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嬗变》 导言
近代学术，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近代学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的必要方式。黄侃有言：“治中国学问，应置身于五口通商之前”，“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二语既为治中国学问者指示门径，也暗示了道咸以降，中学式微，晚清民国学人在接收西学时，往往是“接收新理论”，以新理论解释固有材料。诚如有论者指出：“近代以来，中西新旧，乾坤颠倒，体用关系，用夷变夏，已成大势所趋。”近代科学史学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突破传统桎梏，成为创新文明的必要手段，中国历史文化的“国故化”彻底颠覆了传统政教模式的学理基础，开启中国学术体系革命性转向与现代知识生产机制的形成。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退出历史主流，现代学术分科体系逐步建立，此为近代学术转型的关键环节。衍至今日，现代学术分科逐渐陷入新材料不断扩充与理论无法突破的危机，面临社会科学化的宏大叙事与“碎片化”之间的困境：标榜实证主义的客观性，以考据方法为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相配合，实则难免以现代意识的价值标准去审视、评判历史文化。
经学史学化、以史代经成为近代学术破旧立新的关键环节，新文化派侧重以方法与材料为准则判分新旧中西，无形割裂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价值与知识之间的关联。近代“新学术”之建立，形成由史学方法来承担全局的趋向，以科学方法辨析“材料”成为近代新旧派分的重要依据，导致民国学术与清代学术的关联集中在“材料”与“方法”层面，中国学术流变的内在理路被截断众流式的派分所割裂。如若切断近代学术与传统文化母体的价值关联，惟新求是，标举为学问，而学问的后果或将使科学史学逐步演变为纯粹的实证知识之学，丧失在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建立有机关联性的能力，难以为文化重建与文明走向提供有效的路径。此一趋势导致近代学术流变的脉络难明，更使中国学术的本意被曲解。近人按照新文化派以分科眼光形成的学术史叙述，见证与催化了“用夷变夏”的历程，而突破分科之学的局限，以疏源浚流的方式进一步梳理和呈现中国固有学术在晚清民国时期传衍流变的实情，或可成为超越“外国框框”的突破口。
实际上，道咸以降，传统学术内部流派纷呈。王国维提出清代学术“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道咸新学继承乾嘉专精之学，目睹世变，以经世之抱负，“务为前人所不为”，“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清末民初政局转变，与今文学之兴起，有莫大关系。晚清今文学的兴起引发了经今古文之争，今古立场的分殊导致近代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方式迥异。晚清今文学复兴，尤其是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康有为公羊改制学说引起一系列学术论争，牵涉到晚清民国时期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诸多层面。经今古文之争一直是海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深入阐释经今古文问题在晚清民国时期演化的多元线索与内涵，有助于准确把握近代学术转型的多重路径与复杂性。以此为凭借，上可探近代中西、新旧学术的纠葛，下可究民国以降学术的发展变迁。
长期以来，学界在革命与现代化的叙述中，将近代经今古文学与戊戌变法紧密结合在一起。汤志钧认为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近代经今古文学传承汉代经今古文学的学风，今文经学从维护封建统治到昌言改革、变法维新；古文经学发扬经世传统，进而宣传排满。近代经今古文在学术与政治方面的异同、分合，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列文森认为近代中国儒学政治已受到反孔非儒等所谓近代目标的全面攻击，廖平作为儒教与历史分离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与历史无关。康有为将廖平的抑古尊今思想转变成了现实的政治改革行动，为儒学提供了“后一次服务于近代中国政治的机会 ”。萧公权侧重阐发康有为如何发展儒家学说、参与政治行动的真正意义与现代价值，认为康有为是对儒家思想现代化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儒家修正主义者、富于世界主义观念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
