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名新生
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那天早上我坐在学校外面的一条长凳上。一棵老木羊齿树的枝干为我遮着日头。父亲就坐在我边上， 双臂搂着我的肩膀，向肩并肩坐在我们前面长凳上的每个家长和 小孩点头微笑。那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上小学的天。
在那些长凳的尽头，有一扇敞开的门，门内是一间空荡荡的教 室。门框歪歪斜斜的。事实上，整个学校都是倾斜的，好像随时都 要倒掉似的。门口站着两个老师，就像是主人在欢迎前来参加聚 会的宾客。那个一脸平和的老头儿是巴帕克?Ｋ．Ａ．哈凡?埃芬 迪?努尔，我们叫他哈凡大叔，是学校的校长；那个戴着头巾的年 轻女士名叫伊布?Ｎ．Ａ．穆斯里玛?哈萨莉，我们叫她穆斯老师。他们和我父亲一样，都面带微笑。
但是穆斯老师的微笑是强装出来的，她的内心十分焦虑。她的脸绷得紧紧的，甚至还紧张地抽搐着。她一直在数长凳上小孩 的人数，根本就没心思理会不断淌到眼睑上的汗水。鼻子周围的 汗珠子弄花了她的妆粉，弄得脸上一道一道的，那模样就像是我们 村里的老戏《达尔?姆鲁克》里那个女王的仆人。
“九个人，只有九个人，校长先生，还少一个。”她神情紧张地说道。哈凡大叔则茫然地看着她。
我也感到焦虑不安。一方面是受穆斯老师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承受不了父亲压在我身体上的重量。虽然他这天早上显得亲切平和，但是他环在我脖子上的粗糙的胳膊还是暴露了他急促的心跳。我知道他很紧张，而且我也知道，要一个养着一大堆孩子却只有微薄工资的四十七岁矿工送儿子去上学是很不容易的。把我送到早市上的中国杂货摊上去当帮工，或者送到海岸边去做苦力挣钱，比这要容易得多，因为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把孩子送去学校读书就意味着接下来几年都将有一大笔开销，这对我们家来说并不容易。
“我可怜的父亲。”
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 “也许回家去，忘掉学校，这样会更好，像我的几个兄长和表兄 弟一样，去做苦力……”
我父亲并不是一个在颤抖的人。每个家长脸上的神情都 表明，他们虽然屁股坐在长凳上，心里却在打着鼓。他们脑子里的 想法和我父亲一样，已经飘到了早市上。他们盘算着自己的儿子 去早市上当工人是不是比这要强一些。这些父母也仅仅能供自己 的孩子读到初中而已，他们并不认为让孩子读书会给他们的家庭 带来好的前途。这个早上他们是被逼来到学校的，一方面是因为 如果他们不送孩子上学，会遭到政府官员的谴责，另一方面也是迫 于现代化的需要，好歹得让孩子识几个字吧。
坐在前面的家长和小孩我都认识———除了一个又小又脏的小 男孩。他长着一头卷曲的红头发，正试图从他父亲的手掌中挣脱 出来。他的父亲没穿鞋，只穿了一条廉价的棉质短裤。我不认识他们。
其他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像特拉帕尼，正坐在他母亲的大腿上；还有库猜，他坐在他父亲的边上；萨哈拉，她刚刚还在为她母亲 没让她马上进教室而生气；还有无人陪伴的赛丹。我们都是邻居， 而且我们都是勿里洞岛的马来人，都属于这个岛上穷的群体。 而这所学校，穆罕默迪亚小学，也是勿里洞岛上破旧的乡村学 校。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这儿读书只有三个理由。，穆罕默迪 亚小学不收任何费用，家长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随便给点什么 就好了；第二，家长们也担心孩子有性格缺陷，容易误入歧途，所以 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接受引导；第三，别的学校都不肯接收 他们的孩子。
穆斯老师越来越焦急了，她瞪大眼睛直盯着大路，希望那儿还 有一个新学生。我们也害怕她的希望落空。所以，跟其他小学迎 新时的欢快气氛不同，我们在穆罕默迪亚小学的天就充满了 担心和焦虑，而所有人中焦急的就是穆斯老师和哈凡大叔。
