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作品总序】
《牡丹因缘：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因《牡丹亭》而开始结缘。二〇〇四年由我领队制作的昆曲连台大戏三本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一炮而红，我们在演出的同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书由我策划，收编了我们改编的二十七折青春版《牡丹亭》剧本，并有学者专家的阐释文章。书中汇辑多幅历来饰演《牡丹亭》名角影像，尤为珍贵。此书出版，在台湾反应甚佳，版一售而罄。同年青春版《牡丹亭》赴大陆巡演，到苏州、杭州、北京、上海等地。我们觉得《姹紫嫣红牡丹亭》应该出大陆版。远流找到合作对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机缘，天作之合。我原籍广西桂林，由自己家乡的出版社来出版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特别有意义。出版后，刚巧五月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盛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刘瑞琳女士邀请我到桂林，为《姹紫嫣红牡丹亭》开新书发布会，我当然高兴，因为又可以乘机返乡一趟。发布会的场面多少出我意料之外，一下子来了五六十家媒体，记者发问非常热烈，《姹紫嫣红牡丹亭》的知名度也就从此散开了。
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大陆出版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对这出戏起了先头宣传部队的作用。这部书的特色是用繁体字直排，这样书本身便蕴涵着一种古籍雅意。而这部书的装帧又特别精美，设计大方，图片悦目，难怪二〇〇五年这部书夺得了南方报业集团举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殊荣。早些年大陆有些出版社出版古籍采用繁体字直排，这些年比较少见，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姹紫嫣红牡丹亭》竟用了繁体直排，而又获得大奖，我认为有其深远的文化意义。我很佩服出版社领导人的眼光。
接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选集《青春·念想》，我跟出版社以及出版社的同仁们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为这些年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常到北京演出，我亲自领军到北京就有五次，每次演出我们都需要各界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驻北京的同仁在这方面，上下一体，对我们可说是做到仁尽义至，从联络媒体宣传到人员协助，无一不全力以赴，当然，演出时，出版社的同仁们一直是我们热烈的啦啦队。出版社同仁给予我如此坚定的精神支持与鼓励，我想他们一定也认同我们推广昆曲是在兴灭继绝抢救我们的文化瑰宝，他们努力出版，一样在从事文化大业。其实我们的追求殊途同归，所以能够彼此欣赏。二〇〇六年适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社庆，在桂林总部盛大举行。为了替出版社庆祝，我们特地把青春版《牡丹亭》送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连演三天，那真是盛况空前，每晚演出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前一年我在广西师大演讲，曾经许愿，有机会我一定要把我制作的《牡丹亭》带到桂林，让广西师大的同学及乡亲们看到这出戏。第二年，我们真的做到了，而且还替出版社热闹了一番。我跟出版社结的可说是“牡丹缘”。
中国出版业竞争激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诚非易事。国外如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英国的牛津、剑桥，这几家名校的出版社在英美以及全世界的学术文化界举足轻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影响不仅普及全国并能跨越海外，像许倬云这些海外学术界大师的作品也被网罗旗下。广西师大出版社能够建立如此优良声誉，绝非偶然，我还没看见他们出版过一本浅俗媚众的读物。家乡能产生如此高层次的文化亮点，我深引以为傲。当总编辑刘瑞琳来跟我商洽出版我的作品集，我欣然同意，并感到义不容辞。刘瑞琳女士刚刚被《中国新闻周刊》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在此，我特别要向她致谢，同时也要感谢为这套书花费大量精力的执行编辑刘哲双及曹凌志。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后 记】
一九六三年二月我初到美国个落脚的大城市便是纽约，因为几位哥哥姊姊都住在纽约附近。六三、六四年的夏天，我在纽约度过两个暑假。我一个人在曼哈顿的六十九街上租了一间公寓，除了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上暑期班外，也在双日出版公司（Double Day）做点校对工作，校对《醒世姻缘》的英译稿，其余的时间，便在曼哈顿上四处游荡，踏遍大街小巷，第五大道从头走到尾。纽约曼哈顿像棋盘街似的街道，有意思的是，每条街道个性分明，文化各殊，跨一条街，有时连居民的人种也变掉了，倏地由白转黑，由黄转棕。纽约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移民大都会，全世界各色人等都汇聚于此，羼杂在这个人种大熔炉内，很容易便消失了自我，因为纽约是一个无限大、无限深，是一个太上无情的大千世界，个人的悲欢离合，飘浮其中，如沧海一粟，翻转便被淹没了。
