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农业的根基
阳光照耀下，那些带纹理的岩石在野花烂漫的草甸上显得格外瞩目。深红色的罂粟、鲜红色的毛茛、花朵华丽的朱诺鸢尾花、多姿多彩的银莲花、橘黄色的金盏花、铬黄色的菊花、紫色的薰衣草以及嫩粉色的如酒杯般的旋花，诱惑着我们停下来，漫步其中。刚经过加利利富饶肥沃的土地，此时，我们来到了更偏僻的地方 —— 土地被带刺的铁丝网圈起来，让想进去探索一二的人们望而却步。随处可见的小标志牌上印刻着骷髅头和摆成叉号的骨头，图案下面还写着表示危险的单词，更清楚地表明了这里的情势。三年前，也就是 1967 年，以色列军队猛攻戈兰高地，不停地追击，直至叙利亚人被逼退到大马士革。如今，大自然接管了这片围绕在荒无人烟的城镇和村庄周围的已然废弃的田地。曾经的战场也成为成千上万只鸟儿向北迁徙，要飞往土耳其或欧洲其他地方过夏天时途经的休息地。铁丝网围栏里，成群的鹳单脚站立在这片“阵”里打着盹。它们把长长的喙埋在胸前，丝毫没有意识到脚下正踩着致命的植物。
目光从戈兰高地的山顶，到加利利海，再经过我们刚刚离开的那片土地（图 1），后到眼前高耸入云的赫尔蒙山，靠近山顶的地方被白雪覆盖，山顶则隐藏在云中。我们下了车，步行穿过废弃的田地。长着狭长叶片、花序呈奇怪的尖锐形状的野草从我们的膝盖边刷过，这些是山羊草。虽然这里还有很多鲜艳夺目的野花，但这些草才是我们真正想找的。尽管在外观上很不起眼，我们要找到这些山羊草种子，因为它们对于普通小麦的溯源研究很重要，也因为它们的某些基因可能有助于小麦的培育。
卑微的山羊草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几万年前，在中东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生活在山脚下的半游牧民族已经发现了山羊草的特别之处。他们像我们那天一样走在混有野生小麦、大麦和山羊草的草甸之间。他们用插着燧石的骨制镰刀，割下一把草，放倒在地上，等着它们几天后晾干，再用简单的木制连枷把种子打出来。
大约在一万九千年前，从这片草地经过的游牧民族留下的微弱的活动痕迹，是我们知道的有关西方农业起源的早记录。这些活动发生在人类狩猎采集时期的后一千年里，那时，人们还是按照祖先的方法，男人负责捕猎野兽，而女人则采集种子、树根和果实来维持生存。这些部落的人们注意到，当野火烧毁乔木和灌木后， 禾草等植物迅速占领这些地方，甚至会诱发野火来促进这个演替过程。他们依旧靠着自然的赐予生存。又过了一万年，他们的远系子孙才开始迈出种植植物的步，不再只是随意地采集种子。他们不知不觉地掉入了一个陷阱，不可逆地、缓慢且巧妙地改变着他们的后代。几千年过去了，一个人无意间在野花的诱惑下迈出的脚步，将子孙后代带进了农耕社会，从此受制于土壤，自以为掌控着植物，实际上却不得不考虑植物的需求。
山羊草的籽粒和小一点儿的大麦粒大小差不多。它们既有营养又美味，但每株山羊草结实率很低，要想获取饱餐一顿的粮食，需要精细且费时的劳作。而野生小麦和大麦的小穗里有数不清的小小的饱满的籽粒，看起来更有价值。但它们一成熟就会散落，绝大部分在收集的过程中就丢失了。同时，可食用的部分还需要通过强力的脱粒，将外层粗砺的壳去掉。之后，在火的余烬中将谷粒中残余的水分蒸干，这个步骤叫作脱水。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谷粒几乎不受影响，有些被烧成棕色。一不留神，有些完全被烧成炭一样，而被烧成炭的谷粒基本不会腐烂。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古老的营火灰烬中捡出这些被烧成炭的残余物，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在上万年前的中东地区，谷物被收获后是如何被收集起来然后又种下去的。它们可以告诉我们，上万年前， 冰川不再覆盖北欧，居住在加利利海边斜坡上的居民是如何捕猎、如何想办法收集植物的。随后的几千年里，从欧洲东南部、地中海西部地区到安纳托利亚、伊拉克北部，由于祖先采用的方式不同， 不同土地上的居民也采用不同的收获方式，土地上留下了不同的刈痕。
