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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张爱玲的作品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打算专门写本传或评传之类的书，为此做过不少准备，今年春天起又循写作顺序重读她的小说，笔记虽已得几万字，但离完成仍遥遥无期；近来拟就其生活与创作史上若干尚且存疑却很少有人深入探讨的问题略作考证，迄今还在写作之中。现在拿得出手的只是这戋戋小册，系择取历来所写有关她的文章中稍具一己见解者，长短共计十六篇，这回趁便做了些补充修改。取名“讲张文字”，是对成语“讲文张字”的故意篡改。唐孙樵《与高锡望书》云：“夫史家条序人物，宜存警训，不当徒以官大宠浓，讲文张字。”后来即以此形容那路讲求工丽、张大其词的文字。我写的东西卑之无甚高论，但希望没有沾染这种毛病。 张爱玲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大致分为以文与以人为标的的两类，说来均不无可议之处。不妨各举一例。其一，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载一九四四年五月《万象》第三年第十一期）谈及《花凋》有云：“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这是道地的东方精神。明哲与解脱；可同时是卑怯，懦弱，懒惰，虚无。反映到艺术品上，便是没有波澜的寂寂的死气，不一定有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来点缀。川嫦没有和病魔奋斗，没有丝毫意志的努力。除了向世界遗憾地投射一眼之外，她连抓住世界的念头都没有。不经战斗的投降。自己的父母与爱人对她没有深切的留恋。读者更容易忘记她。而她还是许多短篇中刻划得深的人物！”若是认真读过那篇小说的话，难免不生出疑问来：川嫦从患病起，哪里“便不挣扎了”呢。她对章云藩由希望而失望，她试图自杀未遂，她搂住母亲哭诉“我怎么会……会变得这么难看了呢”，死前三星期试穿母亲为她买的皮鞋时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呢”，不都是“和病魔奋斗”“意志的努力”乃至“抓住世界的念头”吗，怎么就成了“不经战斗的投降”。一个患了不治之症的女孩子，除此之外还能让她如何“挣扎”。友人谢其章说，傅雷这文章里批评张爱玲不好的地方，多半都是他自己没有看明白的。张爱玲当然可以批评，但遇上这样一位虚悬了“正确”和“应该”，继而就指责与自己设想的路数不一致的作家如何不正确与不应该的批评家，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罢。有关《花凋》不妨多说两句，川嫦病后的境遇很像卡夫卡《变形记》中变成甲虫的萨姆沙——身边的人不是没有出力甚至尽力帮助她，可她就是孤立无援，只能独蹈死地。“变形”的实质正如这里所描述的，就是丧失了自身与世界之间的一切关系。尽管并无材料证明张爱玲此前曾接触过卡夫卡的作品。 王小波《小说的艺术》一文有云：“在很多年前，曾有过一个历史的瞬间：年轻的张爱玲初露头角，显示出写小说的才能。傅雷先生发现了这一点，马上写文章说：小说的技巧值得注意。那个时候连张春桥都化名写小说，仅就艺术而言，可算是一团糟，张爱玲确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但若说有什么遗嘱被背叛了，可不是张爱玲的遗嘱，而是傅雷的遗嘱。天知道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她把自己的病态当做才能了……人有才能还不叫艺术家，知道珍视自己的才能才叫艺术家呢。”我喜欢王小波，但老实说他讲的无论于傅于张，都不能算知人之言。傅雷这种“遗嘱”，迹近拿别人家财产当自己的随意发付，还是背叛为宜，张爱玲当初正是这样做的，她后来的作品也有着更高超的技巧；至于“病态”云云，我不清楚王小波“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具体所指，倒是想起他对朋友说的一段话：“人们认为羞耻、该隐讳的东西，恰恰是不值得羞耻、隐讳的东西。”（见邢小群《你很寂寞，所以你走了》）病态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与众不同，很好地用之于文学，其实是一种才能，假如隐讳不用就可惜了，张爱玲如此，王小波同样如此。从张爱玲全部“后来写的东西”看，她很珍视自己这种才能，用得也非常好。 话说至此，我想起张爱玲的《红楼梦魇》。有如她自己所说：“我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又说：“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工夫就这么掼了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写这本书对张爱玲来说简直就是自得其乐。她根据脂砚斋等人的批语，还有《红楼梦》的各种版本，探讨了《红楼梦》隐秘的修改过程和完成——尽管实际上未完成——过程。作为一位真正懂得写作的小说家，对于另一位自己心仪的小说家的苦心孤诣深有体会，笔触所及，都是一般读者容易忽略的幽微之处。这是一本知己之书。后来模仿张爱玲风格写作的作家有不少，但好像还没见着哪一位肯像她这样下功夫仔细阅读前人的某一本书，包括张爱玲的作品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