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对抗“猛士”：那一代人的文化自信与人文救赎
——从《新青年》到《学衡》
张宝明
一、“斯文在兹”：“不识时务”的“学衡”
回眸20世纪20年代初《学衡》的问世，总会有生不逢时的历史感受，仿佛能够看到“学衡”派同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步伐：一群学富五车的海归们并未沉浸于象牙塔中的崇高，他们按捺不住士人阶层特有的那份“忍不住”关怀，怀揣着对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立意为民族做出悲壮的文化担当。那一年正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
《学衡》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作为重要的历史标志，1920年“新青年”派志士掀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巨浪，终于将白话文从厢房挪进堂屋——北洋政府一纸公文将白话文送进初等教育的课堂，“新青年”派很自然地将此视为其所发动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完胜的标志，而且此时在新思想界中“新青年”派的文化重建方案已完全处于压倒性地位。此情此景，“学衡”派以大雅之态卓尔不群，高调宣称要重新开拓中华文化复兴的一条新路，将自我置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口浪尖，直面一边倒的时流，这在当时是需要非凡的气魄与勇气的。如果没有舍我其谁的自信、任性与决心，就难以担负起呵护与守望千年文化经典的责任。毕竟，这种与时流的抗衡，已经不是当年“古文大家”对待尚处于摇篮襁褓之中的白话婴儿一般。对此，胡适运筹帷幄、木已成舟的心态颇能说明问题：“《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能感受到《学衡》一族的悲壮与苍凉。在这样的色彩中，我们才能充分领略到士人特有的尊严与气节：正是这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悲情，让《新青年》与《学衡》的配色是那样的鲜艳、夺目、抢眼。在这一强烈的对照下，作为读者的我每每想到彼此相对而出的伟岸（文化）“青山”，心中油然生爱，且不免一声叹息：“桃花”何必笑“春风”？
近百年后我们在冷静的历史审视中，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学衡”派的精神深处，埋藏着传统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以及对于民族文化财富的“温情与敬意”，在“温情”中呵护，在“敬意”中执着。在20世纪20年代所出现的这一幕场景，让笔者想起两千年前的一个经典画面，那是孔子带领贤徒高足在论道、布道、施道途中的一次有惊无险的插曲。遥想公元前496年孔子由卫适陈，困于匡，弟子惊惧，此时却听到孔子从容自信的宣讲：“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如果译成白话便是：“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自命继周公之道，文化血脉一身所系，并怀抱舍我其谁的道义精神，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传扬文化血脉的历史重任，这种自信甚至有些任性的文化态度和担当精神，一言以蔽之曰：“斯文在兹。”
“追昔”可以找到“源头”，“抚今”也不难发现一以贯之的“去脉”，即使在时隔数十年后的六十年代，《学衡》核心人物吴宓在激进革命氛围的包围下仍然坚信《学衡》的理想与价值，固执地宣称：“《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吴宓先生所言非虚，当五十年后宣扬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重读《学衡》，便会深深理解他们对悠长中华文脉的“自信力”，并猛然发现，他们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硬干”、“请命”、“舍身求法”的“中国的脊梁”。遥想诸公当年，带着满满的文化自信，开始了崎岖而又坎坷的人文救赎之路。
二、“大其心量”：开放视域下的人文盛宴
如果说“新青年”派烹调了一道“民主”、“科学”大餐，那么“学衡”派奉献的则是一桌“示正道，明大伦”的人文盛宴。在两个“战队”以白话与文言之争为切入点的楚河汉界后，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深水区作业在等待后来者打捞。应该看到，在《学衡》和《新青年》之间并不存在要不要“科学”与“民主”的分歧，因为历经欧风美雨洗礼的海归们，本就共执“德先生”、“赛先生”的“同途”，只是在如何“民主”、何以“科学”的道路选择上步入“殊归”。在近代人看来，无论是“科学”还是“人文”，真理在本质上根植于自由和理性。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科学”的膜拜者“新青年”派，还是“人文”的拥趸者“学衡”派，他们都对远道而来的“先生”敬重有加。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与《学衡》一脉相承的《思想与时代》主撰张其昀的言论中不难窥见：“本刊显然悬有一个目标，简言之，就是‘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遵循自由和理性的旨归，并同样立足于关怀未来中国的现代性走向，两个文化群体着力于评文学、说文化、论学风、谈教育，以此作为支点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而正是在这些唇枪舌战的文字中，我们无比清晰地看到了一个世纪的纠结和张力。《学衡》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立场，提倡元典文化精神，坚守文言应有的地位。他们坚信，面对中国现代性命题，唯有激活中国人的信念世界、接续儒家本源之价值观念，才可以在守成的人文关怀中建构中华民族的现代性。那一代人“斯文在兹”的责任担当充分彰显于对《新青年》的反思和批评中：“中国文化既已根本动摇，则决定前途之命运，惟在吾人自身，视吾人所以处置之者何如，而卜其休咎。苟吾人态度正确，处置得宜，则吸收新化而益臻发达。否则态度有误，处置未妥，斯文化之末路遂至。”这里的“文”并非天道化作自然之文，而是社会人文，“文”可以回溯到“吾从周”的孔子，不但包括修辞立诚的文统，也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统。“学衡”派以道统与学统传承者自居，将继承学统、弘扬道统、书写文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舍我其谁，担当力挽“斯文”倾倒狂澜的先锋。他们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儒家文化的紧要时刻，按捺不住自己的关怀，大力呼喊出自己的信念，一定要“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从1922年1月创刊到1933年7月终刊，79期的《学衡》杂志流布着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刘永济、王国维、汤用彤、郭斌和、陈寅恪等同仁的华彩篇章，透过他们独特的人文视角，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些先驱的世界眼光和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