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子夺嫡”背后的三件小事
若要评选历史上惨烈的皇位之争排行榜，那清代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必须榜上有名。
无论是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展现的萧墙之祸，还是野史小说里传说的“四皇子改遗诏”，抑或是胤禛即位后，特地将年号定为“雍正”，以示自己正统地位，无不说明了如今电视剧里“很忙”的雍正，皇位真是来得不容易。
其实，“改遗诏”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清代传位遗诏一向是满汉双语版，雍正即便真如野史所说将汉语版遗诏从“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那满语版中“十”和“于”笔画区别甚大，雍正又怎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动呢。
纵然如此，关于雍正登基的争议还是数百年间争论不休。那么，假如“九子夺嫡”胜出的不是雍正，而是其他的阿哥上位，那大清命运，又会怎样呢？
这或许从康熙年间的三件小事里，可以略窥一二。
一、报亏空
康熙在位的大多数时间里，天下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呈现出一片繁荣富强的康熙盛世。
然而，等到康熙晚年，“九子夺嫡”牵扯了康熙太多精力，再加上康熙本人年事已高，对帝国的控制力减弱，直接导致原本花团锦簇的盛世江山，多了些许不为人知的暗流涌动。
如此一来，就有了件小事：报亏空。
康熙晚年，天下诸府州县亏空情况越来越严重。据史料记载，康熙五十三年时，还有“浙江钱粮亏空不多”的奏报，但这之后各地亏空就突然如雪崩一般席卷而来。
康熙五十六年，两广总督奏报，“数年来亏空钱粮数目甚多”。
康熙六十年，陕西巡抚上奏说，从他上任起，就发现“布政使库之钱粮，诸府州县之钱粮，奴才秘密询访，无不亏空者，惟其中亏欠数额多寡不等，缘由亦不同”。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就好比一家大公司里，企业各部门负责人都告诉老板康熙说：“老板啊，我们这旮沓穷啊，年年都亏空啊。”
还好康熙有颗强大的心脏，硬是在这么刺激的环境下，耐心听取着各地负责人的报告。哪知等到康熙六十一年，各地亏空不减反增。比如新鲜出炉的山西巡抚工作报告里就赫然写着“诸府州县所亏空钱粮……无着落者五十一万两余”。
从亏空到还不上钱，不过是咫尺之间。饶是康熙的心理素质再强大，还是在各地督抚的一浪高过一浪的亏空声中，彻底坐不住了。
说来报亏空这事，康熙自己也脱不开关系。当年康熙六次南巡，他的铁杆粉丝兼江宁织造曹寅，为了接驾银子花得跟流水一样，只怕《红楼梦》中贵妃省亲的排场，也难以赶上康熙南巡的万分之一。
然而，康熙的旅游经费是有定额的，曹寅接驾的招待费用，远远超出了规定的经费额度。为了解决超支的招待费，曹寅便借着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反正对曹寅来说，四家之内，莫非王土，用公款接待领导，似乎很合理啊。
由于曹寅是康熙的幼年玩伴，他的母亲又是康熙的乳母，康熙顾念着昔日交情，对曹寅挪用公款造成的亏空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君臣两人的做法，落在其他督抚眼里，就是江宁织造亏空都没事，那我干吗不也弄点亏空出来！
于是，一股报亏空之风就这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了整个大清官场。一时间，人人争报亏空，各府州县都以亏空数量多为荣，官场中人若是谁身上没点亏空，出门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眼见亏空成了官场潮流，康熙急得一边三令五申让官员们还钱，一边派人到各地查处亏空。
可康熙忘了，他长久以来的“宽仁”施政风格，已然让官员们笃定康熙绝不会放开手脚血腥清查亏空案。因此，各地官员上下勾结，将亏空弄成了一笔无从查起的糊涂账。
有时候，奉旨查亏空的官员稍微逼得急了些，当地官员便将亏空的责任推脱给前任或者是一些有名望的老臣，弄得负责查案的官员简直没法开展工作。
比如因接驾造成亏空的曹寅，就莫名成了一众官员的挡箭牌。许多官员被追查亏空时，都理直气壮地对办案的官员说：“你看江宁织造曹寅也没还钱啊，他欠的钱比我还多，你怎么不去找他啊。”
这下曹寅可难了。他不敢说他的钱大半都花在康熙身上了，也不敢说不还钱，只好向负责追缴亏空的官员承诺，用自己的工资尽快把钱还上。
消息传回北京，康熙个实名反对。他告诉查亏空的官员说：“曹寅的钱都花在朕身上了，朕不说，内外诸臣谁敢多言？”说完，康熙一边下旨蠲免各省钱粮，一边暗中将自己的私房钱拿给曹寅，嘱咐他尽快将亏空补上。
但此时曹寅手里的亏空，又哪里是说补就能补上的。作为官场生态中的一员，曹寅的困境也是康熙晚年官场的一个缩影。各地官员营私舞弊，吏治腐败成风，以致雍正上台后，惊讶地发现皇阿玛竟然给他留了个“内外府库无不亏空”的烂摊子。