六三、六四那两年夏天，我心中搜集了许多幅纽约风情画，这些画片又慢慢转成了一系列的“纽约故事”，开头的几篇如《上摩天楼去》等并没有一个中心主题，直到六五年的一个春天，我在爱荷华河畔公园里一张桌子上，开始撰写《谪仙记》，其时春意乍暖，爱荷华河中的冰块消融，凘凘而下，枝头芽叶初露新绿，万物欣欣复苏之际，而我写的却是一则女主角飘流到威尼斯投水自尽的悲怆故事。当时我把这篇小说定为“纽约客”系列的首篇，并引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作为题跋，大概我觉得李彤后的孤绝之感，有“天地之悠悠”那样深远吧。接着又写《谪仙怨》，其实同时我也在进行“台北人”系列，把时间及注意力都转到那个集子去了，于是《纽约客》一拖便是数十年，中间偶尔冒出一两篇，可是悠悠忽忽已跨过了一个世纪，“纽约”在我心中渐渐退隐成一个遥远的“魔都”，城门大敞，还在无条件接纳一些络绎不绝的飘荡灵魂。
我的出版人为等待出版这个集子恐怕头发都快等白了，目下只有六篇，也只好先行结集。
二〇〇七年七月五日
《从国族立场到世界主义》/ 刘 俊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有几个城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是桂林、上海、南京、台北、芝加哥和纽约。从这些城市的位置分布不难看出，白先勇小说所覆盖的地理空间涵盖了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和美国，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在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迁徙中，渐行渐远，从中国大陆经由台湾远走北美。于是，分属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这些城市，不但成为白先勇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景，而且在这些城市的转换间，也隐含着一条这些人物“行走”的历史轨迹。
在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华文文学经典的《台北人》中，白先勇塑造了众多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台北人”形象，在从桂林、上海、南京到台北的空间转换中，这些身在台北的“台北人”挥之不去的却是桂林记忆、上海记忆和南京记忆，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身移”而“心不转”的错位，身在台北却对桂林、上海和南京难以忘怀，导致了这些“台北人”的心灵痛苦和精神悲剧。
《台北人》中的城市更迭，源自国共两党此消彼长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乾坤旋转，不管小说中的人物怎么“行走”，这些城市毕竟还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人物虽然在大陆的“前世”和台北的“今生”之间摆荡撕扯，到底也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到了《纽约客》，情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但人物从中国跨到了美国，而且城市也从台北转到了纽约，人和城都出了中国的疆界。假使说《台北人》重在写台北的大陆人的故事，那么《纽约客》则以纽约的“世界人”为描写对象—这里所谓的“世界人”既指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了“世界”公民，同时也是指包含了非中国人的外国人。
《纽约客》是白先勇在六十年代就已着手创作的小说系列，《纽约客》之名或许借自美国著名文学杂志New Yorker，却与《台北人》正好成为一个浑成的佳对。从收录在《纽约客》这个集子中的六篇小说来看，《谪仙记》和《谪仙怨》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夜曲》和《骨灰》发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Danny Boy和Tea for Two则是近几年创作的作品。仔细对照这些分属不同时期的小说，或许可以发现，体现在白先勇《纽约客》中的创作立场，经历了一个从上个世纪的国族（中国）立场，到近年来的世界主义的变化过程。
