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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西方哲学史(卷2)中世纪哲学》
  在本哲学史的卷,我们追溯了从古代到公元4世纪圣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这段时间的哲学发展和流变。奥古斯丁的一生,标志着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早期,他从若干不同传统的源泉吸收了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拉图传统,无论是新学园派(NewAcademy)的怀疑论学说还是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的形而上学思想。在他皈依基督教后,奥古斯丁在一系列分量很重的论著中综合了犹太思想、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为接着的一千年西方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看,奥古斯丁一生中丰产的时期是公元387年复活节他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教徒之前和之后这段时期。在他皈依和洗礼仪式之间,他曾在米兰北部一个名叫卡西西阿库(Cassiciacum)的乡村别墅与朋友和家人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私下里为洗礼做准备。这一阶段产出了一些著作,它们类似现场讨论的逐字记录,著名的有《驳怀疑论者》(ContraAcademicos),这部著作寻求筛选怀疑论中的真与伪。
  奥古斯丁还发明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取名为“独言”(Soliloquies)。他写了一部对话录,其中两个人物分别取名奥古斯丁和理性(Reason)。理性问奥古斯丁,他期望知道什么,奥古斯丁答道:“我想知道上帝和灵魂。”“没有别的了吗?”“没有别的了”(S1.27)。
  理性允诺让上帝像太阳出现在眼睛里一样出现在他的心灵里。为了达到目的,灵魂的眼睛必须清除一切俗世的欲念。对话录中的圣奥古斯丁弃绝了对财富、荣誉以及性快乐的追求(对追求性快乐的弃绝有生动的描述)。然而,理性并没有实践呈现上帝的诺言,但为奥古斯丁提供了灵魂不朽的证据。真的事物可能会消失,但是真理(truth)自身是永存的。即使世界不再存在,那么世界已经不再存在仍然是真的。然而,真理的寓所是灵魂,所以灵魂像真理一样一定是不朽的(S11528,21528)。
  洗礼之后,奥古斯丁在意大利住了一年半。这一阶段他写了另一篇有关灵魂不朽的小册子以及一部内容更充实的著作:《论自由意志》(OntheFreedomoftheWill)。这部书我们在卷曾谈过。公元388年,他回到非洲,在接着的几年里他在塔加斯特(Tagaste)自己的家里过着一个退隐绅士的生活。公元391年,他发现了自己终的使命并做了牧师,不久成为阿尔及利亚希波的主教(bishopofHippo),他定居在那里一直到公元430年去世。
  奥古斯丁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后的这一阶段完成的。他是一位丰产的作家,留下了约五百万字的著述,其中许多是布道文、对圣经的注释,以及关于神学或教会教规的论辩性小册子。他没有写出与皈依时期的著作相似的哲学著作,但是有一些重要的著作中包含着高度哲学性的见地。
  公元397年,奥古斯丁写了一部名叫《忏悔录》(Confessions)的著作:充满了与上帝祈祷性的对话,追溯了他自己从孩童到皈依这一时期的生活经历。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传,尽管可以称得上这一体裁的奠基性范本。它是我们了解奥古斯丁任主教之前的生活的主要来源资料,此外,《忏悔录》中还附带了许多哲学的思考,以及一篇完整的关于时间的本质的专论作为该书的结论。那富有魅力的写作风格,使它一直成为奥古斯丁受欢迎的著作。
  从公元400年到417年之间,奥古斯丁致力于另一部杰作的写作:由十五卷构成的《论三位一体》(OntheTrinity)。这部论著的前几卷主要分析与三个位格寓于一个上帝的秘密有关的圣经和教会文本。哲学家更感兴趣的是后几卷中对人类心理的微妙论述,它涉及的是在寻找天上的三位一体的类比过程中男人和女人的心理和思想。
  ……
  《牛津西方哲学史卷3:近代哲学的兴起》
