给他们找一条也许不是好但却是的出路，让这些人能真正好好地安身立命。宋江这样做，应该算作组织内部的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的对外、对内范畴之间是有联系的，对内的义是基础。很难想象一个组织只有对外替天行道，而对内不讲仁义。这很像“修齐治平”的逻辑，先把自身修炼好、家族治理好，治国平天下就顺理成章了。梁山从晁盖开始，就做到了对内的仁义，把内部搞得团结一致，有向心力，所以才能做到对外替天行道。
《金瓶梅》和《水浒传》都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杰作，《金瓶梅》是反侠的极致，在《金瓶梅》的世界里，侠的精神被彻底毁灭，只有凉薄；而《水浒传》是以侠伸义的，里面有“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哥们义气，也有“替天行道”的大旗和大义。其实不论是在《水浒传》里还是在现实中，“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小义是基础，用小义黏合促成的组织，也就是内部充满温情和仁义的组织，后才能形成大义。明朝侠客形象非常丰满，到了清朝则进入全面黑暗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