诚如有论者言，就清学而言，经今古文问题仅是汉宋分争的子题，或者说只是少数人的问题。有清一代，真正可以称作今文家者，寥寥无几，如果没有康有为言公羊改制，经今文学应当不会进入晚清思想界的主线。长期以来，近代今文学的谱系多以康有为为核心展开，以公羊学为中心，侧重发掘其经世内涵。杨向奎、陈其泰、黄开国等学人系统考察清代公羊学的展开系谱。孙春在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勾勒清末公羊思想经历了准备期、兴盛期、完备及蜕变期的线性发展历程，认为庄存与因与和珅斗争失败，遂回乡著述，转向公羊经学，借助经典讥讽时政，进而主张“为了避免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线性历史叙事的固有偏见，我们应该以开端代替终结。这并非轻视今文经学在光绪1898改革维新里的重要性，而是要将开端当作开端去发掘，不要流于事后聪明的历史目的论。”艾尔曼将今文学的重点由“康梁”转向“庄刘”，引发新一轮关于近代今文学起源的大讨论。刘桂生在艾尔曼著作译介之前，就指出庄存与入值上书房讲授《公羊》，其学说具有“讲义”的性质。刘大年认为今文经学起源于庄、和矛盾斗争之说，存在极大的疑问，仅仅凭借庄氏特殊大家族的研究，不可能达到解决思想史与社会史“断裂”的目的。所谓从研究“康梁”转为研究“庄刘”是忽视了庄存与、刘逢禄与康有为、梁启超今文经学时代背景的区别。陈祖武强调庄存与晚年痛恨和珅祸国殃民，但若以此为庄氏结撰《春秋正辞》的初衷，似可再做商量。王义俊指出庄存与同和珅之间根本形不成对立和斗争，庄存与治经贯穿其一生，绝非到晚年才转入治《公羊春秋》。相形之下，汤志钧则认为今文经学所贵在其大义，由“家学”而“显学”，传“微言”，讲“大义”，与时政有密切关系。徐立望从康雍乾三朝君主对胡安国《春秋传》的清算及《春秋》公羊学的批判，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立嫡理论与清代秘密立储原则存在冲突，说明庄存与在上书房讲述《春秋》公羊学说并不可信。
正如有学者所言政治斗争、经世思潮与社会变动对于探讨今文学兴起不无裨益，但“学术理路尤需重视”。今文家重“义”轻“事”，重论轻史，古文家重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核心议题，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学术理路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其一，晚清经今古文学与汉代今古文学的异同。李学勤认为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及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与古文分派，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来看汉代经学，“始于四川学者廖平先生的名著《今古学考》”。若重新研究许慎的《五经异义》，“结果与廖平《今古学考》的学说是不一致的”，应当重新检讨汉代经今古文学的问题。黄燕强从今文与古文、孔学与史学、《王制》与《周礼》、义理与考据等四方面，论证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郜积意考察汉代今、古学的礼制分别，重新审视廖平礼制学说及其来源，并指出经今古文学之分的知识学倾向因各种原因未能得以充分展开。其二，辨明康有为、章太炎等近代经今古文之争代表性人物的学思历程，考察晚清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生成与演化。江湄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章太炎“六经皆史”说的本意。刘巍从康有为、章太炎经学立场的建立过程，窥探晚清今古文经学争议的关键面向。康有为学术经历了记诵之学、分辨今古文而兼采今古，专宗今文而全面攻击古文的发展历程，康有为的今文学可谓中国儒学经世传统的近代转承。章太炎提炼新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对抗，旨在捍卫国史的尊严，以国史经世。