  1511年,这个十年的开端可以看做是文艺复兴的高潮。在梵蒂冈,拉斐尔(Raphael)正在教廷宫殿墙上创作壁画,同时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正在绘制西斯廷天庭画。在佛罗伦萨,自从改革家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时期就开始流亡的梅迪奇家族,重新获得权力并资助艺术。一位昔日共和国的官员,马基雅维利(NiccolMachiavelli),如今成为阶下囚,正利用强制的空闲时间撰写一部政治哲学经典《君主论》,这部著作给统治者如何获得和保持权力提出平实的建议。文艺复兴艺术与思想向北流布,直至德国和英国。米开朗基罗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为亨利七世国王设计陵墓的一位同事,那个时代著名的学者,荷兰人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在亨利七世的儿子亨利八世统治的早期就在剑桥发表演讲。伊拉斯谟是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家的常客,莫尔是一位律师,正步入使其成功的政治生涯,简单说来,成为在英国仅次于国王的有影响力的人物。
  伊拉斯谟和莫尔及其朋友们在北欧针对性地提出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上一世纪已在意大利扎根。在那时,“人文主义”并不意味着用世俗的人文价值代替宗教价值的一种愿望:伊拉斯谟是一位牧师,他撰写了诸多畅销的神学著作,莫尔后来为他的宗教信仰殉难。人文主义者,确切地说,是相信希腊和罗马古典的“人文文献”(Literaehumaniores)的教育价值。他们研究和模仿古典作家的风格,由于新的成熟的印刷技术,新近重新发现和正在出版古典作家的许多文本。他们相信,他们的学问用来阐释古代异教徒文本,就会复兴在欧洲长期被忽略的艺术与科学,同时用来阐释《圣经》与古代基督教作家,就会帮助基督教徒更纯粹与更真切地理解基督教的真理。
  与中世纪学者崇尚技术性哲学研究相比,人文主义者高度评价语法、语文学以及修辞。他们鄙视拉丁语,它已成为中世纪大学通用语,在风格上远离西塞罗(Cicero)和李维(Livy)的著作。伊拉斯谟在索伯勒有过不愉快的研究经历,莫尔嘲讽他曾在牛津教授的逻辑学。在哲学领域,两人回溯到柏拉图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及其中世纪众多的追随者。
  莫尔在1516年发表一个虚构的理想国蓝图,以此向柏拉图致敬。在莫尔的《乌托邦》中,正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特征是一样的,在军队中,妇女与男人一起服役。莫尔在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写作,他假定国家实际上位于沿海的岛上。然而,像柏拉图一样,他正运用对一个虚构国家的描述作为一种工具来建构理论上的政治哲学与批评当时社会。
  伊拉斯谟更加怀疑柏拉图作为政治学导师的地位。1511年,在献给莫尔的反讽著作《愚人颂》中,他嘲讽柏拉图的断言,即哲学王将统治幸福的国家。历史将证明,他认为,“没有任何国家已如此被其统治者染上瘟疫,尤其当权力落入到哲学半吊子的人手中时”(M,100)。但是,在《乌托邦》出版的同一年,他出版了《基督君主的教育》,他只是重复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的思想,并无新意。基于这个理由,他的政治哲学著作从来没有获得同马基雅维利与莫尔一样的声誉。
  伊拉斯谟更感兴趣的是神学而不是哲学,他更关心圣经研究而不是思辨神学。他抱怨,经院哲学家比如司各脱(Scotus)与奥卡姆(Ockham)只是用荆棘堵塞诸多道路,早期思想家已经打通这些道路。在过去伟大的基督教教师中,他喜爱的是圣杰罗姆(S.t.Jerome),他已将《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语译成拉丁文。伊拉斯谟花了许多年注释拉丁语的《新约》,并决定出版他自己的拉丁语版本,以修正已逐渐出现在通行文本(theVulgate)中的变体,在必要的地方亲自完善杰罗姆的译本。1516年,他出版了他自己注释的新的拉丁语版本,作为附录,他几乎增加了一个《新约》的希腊语文本——个已印刷的文本。在他的拉丁语版本中,在努力忠实于希腊原文的同时,他毫不犹豫地修改了那些受欢迎与严肃的文本。在第四《福音书》中的句话,Inprincipioeratverbum,成为Inprincipioeratsermo:开始的不是“言语”而是“格言”。
  虽然还能在剑桥国王学院的礼拜堂窗户上读到伊拉斯谟的拉丁版本的某些段落,但是这个版本并没有得到普及。然而,他出版的希腊文本成为了16世纪伟大的白话圣经的基础,而这又是以路德(MartinLuther)在1522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德文版本为开端的。
  ……
  《牛津西方哲学史卷4:现代世界中的哲学》
  英国躲过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席卷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猛烈的宪政风暴。然而,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在英格兰问世的一本著作将会对拿破仑死后长时间里的道德和政治思想产生一种革命性的影响。这便是耶利米边沁(JeremyBentham)的《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Anintroductiontotheprincipleofmoralsandlegislation),它后来成了以功利主义为人们所知的思想学派的基本宪章。