让这两位谦卑的老师焦灼不安的是南苏门答腊岛文教部教育主管的一纸通知：如果穆罕默迪亚小学招不满十个学生，那么这个 勿里洞岛上破旧的学校就得关门。所以，穆斯老师和哈凡大叔 担心的是学校关门，家长们担心的则是费用问题，而我们———夹在中间的这九个小孩———所担心的则是，我们也许再也不能上学念书了。
去年，穆罕默迪亚小学只有十一个学生。哈凡大叔对今年能 招满十个学生这个目标不抱希望，因此他私下里已经准备好了宣 布学校关门的演讲。而只差一个学生的现实会令他在作这番演讲 的时候更加痛苦。
“我们等到十一点。”哈凡大叔对穆斯老师和已经不抱什么希望的家长们说。全场一片寂静。
穆斯老师强忍着眼泪，憋涨着脸。我理解她的感受，因为她想 要教书的愿望就和我们想要上学的愿望一样强烈。今天是穆斯老 师当老师的天，这是她长久以来翘首以盼的时刻。她上周才从女子职业学校毕业，那是位于丹戎潘丹的一所初中。她只有十 五岁。很遗憾，她那火焰般炽烈的想当老师的愿望，就要因一个残 酷的现实而熄灭了。她的学校因为只差一个学生而面临关门的危险。
穆斯老师在钟下站着，像是一尊雕塑，直勾勾地望着空旷的校 园和大路。一个人也没有出现。太阳越升越高，要到中午了。想要再等来一个学生就像要把风抓在手里一样不可能了。
同时，家长们也把缺一个学生看作是他们孩子命运的一个预示——也许送他们去做工会是更好的选择。我和其他孩子的心都 要碎了：父母卑微的社会地位让我们心碎；上学天就见证了这所古老的学校关门让我们心碎；仅仅是因为少一个学生而让我们想要读书的强烈愿望破灭，知道这一事实也让我们心碎。我们的脑袋都耷拉了下来。
还差五分钟十一点。穆斯老师再也掩饰不了她的沮丧了。她 对这所可怜的学校所抱有的伟大梦想还没来得及开始就要土崩瓦 解了，哈凡大叔默默无闻地为之奉献了三十二年的教育生涯也要 在这个悲惨的上午宣告结束了。
“只有九个人，校长先生。”穆斯老师用颤抖的声音又说了一 遍。她不断重复着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这时她已经不能清晰 地思考了。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悲伤，这对一个心里渐渐感到绝望的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时间终于到了。已经十一点过五分，学生的总数仍旧没有达到十个。我对学校巨大的热情逐渐消退。我把父亲的胳膊从我肩 膀上拿开。萨哈拉在她母亲的怀里呜咽着，她真的很想上穆罕默迪亚小学。她穿着袜子和鞋子，戴了头巾，还穿了衬衫，她还有书、一瓶水和一个背包——所有这些都是新的。
哈凡大叔走到家长跟前向他们一一致意。这真让人受不了。 家长们都轻轻地拍拍他的背以示安慰。穆斯老师眼中满是泪水， 泪光闪闪的。哈凡大叔站在家长们前面。他准备作后致辞了， 他的样子是那么悲痛欲绝。但是，就在这时，特拉帕尼指着校园的 一边大叫起来，把大家吓了一跳。
“哈伦！”
我们全都立即转过去看，远处有一个又高又瘦的小男孩，正笨拙地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他的穿着和发式非常整洁，白色的 长袖衬衫塞在短裤里。走路的时候，他的两个膝盖碰在一起，随着身体的摇晃形成一个Ｘ。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正费力地想抓住他。那个小男孩是哈伦，他很有趣，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已经十五岁了，和穆斯老师一般大，但是智力发育有点迟缓。他非常开心，走得很快，跟跑似的，好像迫不及待想到我们这儿来，根本就不理会跌跌撞撞跟在他后面想抓住他手的母亲。
当他们走到哈凡大叔跟前时，两个人几乎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老师，”他母亲气喘吁吁地说，“请收下哈伦吧。特殊学校远在邦加岛，我们没有钱送他去那儿念书。”
哈伦把胳膊叠在胸前，开心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