祖先们可以继续这样轻松地生活，依靠捕猎，依靠他们可以收集到的种子和自然的其他赐予。但是，沉默的被烧焦的古老残留物告诉我们，大约一万两千年前，生活在杰里科等地的人们努力让一些更有价值的“草”及其附属物长得更好一些，虽然那时人们可能还没有耕作。某些种类的籽粒开始在一日三餐中占得更大比重。在一些地方，是单粒小麦（图 2、图 3）—— 一种原始的野生小麦品种。在其他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罕见的二粒小麦（图 4）—— 某个野生小麦品种和山羊草的杂交品种。当其中一种植物相比其他物种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虽然这可能是由于人为的精心的“鼓励”，收集者对自然的依赖也就逐渐减弱了，从而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努力去生存。而这也使他们在农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冰川的后退标志着中石器时代的来临。这个时期在历史上以新石器时代到来、人类开始耕作土地而结束。毫无规律的零星的证据表明，大约在此后四千年里，人们对耕种的植物越来越依赖。精心且费力地从烧焦的谷物中筛选种子和从大草原上随意地采集种子并不一样。野草的证据表明，伴随着耕作而来的有野生的燕麦、雀麦草、延胡索属植物、野豌豆、锦葵属植物、矢车菊、金盏花、万寿菊、罂粟和节节草等。随后，新石器时代的农民迁移到北非，又到了小亚细亚半岛，再到欧洲，这些野草的种子就像不受欢迎的搭顺风车的旅行者一样，跟随他们迁移。
从依赖收集野生籽粒到形成某种耕种经济模式，这一主要转变发生在距今七千年到一万年以前，和很多历史进程一样，这样漫长的时期可以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但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的，却无法清楚地界定。这段时期的长短取决于这些地方生活的人，在这段时期，长期建立的生活方式可能被废弃，并被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形态取代。当这个时期开始时，人们或多或少地已经开始了长期定居的居住形式，有了可以长期居住的直线形建筑，不再像游牧民族那样居住在圆形棚屋里。为了获得更多的动物资源，他们开始驯养山羊，很快又开始驯养绵羊，与此同时，他们也放弃了带着狗 —— 这个人类古老的同盟者 —— 去捕猎所带来的乐趣及其不安全性。成群的山羊和绵羊是让人们在成为农民的同时又成为田园诗人的重要条件。山羊会把灌木吃掉，为草开疆拓土；而绵羊能够使适宜成为庄稼的草在草地中逐渐成为优势群体。这两种动物的活动使天然的草原更加宽广肥沃，使收获更简单、粮食的产量更高，从而更适宜人类定居。
培植是偶然发生且无规律的，在一个地方会发展，在另一个地方会衰退，然后几个世纪里，子孙们沿用着祖辈们的方式，停滞不前。即使是小麦、大麦和黑麦的培育方式已经被广泛传播并具有明显优势，但在中东地区一些未开垦的、耕种形式未改良的土地上，从被烧焦的残余物中找到的种子含量仍然不超过 50%。人们继续从荒芜的野生山羊草、小麦和大麦中收获食物，大部分原因是， 在很多地方，人们和往常一样，在广阔的土地上更加密集地耕种， 以收获更有用的植物。我们需要这些植物种子，但这些对从一万年前就学会采集的人们来说没有意义，只能继续等着下次机会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