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想象力爆棚的东方奇幻巨著
《封神演义》又名《封神榜》《封神传》，全书一百回，以殷亡周兴、武王伐纣为背景与框架，演绎殷周之际的历史风云与阐截二教的斗法奇观。该书既是武王伐纣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又是明代神魔小说的典范之作。书中有很多家喻户晓的人物和故事，其神魔斗法故事尤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而其对道教与民俗信仰的影响更远为其他明清小说所不及。因而无论在古代文学史上，还是在古代文化史上，该书都具有其他古典小说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封神演义》的“奇”趣
清寄生氏《争春园全传序》说：“人不奇不传，事不奇不传，其人其事俱奇，无奇文以演说之亦不传。”这是对古代叙事作品“以奇为美”的审美特征的概括。《封神演义》作为明代神魔小说的典范之作，尤具此种“奇”趣。
首先是故事的奇。《封神演义》讲述的是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其故事是在宋元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武王伐纣平话》分上、中、下三卷 ：上卷叙纣王玉女观行香，妲己入宫受宠，太子殷郊反纣等事；中卷叙纣王与妲己恣行无道、残害百姓，姬昌被囚羑（yǒu）里、脱归岐州，黄飞虎反纣，比干剖心，姜尚事殷等事；下卷叙文王访求姜尚，武王伐纣战争，殷郊斩纣王、妲己等事。
《封神演义》改变了《武王伐纣平话》讲述历史的题材重点，变成一部以神魔斗法、斩将封神为主的神魔小说。书中“恩州驿狐狸死妲己”写狐狸换妲己魂魄，“姬伯燕山收雷震”写雷震子出世，“姜子牙一上昆仑”写申公豹以幻术惑骗子牙，诸如此类富于奇趣的故事不胜枚举。
又如“妲己设计害比干”写比干之死 ：比干与黄飞虎协力烧狐穴、挖狐窟，剿灭妲己子孙，又将狐皮制成皮袄献给纣王。妲己深恨比干，誓报此仇，联合雉鸡精胡喜媚骗得纣王欢心，欢乐之中假装旧疾复发，声言只有比干的玲珑心可医此疾，纣王遂召比干入朝，强取比干之心疗妲己之疾。比干因事先服子牙符水，剖腹取心后，既不即死，亦不出血，比干不语，上马径出午门，路遇一个叫卖无心菜的妇人，妇人若言“人无心还活”，比干可不死，但妇人偏言“人若无心，即死”，比干遂血溅尘埃，落马而死。故事新奇若此，故为后世读者以及寻常百姓所津津乐道。
其次是人物的奇。《封神演义》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四百多名，虽然多数是面目不清的龙套人物，但其中也不乏血肉丰满、影响深远，在古典文学画廊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经典人物形象，如纣王、妲己、姜子牙、闻仲、黄飞虎、哪吒、杨戬（jiǎn）、雷震子、土行孙、通天教主、申公豹等，这些人物的故事多以出人意表的奇趣取胜。
哪吒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故事读来酣畅淋漓，令人热血沸腾。把哪吒的事迹梳理一下，堪称有三奇：年方七岁，便打死夜叉李艮（ɡèn），战败龙王三太子，痛殴老龙王敖光，勇斗石矶娘娘，是一奇也；待四海龙王兴师问罪，欲水淹陈塘关，哪吒乃剖腹、剜肠、剔骨肉，还于父母，虽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教，却又不累双亲，救下父母之命，成其大孝，是二奇也；李靖夫人在翠屏山建行宫，造哪吒神像，哪吒显圣佑民，李靖却不念父子之情，打碎哪吒金身，放火焚烧庙宇，哪吒愤恨不已，父子追逐相杀，惊心动魄，是三奇也。哪吒的命运跌宕起伏，对伦理纲常观念的冲击也让人产生不小的震撼，他虽“忤逆乱伦”，却仍是深受读者喜爱的正面人物。这一方面是读者对哪吒顽童形象所具有的童言无忌、童行无忌行为的理解 ；另一方面是读者对李靖的“父不慈”行为所激起的哪吒“忤逆”行径的同情。因而哪吒的形象非但不令人反感，其顽劣小孩的英雄行径还会让人产生几分欣赏与钦敬之情。
书中一些人物在颇具奇趣的同时，还富有诙谐之趣。
