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重新回归全球经济的大国地位是当代世界为瞩目的事件之一。在过去 40 年，中国人均 GDP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起步时的 156 美元，变成 2019 年的大约 10,000 美元。中国人口超过 13 亿，如此戏剧般的经济增长，无疑引起了各国学界、商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该如何解释？或者从知识论的角度说，从感知到知性再到理性，我们何以从中国发展的特殊经验中超越，获得一般性的知识呢？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或称增长核算模型）。该模型注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的积累，认为这些资本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资本累积的程度决定了稳定态势下资本—劳动比，对 GDP 增长率产生影响。这个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核算方法比较严谨，被主流经济学广泛使用。没错，系统地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作为要素变量纳入计算，确实能为我们观察经济增长提供一个一阶的（或者说初步的）结构性的分析框架， 因此这一模型在宏观层面极具指导意义。但是，当我们要进入更复杂的社会网络和变幻莫测的制度环境中进行微观分析时，光靠这一模型显然就力不从心了。然而，从宏观层面深入微观层面的“更高像素”（更高阶）的分析和解剖，往往是政策设计成功的关键。
索洛这个增长核算框架的短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理论必须抽象、简洁，这没错，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过分抽象简洁以至于失去足够的解释力。例如，这个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并没有考虑远见卓识的政治领导力的作用，以及坚韧不拔、适应力强、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不难想象，在充斥着人性弱点、意识形态干扰及繁文缛节的现实环境中，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经济增长都不是在自然科学实验室中的真空状态下进行的，要系统地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表现，我们还必须从理想的真空状态回到现实的非真空状态中来。我们还必须关注不同制度安排，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组合生产要素要面临的不同程度的摩擦力或阻力。就劳动力要素的流动而言，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应的社会福利分配。因此，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所特有的制度环境及其变化也都是在解释经济表现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用历史的视角和比较的视角对制度因素及其演绎加以审视。
制度往往是肉眼看不见的，这种审视必须专注而细心，不能一笔带过，因为各国不尽相同的制度都深深地根植于各国特有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之中。用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的话说，制度“构成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交易的人为约束力。其中既涵盖了既定的通俗习惯、约束力（制裁、禁忌、习俗、传统与行为准则），也涵盖了正式的规程（法律、财产权）”。
制度经济学有三句话需要牢记：（1）制度是起作用的；（2）制度是可以分析的；（3）研究者要以科学方法来展示或证实。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经济表现起不同的作用，这一点已通过严谨的经济计量方法得到了展示。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可见阿西莫格鲁和合作者以及我的部分工作。虽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声称世界是“平的”，但那是煽情的文学语言，现实是，稍微严谨一点来说，各国之间的制度环境绝不是均匀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看世界更严谨，在他的眼中，连时空都是弯曲的。他的广义相对论即是把时空这个有曲率的“场”加入了等式。这种严密的思维，拓展了人类知识的边疆，展示了思想的力量。虽然研究对象不同，这对社会科学也极具启发。
就社会科学而言，制度环境在不同时空中的异质性意味着对经济增长不同程度的摩擦力。换言之，制度这个“场”（或叫“实验场”）的取值不是零，我们可以当作一个定理。要想有效地克服阻力前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仅要具有全球的视野，还要脚踏本国的实地。所需要的知识也会跨学科，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组织管理，等等。可见，要改变现实世界不仅需要清晰的理念框架，还需要明智的方针策略和高超的管理能力。说到底，这亦是改革的本质所在，无论我们的愿望多么美好，现实世界永远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制约，改革不是在实验室的真空环境中“过家家”。
由此，我们有必要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重新审视，把该理论中“单纯的经济人”看做现实中“制度的经济人”。相应的，在历史的某一时空上，所谓人的“理性”更应表达为制度环境的函数。换言之，这个“制度的经济人”是生活在特定制度空间中的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原子化的、非社会的、知识完备的机器人。只有基于这种公理层面的修正，经济学才能从无机的经济学变为有机的经济学，并由此赋予发展生命力。
因此，正是基于这种理论的思考，学习国家发展必须从现实出发。强大的理论就像是一盏灯塔，为航程照亮前进的方向，但理论本身并不能自动地改变或改进现实，必须要有人的能动作用。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些人必须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行之有效的战略和政策。但是，即便这些人能充分理解理论以及理论的深刻内涵，但不难想象，同一理论在落实过程中，由于现实条件的种种约束，也可选择不同的实现路径，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在哲学上，这种逻辑不是的，而是概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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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知行合一”。以“知行合一”的精神来揭开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我们必须超越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在抽象的理论和具象的现实之间筑建一条双行道。这也是写作本书的用意所在。接下来的问题是采取什么策略、方法和工具。考虑到多数人喜于形象思维（或图像致知），我采取的策略是“由浅入深”，而不是“深入浅出”，方法是讲述真实故事，工具是案例教学。但是，每个故事内部和故事之间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逻辑关系的，虽然存在张力和争议。就类似交响乐队演奏交响曲，在各种各样乐器的奏鸣中，流露或隐含着各种摩擦、张力与回响。
然而，隐藏在音乐这一艺术表现形式背后的是严谨的数学思维，是沉淀下来的宁静。就如在几何中，重要的是点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点线本身。虽然肉眼不可见，数学家追求理想世界的真谛的热情绝不亚于（如果不是胜于）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不同的只是后两者专注更多现实世界。而且，当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尝试探究一般规律、构建理想世界时，也会利用简化抽象的方法，并常常诉诸概率和统计工具进行分析。在概率论中，变量和起始状态是已知的，目标是预测有可能的终结果；而在统计学中，统计结果是已知的，但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尚不清楚。
归根到底，一切科学皆需要理论，一切理论皆需抽象，不然就只不过是对现象的描述而已。实证研究和理论推理并行不悖才能形成既现实又有规律的科学理论。我们可以将这种探寻事物发展规律的过程看作一种 “思想、物质和数学”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
基于上述这些思考，本书就如一部交响曲，主要由六个“乐章”组成。大背景是改革开放、经济增长、中国特色；在逻辑和顺序上，六个乐章前后呼应、彼此相关。
分解来看，每个乐章都有一个主题，一个谜团，一系列事件、组织和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这些人物身处新旧体制更替之时，“扮演各自的角色”。他们所展示的理性，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的话说，是“有限的理性”。所谓“有限的理性”，是指人的行为“即便是有意识地倾向理性，但这种理性的倾向也是有局限的”。这是西蒙的界定，其实还是模糊有余、清晰不足。如果我们必须进一步清晰地说，那么依我之见，人的理性不是给定的，而是制度环境的函数，隐藏在制度中是不同的激励，而要突破制度边界往往需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这也是本书要传达的一个要点。
六个乐章可以作为整体看，也可以独立地看，并作为课堂案例教学的工具。在叙述的程序上，透过现象的迷雾，每个故事都遵循严谨的逻辑，宛如一个数学方程式，并在方程式等号的两边都加上了时间和地点的符号。首先，方程式左边是因变量，这里将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为什么”的问题，亟待答案。由此，寻求答案的剧情便开始了。其中的挑战就如试图完成一张拼图，即在方程式两边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建立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并时不时地看看“R2” 的大小，就如同做统计分析的多元回归。回归分析总会留下一个不完美的误差项，这本身就意味新的问题，值得我们展开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