《纽约客》中的六篇小说，活动场景都集中在纽约，但人物的历史不是和上海有瓜葛，就是和台北有牵连，仍然割不断和中国的联系。《谪仙记》和《谪仙怨》两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时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可是离开上海（台北）到了纽约，却不约而同地成了“谪仙”，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的人间（纽约），是她们共同的人生轨迹，在纽约她们或在自毁自弃中走向死亡，或在自甘堕落中沉沦挣扎。李彤和黄凤仪的身世巨变，固然由国内政治形势的天旋地转而来，可是在上海（台北）和纽约的城市对比中，作者似乎也隐隐然给我们一种暗示：对李彤和黄凤仪而言，上海的繁华是她们的，而纽约的热闹却与她们无关；她们在上海时是中国（蒙古）的“公主”，到了纽约却变成了风尘女郎1。从上海到纽约，她们跨越的不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间的界限—在天上她们是主人，到了人间她们却成为消费品。《谪仙记》、《谪仙怨》中的李彤和黄凤仪，在上海（代表中国、东方）和纽约（代表美国、西方）这两个大都市中不同的人生和命运，或许并不是偶然，如果联系同时代的吴汉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纽约近郊安乐乡（《安乐乡的一日》）的人生境遇，不难看出，白先勇笔下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到了国外成为“世界人”的时候，他们的困境基本是一致的。
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白先勇，在展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是持了一种强烈的国族（中国）立场的，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那时候来到纽约（芝加哥）这样的美国大都会的中国人，遭遇的是一种放逐，一种谪仙，和一种人生的巨大落差。《台北人》中的钱夫人们从桂林、上海和南京来到台北，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同一个国度中的不同人群（跟随国民党来台的一群）的命运；到了《纽约客》中的李彤们，她们从上海（台北）来到纽约，原因可能还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可反映的却是同一种人群（中国人）在不同文化中的命运。因此，如果把白先勇在《台北人》中的立场，概括为站在失败者的一边，同情那些来台的大陆人的话，那么在《谪仙记》和《谪仙怨》中，他则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失魂落魄、沉沦堕落的“谪仙”们，寄予了深深的悲悯。值得注意的是，当《谪仙记》中的李彤辗转在一个又一个外国男人之间，《谪仙怨》中的黄凤仪成为外国男人的性消费品的时候，其中的男女关系，已然隐含了“东方/女人/弱势出卖者”对“西方/男人/强势购买者”的二元对立框架，这使《谪仙记》和《谪仙怨》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华文文学中早隐含（暗合）文化殖民论述的两篇作品（李彤和黄凤仪象征了东方弱势文化，而西方男性则象征了西方强势文化，男性对女性的占有，也就带有了文化征服的意味），而白先勇对李彤和黄凤仪的深切悲悯，正体现出他的国族（中国）立场和东方意识。
发表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夜曲》和《骨灰》，是两篇政治意识强烈的作品。这两篇小说在反思中国人政治选择是否具有“正当性”的基础上，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所引发的人生的荒诞。《夜曲》写的是一群留学海外的中国人与祖国的关系和由此导致的不同命运，当初没来得及回国的吴振铎在国外事业有成，但爱情不幸（和美国犹太人终分手），学成回国的吕芳、高宗汉、刘伟却在国内遭遇历次政治运动，后高宗汉在“文革”中自杀，刘伟变得学会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自我保护，吕芳则在“文革”后重返纽约。当吴振铎和吕芳这对恋人二十五年后在纽约重逢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一切都已不同，吴振铎的异国婚姻，以失败告终，而当初吕芳等人“正确”的人生选择，二十五年后却因政治的动乱而显出了它的荒诞性—这种人生的荒诞性到了《骨灰》中变得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当年一对表兄弟，一个是对国民党忠心耿耿的特工，一个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民主斗士，为了政治理想，斗得水火不容，可是多少年后，他们却在异国重新聚首，此时的特工，已遭国民党排挤，民主斗士，也在大陆成了“右派”，过去的政治对头，如今到了国外，才又恢复了温暖的亲情。对这些历劫之后还能幸存的老人来说，深的感触是当初的政治斗争其实是白费了—在波谲难测的政治斗争中，他们都不是赢家，后都没有好结果，终只能流落异邦，在美国以度残年，乃至终老他乡。对于《夜曲》和《骨灰》中的吕芳、大伯和鼎立表伯来说，他们的人生磨难都跟政治相关，而对政治的醒悟却是以自己的一生为代价换来的。从中国到美国的路，对他们来说虽然不像李彤和黄凤仪那样是从“天上”落到人间，可是经历了政治斗争的炼狱，这段路无论如何走得实在不轻松，且代价惨重。
《夜曲》和《骨灰》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白先勇站在国族（中国）的立场，对中国现代历史中政党斗争的实质所做的反思。在这两篇小说中，白先勇深怀忧患意识：唯其对中国爱得深，才会对现代史上的中国惨遭政治的拨弄深感痛心；也唯其对中国人爱得深，他才会对吕芳及“我”的大伯、表伯他们后都离开祖国，以美国为自己后的人生归属地满怀无言之痛。这两篇作品连同前面的《谪仙记》和《谪仙怨》，看上去是在写“纽约客”2，其实倒是在写中国人—此时的“纽约客”只在“纽约的过客”或“纽约的客人”的意义上才能成立。
