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试读

get_product_contenthtml

《诗经》的特色及其文学贡献

    “三百诗人岂有师,都成绝唱沁心脾。”《诗经》艺术之妙,为历代所称颂。就其特色而言,约略有四:
    一、 从精神本质上看,《诗经》显著的特色是现实精神。《诗经》绝少幻想色彩,而多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描写。它从多方面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以及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生存的人们的真实感受。像《国风》,或写婚恋,或写田猎、畜牧、采集以及行役、出征等,所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与实实在在的人。虽说写到得意之处,也有神采飞扬的一面,如《桑中》,言“云谁之思,美孟姜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反复申说:“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毕竟没有超越现实,没有像《离骚》那样,幻想与远古的神女恋爱。像《豳风》中的《鸱鸮》这样的禽言诗,乍看起来,颇有浪漫色彩,可是它所叙述的事情,所讲的道理,所表现的情感,都是非常现实的。《颂》诗部分虽说多与祭祀相关,是在人与神之间建立联系,但却“敬鬼神而远之”,人始终与神保持着距离。因而这些颂诗,表示的是人对神的敬畏与祈求,是立足于现实立场上对神的期盼。《雅》诗中的叙事诗,虽说也有像《生民》那样的神话史诗,但它记述的是一个传自远古的神话故事,是作为历史故事认真记述的,并不存在作者任意编造、虚构的问题。至于《风》《雅》中的讽刺时政的诗,特别是二《雅》中的政治讽刺诗,其现实精神体现得就更为突出了。
    二、 从感情基调上看,《诗经》基本上所表达的是欢乐的情调。虽然其中也有些严肃庄重的作品,如《雅》《颂》中关于祭祀的庙堂之歌;也有些“怨诽”之作,如二《雅》中忧时伤乱的诗篇。但就其整体而言,诗人们对生活是热情的、乐观的、充满希望的。像《硕鼠》篇,虽是对现实生活不满,可却没有绝望,而是表现出了对“乐土”的向往;《伐檀》篇虽说是对“不稼不穑”的不满,可从“坎坎”之声中,却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劳动创造世界的赞美;《七月》篇虽写的是一年的劳苦,可在年终的“朋酒”中,却有获得了“万寿无疆”的快乐;《节南山》虽说是情绪激愤,骂权贵尹氏有些不留情面,可终却表达了“式讹尔心,以畜万邦”的希望。像《邶风•北门》《大雅•桑柔》等篇,在发泄不满情绪中,又把现存的不合理现象紧结到了天命上,以此来化解自己心中的不平。读《诗经》,明显地感到其中没有《楚辞》的那种偏激。《礼记•经解》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之所以用“温柔敦厚”概括《诗》教的作用,就是因为《诗经》中有一种温柔敦厚的情感力量,足以感化人心,化解人心中的不平与悲伤。
    三、 从语言风格上看,《诗经》所呈现的是自然质朴之美。它朴素、自然,纯为天籁。《芣苢》,通篇十二句,只在“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两句上反复,每反复一次,改动一字,不见一丝刀迹斧痕。像《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反复对话,平淡如水,没有丝毫矫揉造作。《大雅》中的诗,如《烝民》:“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江汉》:“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虽略带着几分文雅,但也只是辞达而已。有时也有铺张,如“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緜》)之类,但也表现得很自然,犹如水入石滩,虽有波澜,而无着意修饰的迹痕。故元张观光《论诗》说:“三百余篇岂苦思,个中妙处少人知。籁鸣机动何容力,才涉推敲不是诗。”
    四、 从艺术手法上看,《诗经》突出的特色是比兴。比即以彼物比此物,兴是托物起情。比、兴像两把金梭,织出了东周诗坛的春天。据学者们的研究,《诗经》中有明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之类;有隐喻,如“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之类;有借喻,如“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有比拟,如“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之类。关于兴,学者们又分为起情不取其义的兴,如“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之类;有比喻意义的兴,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类;有渲染气氛的兴,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类。《诗经》305篇,毛氏标兴的有116篇。毛氏未标而郑玄以兴作解的还有若干篇。至于比,那就更多了。因而比兴成了《诗经》艺术的一个亮点,为历代学者所乐道。
闻一多先生也说过:“《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两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诗经》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就其要者而言之,大略有五:
    一、 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打开世界各民族诗歌史的章,我们看到许多民族都是以史诗开场的。如巴比伦有《吉尔伽美什史诗》,希腊有《荷马史诗》,英格兰有《贝奥武夫》,法兰西有《罗兰之歌》,德意志有《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有《伊戈尔远征记》……而我们则是以简短的抒情诗讴歌生命。《诗经》305篇,绝大多数都是抒情的。十五《国风》,实际上就是十五组抒情诗歌。《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等几篇,被后人视为周民族的史诗,这是在《诗经》中叙事成分多的几篇。但严格地说,都不是纯粹的叙事诗。作者是充满着对祖先的崇拜、虔诚与敬爱来讲历史的。因而在叙述中,散发出浓郁的主观抒情气息。这就形成了中国诗歌以抒情为特色的基本传统,直接影响到了古人的诗歌观念与两千年诗歌的历史。陆机《文赋》即言:“诗缘情而绮靡。”清宋荦《漫堂说诗》更说:“诗者,性情之所发,《三百篇》《离骚》尚已。”在这一观念中,叙事被排斥在了诗之外。两千年文学史,诗人从头唱到尾,唱出了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也唱出了中国文化的一片祥和。
    二、 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语言府库。《诗经》作为早的诗歌总集,它们所创造的文学语言与语汇,要多于文学史上的任何一部作品。有人统计,仅《诗经》单音词就有3900个,复合词1000个。这些词都是原创性的,且对事物的表达亦甚精确。如表示手的动作,就有采、掇、捋、撷、挹、拊、折、投、捣、搔、执、摇、揭、扫、抱、击、拔、招、按、提、挠、授、拾、抽、掺、持等数十个单词,以表达手的数十种不同状态。仅马的品名,就有骃、骊、駽、駓、驔、驒、骐、骢、鱼、騢、馰、骝、驈、骆、骓、骧、馵等十数种。还创造了大量的形容词、成语等,如驰驱、匍匐、窈窕、辗转、翱翔之类,以及一日三秋、二三其德、高高在上、爱莫能助、爱屋及乌、忧心忡忡、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巧言如簧、天作之合等等。中国的成语绝大多数为四言,显然与《诗经》以四言为基本句式有关。而且可以说“四言”句式的奠定,是《诗经》对中国文学语言贡献的一点。四言句式乃出于人对于自然韵律的感悟。关关、嘤嘤、交交、呦呦,这是来自自然的声音,传递的是自然界生命的信息,然而它过于简短,构不成节奏,形不成韵律,自然也不是艺术。双声相叠,便有了节奏,有了韵律,便成了艺术,而且与来自自然界的那种明快的声音相呼应,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甜美。于是四言就构成了艺术语言的小单位。同时这种句式,既不失诗的韵律,也有很强的介入散文文体的能力。融入文中,则使文具有了诗的美感。
    三、 孕育了多种诗体的语言形式。《诗经》以四言为主,但同时为了表达之顺畅而自由变化,随意伸缩,于是在诗歌韵律的规范下,又创造出了多种语言形式。如有一言句:“敝,予又改为兮……还,予授子之餐兮”(《郑风•缁衣》);有二言句:“祈父,予王之爪牙”(《小雅•祈父》);有三言句:“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鲁颂•有駜》);有五言句:“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召南•行露》);有六言句:“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有七言句:“宜尔子孙振振兮”(《周南•螽斯》)。丰富的语言形式,孕育了多种诗体。
    四、 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比兴艺术。比兴是中国诗歌一种特殊的创作方法,故《文心雕龙》中专列有《比兴》一篇。所谓比兴,其实就是“立象以尽意”的创作艺术。《周易•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有些事物,用抽象的语言很难表述清楚,如用一种形象来比喻或象征,意义便会呈现出来。《周易》中有“易象”,这“象”便是为“尽意”而设的。诗歌中的比兴与《易》中的“象”是相同的,故宋儒陈骙《文则》(上)说:“《易》文似《诗》”,“《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清儒章学诚说得更明白:“《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文史通义•易教下》)。比兴不仅能把语言难以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还可以使诗篇变得形象生动,婉转含蓄。如《东山》诗:“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这里是用野蚕蜷屈野外桑田的情景比喻士兵野宿,虽不言行军之苦,但风餐露宿之苦已在不言之中了。这种艺术表现,直接为后世诗赋创作所继承,成了中国诗歌有别于他国诗作的一个显著特色。
    五、 树立了诗预时政的诗歌典范。在早的诗学理论《诗序》中,就把三百篇与“王道兴衰”联系在了一起,反映了中国诗学发轫期的诗学观念。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了后世的诗歌创作。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诗经》的《雅》《颂》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直接干预时政的诗篇,有的是从肯定的角度正面参与的,如《颂》诗及“正雅”部分,这部分诗以歌颂为主,肯定了现存政治及统治的合理性。有些则是以否定的态度干预政治的,古人称这部分诗为“怨刺诗”。怨刺诗大约占到了《雅》诗的三分之一,这些诗刺的对象,上不避王公,下不避庶人;刺的方式也是或冷嘲热讽,或直刺无隐;刺的目的并不单纯在发泄,而是望其一反于正。《诗经》这种政治情怀与干预时政的创作倾向,为中国诗歌树立了以天下苍生为怀的典范,由是而形成了中国诗歌思想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