百余年来，在考察近代今文学学理问题中，廖平与康有为的学术公案成为学术焦点，大致形成了四种意见：一是康有为“剽窃”廖平学说。此说传布广，朱维铮视此为晚清学术的版权官司，认为廖平至少充当了康有为理论体系的助产士，《教学通义》的刊布更证实在廖平指点后，康有为才由经古文学改宗经今文学。二是康有为并未抄袭廖平学说。房德邻立足于康有为早年的今古文立场评述康、廖之间的学术公案，认为康有为《教学通义》早已有今文经学的观点，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有为看过他的《辟刘篇》和《知圣篇》“两篇”，长期流传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考”抄袭廖平《知圣篇》《辟刘篇》“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三是廖平“影响”康有为转向今文学。刘巍系统考察廖平与康有为的学术交往，认为廖平影响康有为主要在“新学伪经说”的启发，“六经皆孔子所自造”以及经典所传先秦制度事实都出自孔子托古改制等两个方面。四是廖平与康有为相互影响。此说关注者较少，却颇有启发性。章权才主张着力寻找康、廖在今文经学研究中的共同点，而不应“简单归结为你抄袭我，或我抄袭你”。
在上述基础上，学界逐渐反思近代今文学的系谱问题。蔡长林以研究常州学派著称，敏锐地注意到公羊学难以包容近代今文学的整体脉络，从宏观视角分析庄存与到民初崔适之间，存在“偏向考证的今文学与偏向义理的公羊学”两种研究方式，合二者为一，可命名为今文学派。张勇从梁启超三种关键的清学史著述（即《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第八章《近世之学术》）入手，还原梁氏前后叙述的不同语境，澄清其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角色，将梁氏及谭嗣同、夏曾佑等人的“今文学”言论加以历史的解析，呈现出一个逐渐生成和变化着的过程。於梅舫层层剖析戊戌前后士林与官场人士对康有为学说的认识与反应，揭示戊戌变法中各派各层人物的政治与学术分野，并非似地域、今古、新旧、帝后那般泾渭分明。王鸷嘉考察19世纪以来学术史的论述，发现以庄存与为始祖的今文学传承谱系的构建中，存在魏源等“今文”学者人为推动的因素。这一论述在近代被不断地强化并成为目前的主流认识，近代今文学系谱的建构历程堪称学术话语变迁影响学术史叙述的绝佳案例。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呼声与新一轮的“国学热潮”，学界开始反思原有革命史叙事，力求综合探索“学术议题”的“典范转移”，以期更贴近晚近学术变迁的整体脉络。王汎森系统论述了疑古思潮与晚清今文家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后以近代以来学术典范的转移为轴心，描述分析了中国近代学界的内部变化，以及不同学人或派别对中西思想资源的利用以图应时而变等近代学术多元动态的走向。罗志田揭示近代经史递嬗，“新宋学”对民国学术的影响，着重讨论了整理国故和“科学”的关联，深入分析民国学者对“国学”与“国故学”的不同诠释，以及近代学人关于“整理国故”的几次思想论争，呈现民国学界多元的思想光谱与学术脉络。桑兵首先对晚清民国学术作了通贯的综述分析，再分别以人物（梁启超、胡适、陈寅恪、“老辈学人”、章太炎、傅斯年、金毓黻、马裕藻等）、机构（清华国学院、东方考古协会、厦大国学院、中国史学会等）、方法与理念（“道统与派分”“新史学”“史学即是史料学”等）为中心展开论述，揭示中国近代学术传承中复杂纠葛的“学”“人”“事”，对晚近以来“分科治学”、严辨“中西新旧”等学风予以切实的纠正，反思以新文化派叙述编成的民国学术史，从地域、人物、议题等方面为考察经今古文之争与民国学术的关系拓展视野。与此同时，汪荣祖、李帆、张昭军、赵沛、吴仰湘、蔡长林等学人分别系统研究了近代经今古文之争代表性人物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皮锡瑞、崔适等学人经学立场的建立与转变过程。路新生、郑师渠、王学典、张越、陈勇、蔡方鹿等学人集中考察了钱玄同、顾颉刚、钱穆、蒙文通等民国时期经今古文问题论争中重要学人的学术旨趣与经史转变历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史异位、经学史学化已成定局。刘巍以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来龙去脉为线索，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的口号，扼要勾勒了“六经皆史说”的影响与转变，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而经典自身不能不以“史料”的身份寄身于“史学”的历史命运。余英时、罗义俊、陈祖武等学人认为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结束了晚清以来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经今古文之争演化为史学问题。刘巍进一步论述民国学者虽然承继晚清学人的学术议题，吸收他们的某些治学路径，但学术研究的旨趣已经变异。就经今古文问题研究而言，典型地反映出“经学没落、史学主位或经学史学化的趋势”，“经学今古文问题的研究讨论主要着眼于史料辨伪，它所要解决的只是‘史学’问题，并不是为了‘通经致用’”。王汎森将廖平与蒙文通师徒视为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典型，认为蒙文通的学术有两个重点：一是“古史多元论”，一是“大势变迁论”，两者与廖平独特的经学观念相关，都牵涉到近代从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复杂学术背景。张志强深入追问“究竟是何种经学向何种史学的过渡，构成为蒙文通成学过程的关键”，提出不能忽视不同经学向不同史学过渡的具体历史脉络的复杂性。从思想根源上厘清廖平、刘咸炘、欧阳竟无、蒙文通等学人学术理念的分合，进而指明蒙文通对经、史、儒关系的重构，“创造性地经由今文经学的路向，将逐渐脱离儒学义理价值立场的经学和史学重新纳入到一种以史学为知识统合手段的儒学系统当中”，这既与章太炎从古文经学向史学演化的路向截然不同，又“不同于梁启超从今文经学中开出史学和哲学的路向”。