二、军备弛
官场亏空不断，军中的腐败也没少让康熙操心。
清军入关后，军队武器日益精良。顺治五年，朝廷组建鸟枪兵，八旗军队终于闯出“冷兵器”的时代，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康熙登基后，鸟枪兵的规模不断扩大。康熙十三年时，朝廷还专门下旨，议定八旗步兵二万一千名，其中鸟枪步兵就有一千七百三十七名。
此后，鸟枪兵的规格逐年增加，形成了完整的组织结构。鼎盛时期，军中不但有满族八旗的鸟枪兵，还设立了专门的汉军火器营，鸟枪数量一度超过五万余支。
超强的武器装备遇到精良的训练，就是一场惊艳众人的大阅兵。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年，康熙邀请众蒙古王公观看鸟枪兵演习。当时“吹螺角者三，发巨炮三，既而排枪而发，前仆后继，无不中之”。
在场的蒙古王公看到这等惊人的战斗力，“皆惊惧失色，甚有匍匐仆地，战栗不止者”。
此时蒙古王公们还不知道，这些鸟枪兵们即将随着康熙走上准噶尔的战场。而鸟枪兵们的技艺待到上阵时，已经达到了“有马上放一枪一箭者，有趋进放枪不绝者，有连环旋转放枪者，有跑而放枪者，有仰卧而放枪者”。
超强的火枪技术，让鸟枪兵在准噶尔之战大放异彩，成了草原上不灭的传说。
可惜，到了康熙晚期，汉军火器营却成了另一幅景象。用李林森给康熙奏章中的话来说，就是“火器营兵丁老去留下的空缺，常有不法之徒百般钻营，以至于新收的兵丁尽是请托之辈。得甲之后，便将所领钱粮拿去偿还请托的利酬”。
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汉军火器营中的士兵再也无心训练，很快营中士兵便弓箭、火器皆不熟练。当年煊赫一时的鸟枪兵，就这么在短短二十年间，腐化得面目全非了。
三、song li 单
若说军队腐化还仅仅是官场贪污成风的冰山一角，那雍正初年贪官吴存礼的一份账单，则足以说明康熙晚年吏治腐败的严重性。
在这份礼品单中，记载了二百二十七名受贿者，其中既有大学士、各部官员、督抚这样的朝中重臣，也有宫中太监、康熙帝皇子等皇帝身边的亲信。
非富即贵的人员名单，对应着让人咂舌的金额。比如负责查办亏空案的张鹏翮，就受贿了一千两银子，而以清廉著称的李光地，也收了吴存礼二千五百六十两银子。
据不完全统计，吴存礼的总金额，高达四十四万两白银。朝中大部分官员，或多或少染指其中，而这些官员身后看不见的一层层圈子，一张张关系网，也都在金钱的攻势下，尽数陷入了腐败的泥淖中。
大清官场迎来送往的风气，就这么在康熙晚年靡然成风，以至于官场之上“言行相符者，未必一二人”。
这恰如《雍正王朝》中张廷玉的一句吐槽：“现在考官收孝廉的钱，当军官吃空额捞军饷，收捐赋火耗加到二两，这大清的江山，也真得四爷这样的人，痛加整顿不可。”
所幸雍正上台后，立刻以铁腕手段整顿吏治。他不但限期要求各地官员补缴亏空，还在给山东巡抚的折子上放出狠话说：“知府李元龙……家私数百万，而仍贪酷不已。……此等不肖种类，当一面拿问，一面参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
空前激烈的官场整顿，就此拉开了帷幕。各地官员怨声载道，但国库收入却疯狂增长，对于大清来说，雍正的雷霆作风，无疑是替大清续命的良药。
想来，若是当年换成其他沽名钓誉的阿哥上位，那大清的江山，不知要被那些贪官污吏糟蹋成什么样子。回首看看雍正时期充盈的国库与日益改善的官场风气，真是让人不得不说一句——还好上位的是雍正。
揭秘“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真相
西蜀之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正如《隆中对》所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独特的盆地结构，再加上艰难的蜀道，让西蜀在数千年历史中，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照耀着西南大地熠熠生光。
然而，明珠再好，亦有蒙尘之时。《四川通志》上，便有着一段血泪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频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从西南明珠到人口锐减，那些年的四川，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人丁凋敝
明清易代之际，兵祸连绵，战火不休。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为避朝廷锋芒，挥师突入四川，将西蜀大地裹入无尽的战乱中。
富饶的天府之土，为张献忠部队提供了充足的物资补给。于是，张献忠索性于1644年，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自称老万岁，建立了大西政权。
张献忠在四川称王称霸，好不快活，可四川人民却苦不堪言。随着张献忠入川，四川硬生生地成了大西军与清军交战的主战场。等到张献忠兵败战死西充凤凰山时，四川早已在漫天的烽火中，蒿草满地，人口凋零了。
