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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已经花了大量时间来尽力熟悉中国陶瓷的历史,并且多年来一直 潜心研究中国陶瓷标本,所以在编写《中国瓷器史》时,我的心情比较轻松。然而,像许多尝试去指导同伴的人一样,当确信自己的知识储备还不充足时, 我无法深入开展工作。因此,我有必要开始新的学习,以便充实自己的知识储 备。当我得知,英国驻中国公使馆的医生,同时是中国陶瓷研究领域权威的卜士礼博士,认真地阅读了我为1895年和1896年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的青花瓷和东方彩瓷展览撰写的介绍时,我深受鼓舞。但自诩能胜任编写《中国瓷器史》工作的我,从卜士礼博士的身上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并不是因为他对我的作品提出了负面批评,而仅仅是因为他宣告出版了新书。在此之前,我阅读了卜士礼博士的一篇非常有趣、有价值的论文《清朝以前的中国瓷器》a。我还做了阅读标注,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并消化了这篇论文中的知识。在《清朝以前的中国瓷器》中,卜士礼博士描述了附有插图的、16世纪明朝收藏家项元汴撰写的中国瓷器藏品目录《历代名瓷图谱》。然而,如果他打算出版一部规模更大的著作来论述东方瓷器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那么《清朝以前的中国瓷器》中的知识有什么用处呢?卜士礼博士用自己的巨著给出了答案,这就是《东方陶瓷艺术》。在《东方陶瓷艺术》中,卜士礼博士以一百一十六张彩色插图和四百三十七张黑白插图为例,详细说明、再现了威廉·汤普森·沃尔特斯的瓷器藏品,完整描述了东方瓷器的历史,包括瓷器的生产过程和款识等内容。威廉·麦凯·拉芬为《东方陶瓷艺术》撰写了简介,并且添加了注释。《东方陶瓷艺术》总共十册,版面特别大,不便携带,1897年出版时价格高达五百美元。出于对订阅《东方陶瓷艺术》的人的怜悯,亨利·沃尔特斯先生将单独印刷的原书中的文字部分赠给他们。但我无福消受这份怜悯,因为我必须读完整套著作。在看到后一页之前,我必须忍受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煎熬。然而,我不想让任何人觉得我在诋毁《东方陶瓷艺术》这部巨著。它的缺点是过于笨重,但这正是高质量著作的表现,是几乎完美的多张彩色平版印刷图片带来的必然结果。
1878年,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收藏的东方瓷器借给贝思纳尔格林博物馆d展出。在关于本次展览的《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东方瓷器藏品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知道的关于瓷器制造的知识都来自珍贵的著作《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录》是1815年由景德镇的一位地方官蓝浦根据已有的地方志文献编撰而成,并且由法国汉学家儒莲翻译成法语版及添加评论。”在儒莲的这本著名译著《中国瓷器的制造及其历史》出版后,还有许多著作和论文出现,使我们增长了关于中国陶瓷的知识。其中,对我帮助的是前面提到的卜士礼博士的著作,德国汉学家夏德博士的著作《古代瓷器:中国中世纪工业与贸易研究》,法国收藏家恩斯特·格朗迪迪埃的著作《中国陶瓷》,英国收藏家贺璧理的著作《中国陶瓷艺术》和论文《贺璧理收藏的中国瓷器》。其中,《贺璧理收藏的中国瓷器》刊载在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1888年的年度报告中。上述著作和论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提供了新的知识,还在于它们更正了儒莲在自己的译著《中国瓷器的制造及其历史》中的一些错误。儒莲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但并非陶瓷专家。在翻译时,他似乎没有亲眼见过译著中描述的各色瓷器。因此,读者很难将现存的一些瓷器与儒莲描述的瓷器的类型对应上。在汉语中,汉字“青”指蓝色,也指绿色。在“青”指绿色时,儒莲却将“青”翻译成蓝色。于是,古青瓷或如玉般色彩的瓷器被他描述成了蓝色的瓷器。特别是在提及明朝以前的瓷器时,发现儒莲的这个错误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明朝以前的绝大多数瓷器都施青釉。按照德国汉学家夏德博士的观点,儒莲的译作中有一些费解之处的另一个原因,是儒莲对汉字“花”的翻译不当。在原文中,“花”并不一定是“花朵”的意思,而是指任何一种装饰图案。因此,尽管儒莲告诉我们宋朝有一个姓周的优秀女陶工以花朵图案装饰瓷瓶而闻名,我们却不能确定今天我们说的花朵就是她装饰瓷瓶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