进入新世纪，在学术与政治的推动下，学界开始重新认知经学研究之于理解中国传统学术与确立当下中国文明主体性的价值和作用。陈壁生指出康有为、廖平彰显孔子一王大法，可谓今文经学的现代发展，以六经之抽象价值为国家构建的理论源头。古文经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章太炎通过民族主义史学，寻找历史上的“中国”，建立现代意识上的中华民族。今文经学与近代经今古文问题之于当下文化自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意义得以进一步揭示与拓展，力图经由近代今文学为重建政教、“重回王道”提供理论基础，为国家体制的现代化寻求一个儒化面貌。张广生从汉宋今古之辨入手，梳理近世今文经学的经世观念，尝试在近代今古之变的历史脉络中，探寻现代中国政教转型过程中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与现实困境，力图在儒学系统与当下中国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为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寻求新出路。透过廖平《知圣篇》，审视清末今文学者思考帝国形态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儒家的教化理想与政教体系如何重建等议题。张翔从道统之争到全球文化整合的视角，重新审视清代今文经学与“大同立教”思想在近代中国流变的复杂线索，揭示清代今文经学与中外思想碰撞与交织，“试图从一个侧面呈现中国文明自主性意识的确立过程，以及对将西方要素纳入中国文明体系之内、同时重塑自身的方式和道路的探索”。傅正受到刘小枫在中国传统内部寻找现代性危机根源的启发，梳理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的关系，尝试弥缝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裂痕。
综上可知，经今古文之争作为近代学术思想转型的枢纽，学界既往研究侧重于从事实与方法层面，论述康有为公羊改制与清末政局、刘歆造伪问题与疑古思潮的关联；近来则致力于从今文经学中开出文明转承的新道路。两种思路在学术本位与文化自觉、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之间不无错位且缺乏对话，关于近代今古文学的经义分殊及其流变的内在脉络尚有较多探讨空间。若要进一步把握经今古文学之于近代学术乃至当下文明走向的关系，应当突破以材料与方法为学，反思以意见为义理的研究立场，以源流互质的方式紧扣时代主题，洞悉学术源流，体会学人的本意，揭示学术思想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
如何在德性之学与政教体系、社会秩序之间建构能动关联，既是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又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背后的根源性问题。乾嘉学人意图超越宋明先天预成的形上学，却群趋考证学的知识实践，进一步割裂义理学与经史学的关联，各派学人基于各自学术立场，尝试从中国固有学术传统中开辟出应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有效方式，近代经今古文之争由此兴起。研究近代经今古文问题，必须本其学术脉络，总体考量，体会学人的学术主旨，辨明相关著作的撰述缘起，“知人”与“论世”两相结合。“论世”旨在接近学人行事思维语境，寻找“了解之同情”的有效途径，但若不能“心知其意”，往往只能限于自己的眼界“横看成岭侧成峰”。治学之道，甘苦自知，一如柳诒徵所言：
凡论一家之学术，莫难于其人未曾自曝其宗旨，非就其生平种种著述比较而归纳之，不易得其要领也。若其人生平已历述其宗旨，则后之学者第须就其宗旨演绎而导扬之，不必更下己意，善学问之事，甘苦自知，他人之议论，断不如自身之举示之确也。