等到康熙初期，四川的人口已从明朝万历六年的600多万，锐减到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重庆城中只剩下数百家人，而重庆下辖的有些州县，有些甚至只剩下十几户人了，真是“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二、虎患不断
四川人口急剧减少，很快引发了次生灾害，那便是人退虎进，虎患不断。
顺治年间，四川南充知县黄梦卜本想招一批人到南充，从而缓解人口危机。谁知黄梦卜好不容易找来506人，却让老虎吃了228人，再加上沿途病死及各种其他意外去世的人，终只剩下223人。
不死心的黄梦卜很快又招了第二批人，这次总共有74人。但这批百姓依然难逃虎口，又被老虎吃了42人，急得黄梦卜连声哀叹道：“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哉？”
黄梦卜的遭遇并非个例。康熙时期，荣昌知县张懋尝前往四川任职，刚到荣昌城便遭遇猛虎，幸好随从拼死相救，才让他保住性命，但张懋尝的7位随从，却被老虎咬死了5位。
严重的虎患，让四川的人口问题愈发雪上加霜。偏偏这个节骨眼上又爆发了三藩之乱，四川百姓在战乱中死伤无数，人口问题更加严峻。
三、湖广填四川
眼看四川人丁凋零，康熙坐不住了。于是，这位年轻的帝王，以极大的魄力，下达了一道号召百万人口大移民，前往四川定居的旨意。
这便是17世纪著名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不过，康熙初号召移民时，百姓们尚有安土重迁的想法，再加上蜀道崎岖，猛虎出没，因此响应者寥寥无几。
为了促进移民工作的开展，康熙很快宣布：“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
同时，康熙还规定，所有移民垦荒的土地，五年内免税，并且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土地，是小农社会中重要的生产资料。康熙在土地问题上的惠民政策，马上吸引了无数百姓。于是，无数怀揣理想的穷困百姓，简单收拾收拾行囊，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奔赴四川。
这批早的移民者，克服千难万险，来到百废待兴的天府之土。他们惊讶地发现，此时的四川，人烟稀少，大量的土地抛荒，简直处处都是黄金。
于是，这批移民者马上开始疯狂圈占土地。比如抵达广汉的一位移民者，拿着木片与竹签一通“插占”，就拥有了2000多亩地。
而一些偏远地区的移民者，干脆连“插占”都省了，直接用手一指，大喊一声“从这里到那里都是我的”，便成了那片土地的实际拥有者。
这样实惠满满的政策，四川地区推行了许多年。直到康熙晚期，康熙帝还殷殷叮嘱新任四川巡抚年羹尧说：“为巡抚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田亩，增加钱粮，即不得民心矣!”
清丈土地，破坏移民政策的事，年羹尧你可千万别干啊。事实证明，康熙的确很有远见。前期的移民，成了康熙惠民政策好的宣传者，鼓舞了一批又一批百姓，跋山涉水来四川。
比如世居福建漳州府的陈氏，便带着整个家族2000多口人集体移民四川。同为祖籍福建漳州府的徐氏，也在同一时期，带着老婆孩子，靠着步行来到重庆大足定居。
无独有偶，广东的一位私塾先生，听说四川沃野千里，土旷人稀后，也毅然带着5个孩子，一起移民到四川。
这样的百姓还有很多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康熙年间，前后约有155万人移民四川，而其后的乾隆、嘉庆时期，移民四川的百姓，更是高达420万人。然而，随着大量百姓涌入四川，四川的移民环境却渐渐恶化。早期的移民者，还可以随手一指就拥有一大片土地，而后期来到四川的移民，却发现川内的土地几乎都有主了，纵使他们远离故土移民四川，依旧是无尺寸之地的赤贫者。
但不管怎样，总有冒险家源源不断而来，梦想在四川淘金，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冒险家，无形中成了“湖广填四川”的基石，让这一人口迁徙的浩大工程，在史册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历史上zui热夏天”，到底热到什么程度？
在中国古代各类关于“酷暑”的记载里，号称“中国历热夏天”的乾隆八年（1743）的夏天，着实叫后人“看着都热”。
那年的中国，热到什么地步？就连身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都在给朋友的书信里连连叫苦：“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宋君荣还用当时的“拉谋氏温度表”，对北京的天气进行了测绘记录。中国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更对这些“测绘数据”进行了换算——这年七月北京的平均气温，高达40度。其中为酷热的7月25日，温度也飙升到了44.4度。
