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生力量
3.建党之约
1920年2月，很快就要到农历春节了。
在北京通往天津的土路上，一辆车篷捂得严严实实的骡车跑得正欢。车篷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像是掌柜的，一个像是账房先生。其实，他们是化装秘密前往天津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进一步迫害，李大钊用这种办法避开警察的监视护送陈独秀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轮船到上海。
这次南下虽然迫不得已，但对陈独秀而言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转折，而且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为就在南下之后不久，陈独秀就在上海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陈独秀之所以离开北京，固然与他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并被关押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因为陈独秀与北京保守势力的激烈冲撞，和他的思想由自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他与胡适、蔡元培等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老朋友产生裂痕，新文化阵营也因此分裂。陈独秀只有离开，到上海“走自己的路”去了。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中掀起的冲击波，自然引起维护旧道统的当权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的激烈反对。而作为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陈独秀当然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
在喧闹声中向陈独秀投掷毒箭的先锋当属前清进士、也曾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大翻译家林纾。1919年2月17日和3月19日，林纾先后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文章诋毁新文化运动，分别影射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政治小说《荆生》《妖梦》，意在鼓动北洋军阀政府对陈独秀等人采取政治上的高压措施。
与此同时，桐城派古文家、安徽孔教会会长马其昶则拿着几本《新青年》和《新潮》杂志面送大总统徐世昌，以“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理由，要求大总统和政府直接干预北京大学，对陈独秀等人进行制裁。
在北大文科学生中，也有人投靠旧势力，从背后向陈独秀施放冷箭。北大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北京《神州日报》记者张厚载，就在《神州日报》撰文造谣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烈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由此已离京赴天津，态度消极。”不久又发表通讯，造谣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这样的谣言对于北大及陈独秀等人所产生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虽然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都曾发表文章辟谣、反驳，但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4月10日，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陈独秀没有出席。会上正式决定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马寅初出任首任教务长，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自然解除。由于蔡元培的坚持，陈独秀此时仍为北大教授，并由校方给假一年。但是从这时起，陈独秀事实上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陈独秀离开北大，根本上还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自《每周评论》创刊以来已经逐渐“左倾”，与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分手只是时间早晚或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而已。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在上海的友人得知他在北京的危险境地，“函电促其南下”。陈独秀表示，“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此恶浊之社会也”。一个月后，又写下《研究室与监狱》的杂感，表现出相当决绝和激进的思想。可见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亲自上街散发，是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的。
陈独秀一生五次入狱，这一次在狱中的98天，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狱中3个多月，什么都不能看，只给他一本《圣经》。他把《圣经》反反复复看了以后，悟出一个道理：基督教为什么在人民群众中影响那么大？因为基督教有牺牲精神，耶稣为了大众和穷苦人的利益，能够受苦受难，甚至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非常赞赏这种崇高的牺牲精神。这个思想和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追求个人独立的人格、个人利益、平等自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在1920年2月1日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阐明了可以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个人这么一个精神。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转变。
陈独秀出狱后再也没有回北京大学。当时校方还曾聘他为“国史馆编纂”，他对此当然不予理会，北大教授之职，也自然解除。他出狱之后做的件事，就是把几个人轮流编辑的《新青年》重新改由他一个人编辑，并在七卷一号上发表带有明显社会主义思想因素的《本志宣言》，主张抛弃制造了无穷罪恶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通过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建立“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的真正的民主政治。
12月1日，陈独秀在《晨报》上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说：“我现所说的劳动界，是指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他还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与劳动者联合起来，“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
虽然陈独秀为北洋军阀政府所不容，但却受到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重视。1920年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根据陈炯明的提议，议决从广东关余里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几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于1月29日到达上海。
就在上海等候赴广州的轮船期间，陈独秀接到武昌文华大学请他参加毕业生典礼并作学术演讲的邀请，因为候船尚需时日，陈独秀便接受邀请，取道南京溯江而上，于2月4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
陈独秀的风采言论，早为武汉知识界所仰慕。他到达武汉的消息传出后，一时间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陈独秀在武汉短短四天，就在文华大学、武昌高师等地进行了四场演讲，引起轰动。其中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这篇讲演中，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和劳动与平等的信仰，“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乃于8日晚乘车北上返回北京。
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北京警方看到这些消息，才知道尚处于“取保候审”期间不得私自离京的陈独秀已经离开北京，于是就在陈独秀寓所周围布下军警，准备再次逮捕他。
与陈独秀、李大钊关系都很密切的高一涵1963年10月回忆道：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这样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
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骡车上走了几天。一路上，他们讨论多的就是建立一个组织的问题。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显示出的力量，表明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具备现实的基础。他们约定，分别在上海、北京着手筹备建立党的组织。对于这次骡车上的密谈，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一回忆材料孤证不力，但从相关材料看，在1920年上半年酝酿建党是不容置疑的。这样，也就有了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