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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书名的由来

    《左传》在战国时就颇有影响,但那时不叫《左传》,而被称为《春秋》。《战国策》数引《左传》之文,就称它为《春秋》。那时《春秋》是对史书的一个通称,不只是儒家《六经》之一《春秋》的专名。我们读《墨子•明鬼下》就可以知道,书中征引了《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所载的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出,周、燕、宋、齐之《春秋》叙述史事的体裁不同于孔子所修的《春秋》,而与《左传》相类似,不是纲目式的,而是实录式的。这或许是战国时人把《左传》也称为《春秋》的一个原因。《汉书•艺文志》说,孔子所修《春秋》“贬损”了一些“大人”,都是“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而“其事实皆形于《传》”,所以为了“免时难”,在一定年限内只好“隐其书而不宣”,到“末世”才流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前339—前329年在位)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指《左传》,下同),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前265—前245年在位)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据《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列有《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四篇之名)。吕不韦者,秦庄襄王(前249—前247年在位)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可见《左传》在战国中后期作为当时的“近代史”,受到各国上层人物和学术界人士的高度重视。但当时尚无《左传》之名,司马迁在叙战国时人节录、采摘、征引其文时,一律按战国时的用语称之为“《春秋》”。
    汉兴,《左传》尚有历秦火之劫而幸存于世者,以其为先秦古籍,用古文书写,与当时通用的隶书不同,所以司马迁也把它称为《春秋古文》(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跋语)。武帝时,其同父异母兄鲁共王刘余扩建宫室,坏孔子后裔宅,得壁中所藏古文经传,其中就有《春秋古文》。这件事,《汉书•艺文志》“《书》部”说发生在“武帝末”,不确。考鲁共王景帝前元三年(前154)由淮阳王徙王鲁,二十八年薨,是卒于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当武帝即位之第十四年(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推算)。而武帝在位共五十四年,因此孔壁书事件与其“末”年相差甚远。据王充《论衡•案书》,可断定孔壁书出于武帝年间而非景帝年间,则约其岁,似当改“末”为“初”较妥。《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文中介绍过孔壁藏书:“《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盅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除以上三种,《汉书•艺文志》所记尚有《论语》《孝经》等;师古注云,孔腾畏秦法峻急而藏,或言孔鲋所藏。)我们不管其他书,只看“《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这八个字。刘歆行文如此,似壁中书标名《春秋》,且题有“左氏丘明所修”字样。但他说“藏于秘府(皇家书库)”固是事实,“伏而未发”则未必。因为司马迁自元封二年(前109)任太史令,至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前后近二十年的《史记》写作中(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今观《史记》中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投降匈奴事。”),特别在撰写《秦本纪》以上、“孔子”以上《世家》、“仲尼弟子”以上《列传》和《十二诸侯年表》时,必定会大量参考“《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这一史料宝库。这就是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的序中明白揭出“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一结论的真实背景。
    司马迁在《史记》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左传》这一名称,因为这本对孔子所修经书《春秋》作了一番“具论其语”的著作,其本名也叫《春秋》,只是标示“左氏丘明所修”,以与同名的儒家经书《春秋》相区别而已。司马迁又称它为《春秋古文》,或《左氏春秋》,可见太史公心中对它的定位,始终是一部“春秋”,一部历史著作。这和当时的大环境也有关。西汉前期,以“微言大义”解释《春秋经》的《公羊传》先得列于学官,景帝时就以胡母生和董仲舒为《公羊传》博士。因为《公羊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之说,结末强调“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乎《春秋》”,其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又利于巩固封建秩序,投统治者之好。故而至武帝更喜爱之,诏太子受《公羊传》,由是《公羊》学大兴。《穀梁传》直到宣帝时因上有所偏好而也被立于学官。《公》《穀》先均以口说传授,至西汉前期方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著之竹帛,因此被归于今文经学。只有《左氏》,虽以大量史实解释《春秋》经文,且文辞赡丽远胜《公》《穀》, 却几乎终前汉之世,一直被今文经学派以“说史事多,释经义少”为借口,不承认它是传《春秋》之书,拒之于官学门外。直到西汉末年平帝之世,才在刘歆的力争下,昙花一现地立了一回《左氏春秋》博士。新莽、东汉光武帝年间也曾短暂立而或即亡、或旋废。直至明帝以后,才形成《春秋》三传并立的格局。所谓“三传”,即《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简称《穀梁传》)。“传”(zhuàn),专指解释经义的文字。被称为《左传》,就是被承认为解经之作,随后自身也就成为了儒家的经典之一。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左传》皆列在其中。成为“经”,就获得了科举取士书的资格。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左传》与《左氏春秋》不只是书名之异,而且更是经书和普通历史著作“身价”之大不同。当然,我们今天依从习惯所称的《左传》,早就已经没有了经学家赋予它的含义了。
    《左传》之在魏晋后日益见重于世,固然与其“经”的身份不无关系,但主要是它自身的价值,包括详备完整的史实与丰美流利的文辞,使它饱受赞誉和好评。同列为经的《公羊传》和《穀梁传》,则渐遭冷遇,“儒者多不厝怀”(《北史•儒林传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隋书•经籍志》)。关于《左传》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下文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