这个高温纪录，是近三百年里中国夏季北方高温的“纪录”，至少没有“后来者”打破。
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是更为恐怖的“热灾”景象。以宋君荣的叹息说，仅在北京城里，从7月14日到25日的十一天里，就热死了一万一千多人。虽然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药品，但“死者躺在道路或街上”依然成了常见景象。
而在中国同时期的史料里，这场“热灾”可不止局限在京城里，其酷热程度也是触目惊心：同时期的山西“道路行人皆有毙者”。也就是人在街上走着，可能就会突然热死。天津地区“土石皆焦……人皆热死”。保定府“天气亢旱”。青城县“大旱千里……树木向西南辄多死”。也就是连树都给活活烤死。石家庄一带更是“日中铅锡销化”。可以说，当时的山东、河北、山西、天津，京畿各地，都几乎要被“热疯了”。
可以说，这是自清朝建国后，从未遇到过的“天气”。亦堪称中国古代史上，极少见的“天气”。
虽然没有空调风扇，但清代的纳凉技术，已经很发达。京城里的冰块常年储备充足，各式“风扇”也技术成熟。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对于乾隆皇帝就不同了，他当时的心情，简直和天气一样燥热——这是一场关乎大清江山稳定的大灾。
首先就是个“人心”问题，在古人意识里，但凡出现天灾，就意味着上天在“示警”。乾隆皇帝也在诏书里坦言“想因朕躬之缺失与用人行政之失宜”。谣言也随之泛滥，好些大臣还见缝插针，把责任甩给自雍正年间起的各类“新政”，甚至建议乾隆“恢复陋规银两”。如此火上浇油，自然把乾隆气得不轻，大骂这帮人“悖理伤道”。
但对于此时的乾隆来说，比这些“谣言”威胁更大的，却是与“酷热”一同袭来的恐怖旱灾。
这场“高温”带来的破坏，不只是各地“热死”的民众，更是袭击京畿的罕见大旱：酷热仅仅持续了一个夏天，但旱灾却从乾隆八年夏天折腾到次年五月，范围波及京畿以及直隶各县，几乎就是大清朝的“心脏”地带。大批灾民流离失所，蜂拥进入北京。稍微有个闪失，特别是一旦激出民变和瘟疫，这“康乾盛世”时代的大清朝，就将遭受重重一击。
幸运的是，此时的清王朝，刚刚经过雍正帝十三年铁腕改革，不但吏治正空前廉洁高效，国库储备也十分充足。之前应对“热灾”时，就是有条不紊：清王朝不但拿出了大量冰块药品，还拿出了一万两白银发给九门，专用对抗酷暑。这才叫一度人心惶惶的京城，迅速稳定下来。而面对接下来的旱灾，此时的乾隆皇帝，也并非多年后的“十全老人”模样，还是个十分务实的青年帝王，迅速未雨绸缪。
于是，在旱灾刚刚爆发时，乾隆帝就已经调拨了四十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各地的受灾州县，也迅速进行“勘灾”，所有受灾州县的人口，要按照“极贫”“次贫”造册登记，但凡有官员玩忽职守，必然会遭到严惩。然后进行“普赈”，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地，也广设粥厂，用以安置各地流民。为了防止暴发瘟疫，是年十一月，还对各地的“粥厂”“饭厂”进行疏散隔离。
但即使这样，到了高温过去的乾隆八年秋天，京畿地区的流民也是人满为患。于是清王朝也启动了景州土城工程，招募流民前往做工，让灾民们“俱得趁佣自给”。以这种“以工代赈”的模式，尽可能减轻京城的流民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以往灾害中出现的“冒领”“哄抢”等闹剧，清王朝这次还“凭票管理”：官府颁布《散赈条规》，所有的灾民按照年龄性别籍贯领取票证，然后去饭厂“凭票支领”。所以哪怕灾民爆棚，赈济依然有条不紊。
到了次年，清王朝更以“地方官劝导”“官借牧费”“出借麦种”等方式，帮助这些灾民重返家园。捎带手还重拳狠砸，一面大量供应市场米粮，让不少借机哄抬米价的奸商破产，一面法办了一批趁火打劫的牙商。对于各级官员也严厉督查。凭着这一番冷静应对，到了次年，大部分的灾民都平安回家，生产开始恢复，一场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的“天气灾害”，大清就这样有惊无险扛过去了。
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却没有太多“存在感”。因为，由于清王朝的正确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这场“酷热”，并未给清王朝“伤筋动骨”。客观来说，这一年的乾隆帝，乃至大清王朝，也确实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抗灾典范”。如果遭遇这场“天气”的，是几十年后晚年时的乾隆帝，以及“康乾盛世”尾声的清王朝，这场灾难会带来怎样的损失后果？
而这，或许也是这场“酷热的夏天”，留给历史的回味——无论哪个时代，只要能够以冷静的应对和坚决的执行来直面考验，即使遭遇空前的灾害，也可以将损失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