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儒学的色目人
纵观整个元朝，在中央朝廷，元世祖忽必烈“内蒙外汉”的治理思想根深蒂固。秉承着蒙古本位和四等人种族分职原则的官吏选拔任命制度，使包括理学在内的汉法，始终在权变的“用”和“名”之间飘荡摇摆，从未取得过独尊的主导地位。但是在元朝地方社会，由于遵循“各从本俗”的治理思维，汉法和汉文化不仅没有衰亡禁绝，反而开始吸纳不同的族群阶层。终，一个大一统体系下以汉文化为衔接纽带的多族士人圈在元朝得以形成。
以元明善的交际圈为例，他的挚交好友马祖常是汪古部人，属于四等人中的色目人，其家先世本为西域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教派的贵族。他的曾祖月合乃曾跟随忽必烈伐宋和亲征阿里不哥，后官居礼部尚书。月合乃的儒学造诣非常高，马祖常甚至认为他“过于邹鲁之士”。马祖常本人也极其热衷研习儒学。延祐元年首行科举，他是乡贡，第二年会试更得一科榜首，并在殿试中摘得右榜第二（需为蒙古人）的好成绩。马祖常入朝为官后，以践行儒家礼法为己任，先后弹劾权臣铁木迭儿及其党羽。在推行文教方面，他是公认的经筵老成讲官，主持过大都乡贡进士的考试，担任过廷试的读卷官。在礼部尚书任上，马祖常以务求实学的标准主持贡举，选拔士人，深得人望。
马祖常对于儒学，尤其推崇《孝经》《论语》，提倡忠孝人伦，自觉维护纲常名教，乃至要求从重论处浙江因贫改嫁的寡妇。他为文尚秦汉古风，磅礴大气，诗风圆密清丽，是元朝中后期的诗文大家，以至于元文宗曾赞许其为“中原硕儒”。马祖常“自先世皆事华学”，是名副其实的“衣冠闻族”。
以马祖常为代表的色目人的汉化并非个例。很多色目人进入中原之后，为汉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从汉文化的爱好者，变为浸透至于根骨的儒士名流。这种变化在铁木真时代萌发，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已渐成潮流，从成宗至于顺帝朝，又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发展。他们通过同乡、姻亲、师生、座师门生与同年、同僚等社会网络，借助诗文唱酬、书画雅集、编书赠序等文化活动，与汉族士人积极交流互动，终于促成了多族士人圈的成形。虽然各族人士因固有的文化差异在汉化的速度方面快慢不一，但各族之中均有汉化士人出现。且从世祖朝开始，蒙古、色目士人的人数日渐增多，造诣日益深厚，从初研习儒学发展为专擅文学艺术，涵盖的族群不断扩展，并由早期的贵族阶层延伸至中下阶层，对汉文化的理解也不再停留于表面，而是已经形成了与汉族士人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如忽必烈的怯薛侍从廉希宪是畏兀儿人。廉希宪好读儒家经典，尤好《孟子》，被忽必烈呼为“廉孟子”。对于儒学，廉希宪是言行合一的代表。他在世祖朝始终居于高位，其行止举动，均以致君行道为准绳。在行省荆湖时，他以安民抚民为务，大兴学校，亲临讲授，德政声名远播。在朝堂之上，本着尚义抑利的原则屡次批评阿合马的敛财政治，希冀能够重振儒术斯文。廉希宪行事以廉，当时的风气，派往江南的官员，大多向南宋故官、富室索取大量的“撒花银”，他从荆湖归朝时却“囊橐萧然，琴书自随而已”。其君子风骨，丝毫不逊色于唐宋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