若能将学人的夫子自道或著作要旨与当时学界回响相结合，多方比较与综合学人的著述缘起与旨趣分合，或能在学术源流与历史语境中更真切地体会学人的学术理念。比较著述需要辨析著述缘起，尽量复原相关学人所发表、改订各文的原貌，将学人的言行置于其所处历史语境中，落实言说对象与本意，梳理演化过程，而非以后来的观念格义与分科。以此为基础，本书力图在学术源流与历史语境中，知人与论学相辅相成，分析各家著述要义与主旨分合，虚实相济，考察各派学人之间的交往、论学，辨明近代学人处理经今古文学问题的分殊与纠葛，以此呈现传统学术近代转承的不同理路与复杂性。下列各章节充分吸收学界既有研究成果，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在晚近学术、社会的发展大势之中，历时性考察相关学人个人境遇与学术思想的演化，阐释学术流变的内在理路与时代的关联。
（1）《今古学考》与廖平学术旨趣的确立及其转承
中国学术的南北派分，由来已久。自从廖平著《今古学考》，以礼制平分今古，欲作《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与江浙学术立异，成为晚清民国四川“好今文家言”者的群体追求。分析《今古学考》的撰述历程与内在系统，揭示廖平学术起点，探讨廖平学术一以贯之之道：重构道与六经的关系，顺时构建经学系统，揭示六经之道，以期经世致用。《今古学考》以家法条例重建古代文献的历史层次，为圣人改制奠定基础。晚清学术界对《今古学考》内在紧张的批评，促使廖平调整其学说，在此过程中廖平与康有为的学术碰撞，相得益彰，有效激发二人学术思想的深化。廖平致力于整合六经以期学术大同，晚年将六经放在孔经哲学的框架上重新解释，维系儒家义理的普适性。康有为提倡三统三世说与观世知化的史学视野，无疑启发其弟子梁启超以新史学融贯经史，考察中国文明史的演化。
（2）今古之争：四川国学院时期的廖平与刘师培
民国初年成立的四川国学院，名师云集，今古文大师廖平与刘师培角力于此，是近代学术史上少见的文化现象。刘师培主张学分南北，宋育仁弟子杨赞襄提出学术之分在晚清以降当以“东西”代“南北”，“东”是汉学大本营“吴越”，“西”是以今文学开出新考证学的“楚蜀”，就“理论”而言，吴越也要纳入今文的范围，“理论渐趋统一而事实随之”。国学院院长吴之英希望刘师培与廖平抗衡，扭转院内竞相研习今文的风气。廖平、刘师培二人在经史关系、天人性命之说、经今古文起源等重大问题上，“持各有故，言各成理”。抽绎出廖平与刘师培这段民初经今古文碰撞的学术线索，有助于勾勒经今古文学在民国初期的渊源流变。刘师培此后殚心三礼，以礼制为本，按家法条例研究经学，力图挽救汉学“支离破碎、不识大体”的弊端，建构古文学新体系回应今文学，以期承前启后、开儒学之新路。
（3）政学纠葛：近代今文学系谱的演化与生成
经今古文问题是清学汉宋之争的子题，后演化为清末民初政教、学术转型的枢纽，海内外学者大多认同从常州学派至康有为公羊改制为主轴的近代今文学谱系。历时性的梳理近代今文学系谱的演化与生成过程，不难发现，戊戌前后，经今古文的学派意识尚未形成。围绕“康学”的争议，集中于“素王改制说”所引发改革方式的分歧，并非《公羊》《左传》的经今古文之争。清末古学复兴，学界提出以国学取代经学，重新梳理中国学术史，在评述晚清今文学的过程中，近代经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派分意识日渐清晰。民初整理国故运动兴起，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大大渲染了公羊学与康有为在近代今文学谱系中的地位。此后学界大体接受梁氏的观点，晚近今文学的毁誉褒贬皆系于此。廖平弟子蒙文通、李源澄质疑以康有为公羊学为中心的今文学系谱，认定晚清公羊学近乎伪今文学，以礼制为本，按家法条例治《穀梁》才是成熟今文学。以康有为公羊改制为中心的今文学运动引领晚清思想界革命，为传统学术的外在转向拓宽道路；廖平弟子对近代今文学系谱的重构，不仅丰富了晚近学术流变的脉络，更揭示传统学术内在深化的可行性路径。
（4）“述文化于史”：宋育仁与近代经史学之省思
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新文化运动后，胡适、顾颉刚倡导的整理国故和古史辨运动继承乾嘉汉学，在今文学的影响下，回归原典，新文化派旨在以科学取代古代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老辈学人宋育仁、廖平组织国学会，以期扭转经学史学化的流弊，挽回世风。宋育仁提出“述文化于史”，以经驭史，进而重塑孔学统系，贯通义理与制度，在共和语境下重构儒学人伦与政教体系，尝试以孔门四科统摄现代学术分科，阐发孔学经义，守先待后。宋育仁浓厚的复古、尊孔意识或有可商榷之处，若以宋育仁与新文化派的学术分合为线索，回到历史现场呈现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理路，既可丰富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本意的路径，又为当下反思以西律中的分科之学，谋求沟通中西、融汇新旧的新学术体系提供思想资源。
（5）今古分合与民国学界的古史派分
