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是一位寻找故事的人。这仿佛是一场宿命的安排。生于一九五九年的阿来，今年六十岁，他写了将近四十年，我相信，他还将继续写下去。我的愿望是，努力去发现阿来是如何找到故事的，又是如何处置或者说如何安放这些故事的，而这些故事，又是如何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多年以来，每当我们谈论阿来的文学创作时，都会将“历史”“民族”“地域”“诗性”“空灵”，或者“救赎”诸如此类的关键词置入对阿来及其文本的评价、判断和描述。其实，阿来写作及其发生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词语：“行旅”。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阿来是一位诗人，并且是一位“行吟诗人”。这些年来，他的写作，总是厚积薄发，张弛有度，沉静持重，读他的文字久了，就会深感他叙述的结实、朴素，在历史、自然和纷繁的现实面前，能够体察到他感性和理性的平衡度，体会到他书写时那种触动心灵的力量。这些年来，他循着地理的面貌，勘察那些承载着川藏人文印迹的历史、自然、文化地形图。在他的文字中，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他对行旅的热爱，在大自然里对生命的无限沉醉的情绪和感怀。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是永远“在路上”，因为，在历史、现实和自然的交会处，才会有沿途的风景和沉潜的秘密。
我曾经猜想，一个作家的写作，以及他的审美视阈和叙述维度，究竟与他对社会、人生、人性、自然、生态的现实性体验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联系？我渐渐清楚了，阿来在始终略显密集的行旅中寻找着什么。可以肯定，在他灵魂、精神世界的深处，一定存有一个巨大的隐秘，这个隐秘也可能来自一种巨大的隐忧和期待。或许，这就是他期待文字之外，存在一个没有因时代的过渡递进而变迁的人的安详、坦然和平静的状态。无疑，当阿来无数次穿越峡谷、群山、荒野和川流的时候，他所渴望的，一定是生机处处的美丽的植物的冠冕，而不是被现代挖掘机械践踏过的、被无序补缀过的人工丘陵。明显地，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与自然的进程相比，早已经呈现出格调和色泽上的极大不一致。整个生态系统并非静态，它们随着时间以一种有序的、可以预测的变化而发展，甚至，很多时候，这个变化系列是由植物和动物自身所更改的环境而导出的。我们在与其他物种，包括植物和动物打交道的时候，总是过于自信和高傲，甚至毫无理由地显示出无厘头的嚣张。即使是那种想象上代表着高于自然力量的某种驯化能力，也被我们自己大大地夸张了。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从植物本身所发出的信息中感知，或者，我们在审视它们在四季中的性格时耐心思考，这样也许可以看出，它们其实根本就不想与人类做什么交易。它对于我们更具有启示性的预警。所以，阿来与自然的贴近，就更让我们掩面沉思。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常常背着聂鲁达的诗集，在我故乡四周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处漫游。走过那些高山大川、村庄、城镇、人群、果园，包括那些已经被丛林吞噬的人类生存过的遗迹。各种感受绵密而结实，更在草原与群山间的村落中，聆听到很多本土的口传文学。那些村庄史、部落史、民族史，也有很多英雄人物的历史。而拉美爆炸文学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家，比如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卡彭铁尔等作家的成功，重要的一个实践，就是把风行世界的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与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土著的口传神话嫁接到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只属于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语言系统。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描述一个杰出作家的写作及其文本形态：一个作家的写作，除了与自身的经历、生命体验和才情息息相关之外，他的文本生成还与他所处的环境、地域、地势有着不解之缘。所谓“地气”，就是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催生其创作灵感频发的写作发生地。就是这个场域，使得一位作家对历史和生活的感悟，获得了一种独到的文化方位和叙述视点。可以想见，一位作家的写作，一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心理、精神坐标及灵魂“方位”、叙述视点，才有可能形成与众不同的、富于个性化的气势、气脉、气象。有了这些，他对文字的轻与重，叙述的把握，对存在世界、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才可能更加逼近事物本身。文本中的故事、人物、叙述、结构才会逶迤而来，流溢而出，天然浑成。我们会看到，阿来的叙述里总会有一个目光，一种眼神，起起伏伏，不时地透射出神性的色泽。虽然，在其间还看不到那么明显的哲人的影子，但是，作家对生活、存在世界的体味都非常自然地浮现着，不离不弃，妙义横生。阿来文本叙述的单纯性、含义的适量，就像是有一股天籁之声，他无须用文字刻意地给生活打开一个缺口，使生活在某种刻意设置或操作之下运转，而是作家擅于从容地发现存在世界本身的品质或隐秘，洞悉那些裸露或者被表象所遮蔽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