  边沁生于1748年,父亲是伦敦一位颇有前景的律师。身材瘦弱、热衷读书和心智早熟的他,7岁时就被送入威斯敏斯特学校就读,15岁时毕业于牛津大学王后学院。他注定要从事法律事业,21岁时就受邀出庭辩护,然而当时的法律实践令他感到厌烦。早在牛津大学聆听著名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Blackstone)的讲座之时,他就已经对当时的法学理论有所排斥。在他看来,英国的法律体系笨拙、机械,而且前后并不一致:它应当在以合理的司法原则为指导的基础上加以重建。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所发现的这些基本原则来自于休谟。他告诉我们,在研读休谟的《人性论》(TreatiseofHumanNature)时,眼前的天平相继倒塌,他慢慢相信有用性才是衡量所有美德的试金石和标尺,是的正义之源。在持异议的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莱(JosephPriestley)所写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之上,边沁把有用性解释为大多数公民的幸福,后者应当成为判断一个国家种种事务的标准。宽泛地说,道德的实际标准和立法的真正目标是多数人的幸福。
  1770年代,边沁就布莱克斯通的《英格兰法律释义》(CommentariesontheLawsofEngland)做了一个批评。其部分内容以《政府片论》(AFragmentonGovernment)为题发表于1776年,书中对一种社会契约观念发起了攻击。与此同时,他还借鉴意大利刑法学家西萨尔·贝卡利亚(CesareBeccaria,1738—1794)的思想,撰写了一篇讨论惩罚的论文。对惩罚目的和界限的一种分析,与功利原则的表述一起构成了《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一书的实质内容,这本书写成于1780年,离其正式发表的时间尚有9年。
  《政府片论》是边沁对“多数人的幸福是判断正确和错误的尺度”这一原则的次公开表述。此书虽以匿名方式发表,却赢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读者,其中包括谢尔伯恩伯爵(EarlofShelburne),这位辉格党领袖不久当上了首相。当谢尔伯恩了解到本书的作者是边沁之后,便把后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将其介绍给英国和法国的政治社交圈。边沁在英国新结交的朋友中重要的莫过于卡洛琳娜·福克斯(CarolineFox),她是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JamesFox)的侄女,经过长时间松散的恋爱之后,边沁在1805年向她求婚,然而却没有成功。其法国友人中重要的是埃蒂扬纳·杜蒙(tienneDumont),他是谢尔伯恩儿子的教师,后来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边沁著作的翻译。一段时间以来,边沁在法国的名声要大于其在英国的名声。
  1785到1787年,边沁生活在国外,期间他周游了欧洲各国,并与弟弟萨缪尔生活在一起,后者当时正在白俄罗斯的克里切夫经营着国王波将金(Potemkin)的庄园。在那里,他构想了一种新型的、能够进行全景监控的监狱,这个圆形的建筑拥有一个中央观察点,以便让狱卒们能够对犯人实施永久性地监视。边沁满怀改革监狱的热情从俄罗斯返回之后,便极力劝说英国和法国政府兴建一所模范监狱。威廉皮特政府曾通过一项议会法案,授权完成这一设计,然而却因有公爵头衔的领主们不愿监狱建在他们庄园附近,以及国王乔治三世的亲自干预(边沁似乎相信如此)而归于失败。法国国民议会虽然没有接纳由边沁来监督建造这样一所全景监控监狱的建议,但确曾授予他共和国荣誉公民的身份。
  边沁对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兴趣远远延伸到了其初的刑法专业之外。由于对民法混乱状态的失望,他撰写了一部长篇论文《论一般法》(OflawinGeneral),和他的许多著作一样,这本书直到他去世之后很久仍未出版。在反思《济贫法》的基础之上,边沁提出,应当建立一个由国家联合控股公司来经营的全景监控监狱网络,作为“令人棘手的穷人”的工厂,当犯人的劳动能够维持他们生存时,他可以从中分红。然而,全景监控监狱从来也没有得以建造,无论它是服务于刑法目的还是被投入商业用途。不过,议会曾经在1813年通过投票方式决定支付给边沁23000英镑,以补偿他的设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