近代古史研究，实导源于晚清经学。廖平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说本以解决经学纠纷，演变为古史之探索。整理国故运动兴起，经今古文问题引发南北学界纷纷扰攘的古史论争。近代今文学的疑古思潮为整理国故与古史辨运动变经学为古史学，以史代经提供思想资源。顾颉刚汲取今文学的疑古思想与清代汉学的考据方法，期望改造经学为古史学，重建中国文化史；柳诒徵师徒认同古文经学，贯通经史，阐扬固有文化，振兴民族精神；蒙文通坚守今文学立场，研究古史旨在建构儒学义理与历史变迁的能动关系，为其以史证经、以经御史埋下伏笔。澄清民国各派学人古史研究的本意与分殊，进而反思近代学术的“新旧”派分，或许能为时下古史研究走出新史料的扩充与理论无法突破的局面提供思想资源。
（6）今古分合与“国史”重建
在现代社会与学术语境中，调适儒学价值立场与客观经验，无疑是重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重要议题。民国学人将经古文学视为“经学中之史学”，今文学乃“经学中之哲学”。由古文转史学，其道顺；由今学入史学，其道逆。柳诒徵、蒙文通的学术立场有着鲜明的经今古文学色彩，均注重发掘与转化传统经史之学，以“国史”重建学统，整合义理价值、经史传统与文明历程。双方围绕中国历史文化与经史关系等议题交涉颇多，对于如何梳理中国文化与古史，认定中国史学的功能以及义理与制度的抉择，取径有别。柳诒徵秉持儒家正统史观，倡导史术通贯经术，确立国性与文明主体；蒙文通建构儒史相资能动系统，阐发义理化的经史之学，以经御史，落实与实践以“明体达用”之儒学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
（7）文史分合：章氏国学讲习会与国难之际国学走向
章太炎晚年曾与金天翮、陈衍组织成立中国国学会，双方后因人事纠葛与学术立场异趣分道扬镳。金天翮提倡复兴理学，读史明变，文以载道，以诗文感世传心史。中国国学会致力于国学研究的提高与普及，激发民族精神，适应学术平民化的潮流。章太炎认为文即是道，国学应不尚空言，坐言起行，以语言文字与经史为宗。章氏国学讲习会旨在为后进示以治学轨辙，守先待后，以民族文化与国族精神整合经史之学与经今古文之争，确立华夏文明的实体性与主体性。章氏国学系统中求真与致用互为体用。求是与致用是落实文史学的两条道路，无文史学之求真，即无文史学之致用，求真是致用的必要条件，致用是求真的自然归宿。以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成立因缘为线索，考察国难时期学术风气转移和派分纠葛，当可呈现近代学术多元走向。
（8）“超今文学”与民国学术流变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成为各派学人实践学术理念，开辟新学术之路的起点，“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章太炎提倡上溯先秦之学，考辨经史，纠正近百年今文学运动；钱穆、刘咸炘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今文”。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分别今古，阐发秦汉新儒学的“革命”精神，并以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五种制度支撑今文学“革命”理想。
清季民初经今古文之争是近代新旧递嬗、经史易位的重要枢纽，“今古文辨义”成为民国学界分殊的源头与缩影。近代新史学主张以史代经，视经学为史料，以此完成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但经学中的“义理”是否全无意义？毕竟史学不仅须秉持科学与考据的方法，还有阐释人文与义理的功能，若离此义理，“史学”不过“史考”、“史料”而已。通过考察晚清民国经今古文问题的多元走向与传衍脉络，综合比较廖平、康有为、刘师培、章太炎、蒙文通、古史辨等学人与学派的学术分合，可以揭示经今古文之争促使民国学界开辟出多元经史转承的道路。章黄学派以文字语言与历史为主归，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章太炎新古文经学的基本方向是经学史学化，侧重从“致用”与“经制”视角阐释史学，有助于催化现代科学史学的知识品格。廖平门生立足今文学义理，力图在义理、经制、史事之间建构能动关联，因事明制，儒史相资，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从中或可开辟出“事义兼备”“理事相即”与“今古融合”的学术系统。发掘经今古文之争与近代学术转型的内在关联，可进一步呈现近代学术流变的多元脉络，揭示儒学义理与科学史学二者诚有珠联璧合的可能。
近十年来复兴传统与重建中国文明主体性的呼声蔚为风潮，考察中国学术近代转承的多元路径当是守成与开新的关键。理解与同情作为整体的中国历史文化系统，以源流互质的方式探索近代学术的多元出路，贯通经史，虚实相济，或能认知中国学术流变的实情，以国故整理科学，会通中西，为当下建构中国学术本位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与知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