白先勇笔下真正的“纽约客”（纽约人）是近几年创作的两篇小说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的人物—这不仅是指这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再以“过客”或“客人”的身份长居纽约，而是真正地对纽约有一种归属感，并且，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再限于中国的“纽约客”，而有了外国纽约客（纽约人）的身影。Danny Boy中的主人公云哥是个同性恋者，因为爱上了自己的学生，不容于社会，只好远走美国，来到纽约，在纽约放纵的结果是染上了艾滋病。就在云哥对人生彻底绝望之际，他却在照顾另一位因受强暴而染上艾滋病的患者丹尼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感动”—这使他终于从欲的挣扎中升腾而出，生命重新充实，心灵得以净化。真正的“同病相怜”使云哥冲破了种族的界限，在一种宗教性的大爱中，寻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在“救人—自救”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在Tea for Two中，“我”是华人而“我”的恋人安弟是中美混血儿，东尼是中国人而他的爱人大伟是犹太人，珍珠是台山妹而她的伴侣百合是德州人，费南度是菲律宾人而他的“配偶”金诺是意大利裔美国人，这个集聚在“Tea for Two欢乐吧”中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小社群，由于来自世界各地几乎可以构成一个小型联合国，就恋人间的真情和社群中的友谊而言，他们与异性恋社会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艾滋病“瘟疫”，使这些同性恋者深受其害，当大伟也染上艾滋病，决心和东尼同赴天国之际，这些同性恋者一起到他们的住处为他们送行，小说后在幸存者们高唱Tea for Two的狂欢中结束。
Danny Boy和Tea for Two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已不再是单纯的中国世界，而具有了世界化的色彩，这不仅体现为小说名称的英文化，小说人物的联合国化，而且也是指这两篇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同性恋和艾滋病，也是一个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的世界性现象。Danny Boy中云哥和丹尼的“相互扶持”，以及Tea for Two中东尼和大伟等人的相濡以沫，同生共死，无疑凸显了人类的一种共相：爱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而艾滋病的蔓延，也不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类今天必须面对的共同现实。小说向人们展示的是，在艾滋病面前，人类已经打破了性别、种族、国家和文化的心灵隔阂和区域界限，在一起共同承担和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灾难。如果说在《谪仙记》和《谪仙怨》中，我们能从作品中感受到隐含的“中”、“西”（文化）不平等的事实，《夜曲》中吴振铎失败的婚姻，体现的是“中”、“西”（文化）的不和谐，那么在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小说展示的则是“中”、“西”（族群和文化）的融合（云哥对丹尼的照顾、众多同性恋“配偶”的构成，以及大伟和东尼家里中西合璧的家具布置，都说明了这一点），以及不分“中”、“西”（民族、国家）都承担了同样命运，“中”、“西”（整个世界）实际上已成为难以区隔的命运共同体。很显然，白先勇在这两篇作品中，一改他过去以国族（中国）立场来表现中国（人）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做法，而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将世界放在不分
“中”、“西”的状态下，描写世界范围内的共同问题。这样的一种转变，对于白先勇来说，无疑是一次创作上的突破和质变。
于是，我们在《纽约客》中看到，白先勇的笔触，从表现中国人天上人间的“谪仙”，到中国人对政治的“觉悟”，再到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面对“瘟疫”，其间的变化转型，其实是在逐步深化和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从面对“中国人”时所持的国族（中国）立场（思考中国人的海外命运和中国人的政治历史），转而为面对“中国人 外国人”时采取不限于特定民族、国家和文化的世界主义眼光（思考人类不分种族性别文化的宗教大爱和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从中体现出的，是白先勇对人类的观察视野和包容心，愈见广阔。
《纽约客》的出版昭示出，白先勇笔下的人物，从桂林出发，经过上海、南京、香港、台北、芝加哥，终于停在了有大苹果之称的世界性都市纽约。与此同时，《纽约客》的出版也意味着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已不只是展现中国（人）的人情历史、文化处境、政治动荡、精神世界，而有了众多外国人形象的融入，并且，Danny Boy和Tea for Two这两篇小说对爱的涉及，也提升为一种超越种族、性别和文化的大爱，揭示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人间灾难。随着白先勇小说题材、人物和主题的“走向世界”，他观察世界的角度，也不只是站在国族（中国）的立场，而是具有了世界主义的高度—这对白先勇来说，应当是他创作上的一大丰富和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