如土行孙，身高不过四尺，面如土色，虽是成人，却状若小童，申公豹初见他时，他正在山崖上跳耍，举止也是儿童式的；在与敌将交战时，敌将常因他矮矬而东张西望寻不见他，他却借着身矮灵活，常能捞到一点便宜，把对方累得满身大汗，无功而返 ；其贪财好色的欲望虽强于一般成人，但其行动中却总不脱儿童的思维方式，这也使得他的行为带有儿童般的自然天真的色彩，减少了因其品行不端而可能令读者产生的厌恶之感。
如雷震子，本应雷震而生，在吃了两枚红杏后，更变成了一副胁生双翅、高鼻青面、红发獠牙的雷公模样，自己正吓得痴呆不语，师父招他，他一路走来，自觉不好看，二翅拖着，如同斗败了的鸡一般。
如龙须虎，因形象怪异，姜子牙将其领至周营后，众将皆吓得痴呆了，误以为“姜丞相惹了邪气来了”；在两军阵前，敌将动辄讥其为没有人样的东西，他则在大怒之下还以颜色，手发巨石把敌将打得落荒而逃。
其他一些动物修炼成精、幻化成人形的神魔人物，如通天教主门下的龟灵圣母、金光仙、乌云仙、灵牙仙、虬首仙、羽翼仙等弟子，梅山的猿、羊、猪、狗等七怪，平时的相貌虽是人形，但总不免露出动物的痕迹，令人发笑；两军阵前，他们总是摆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势，可一旦被打出原形，便不免出乖露丑，被诸人调笑一场。
《封神演义》中的神魔形象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佛教、道教、民俗信仰及上古神话，因后二者的神祇（qí）一般也可归入道教，因而也可宽泛地说是源于佛、道二教。《封神演义》中的西方教派，实系作者杜撰的佛教的前身；阐教、截教皆为道教，是道教内部的不同派别。其中涉及的人物自然多与佛、道二教相关，很多都能从佛、道典籍中找到出处，但其在《封神演义》中的故事具有明显的杜撰性，与本来的人物、故事乃至宗教派别都大相径庭。如读者所熟知的李靖、金吒、木吒、哪吒等人物本属佛教，但在《封神演义》中却成了道教人物，具体故事也迥异于佛经所载。《封神演义》在宗教与民俗信仰领域的影响尤为深远，大量佛、道二教与民俗领域本有的神祇经该书的演绎而更加深入人心，而其创造的一批新神进入到宗教与民俗信仰的领域后，也广为普通民众所尊崇膜拜。时至今日，在一些道教宫观和民俗活动中还可见到这种影响的痕迹。
再次是法术的奇。《封神演义》能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的，是其中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的各种法术。这些法术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体某一部位功能的神化，一类是身外法宝超乎寻常的神威。
前一类如雷震子、辛环，皆胁生二翅，善能飞翔；如郑伦、陈奇，一哼一哈之间，便能令敌将昏迷坠马；如土行孙、张奎，皆善地行之术，能在土中行动自如；如高明、高觉，能目视耳听千里之外，号称千里眼、顺风耳；如杨戬，有八九玄功，能作七十二般变化；如准提、文殊、普贤、慈航、哪吒、吕岳等人，本身之外尚有多首多臂的法身，勇猛异常，威力无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皆是将身体某一部位的功能夸大、神化，具有了超常的能力和威力。
后一类更是不胜枚举。《封神演义》中的战争主要是以神仙斗法为主，而神仙斗法的主要内容是比试谁的法宝威力更大。如姜子牙的打神鞭，专打封神榜上有名的神祇，八部正神遇上非死即伤；哪吒的混天绫，在九湾河里摆一摆，江河晃动，乾坤动撼，连水晶宫都晃得乱响；陆压的飞刀，有眼有翅，立于葫芦射出的一道白光之上，陆压口念“宝贝转身”，那飞刀眼睛盯住敌将，连转几转，便可取其首级；孔宣背后有青、黄、赤、白、黑五道光华，一道光往下一刷，敌将便如灰投大海，无影无声地被捉去。
有些法宝看似普通，却具有无穷的威力，符合事物相生相克的道理，令人尤觉新异。如赵公明，虽有缚龙索、定海珠等令阐教诸仙一筹莫展的法宝，但却敌不住萧升一枚小小的落宝金钱，法宝遇钱便应声而落；赵公明失了缚龙索、定海珠，复借来云霄的金蛟剪，杀得阐教诸仙纷纷落败，后是陆压施钉头七箭书，才置赵公明于死地；云霄、碧霄、琼霄三位娘娘要为哥哥赵公明报仇，摆下九曲黄河阵，临阵捉人的法宝称混元金斗，实则只是人间便桶，却将元始天尊门下的十二大弟子悉数拿去，老子、元始亲自出马，才救出诸仙，制服三霄。
书中其他恶阵，也都是借助法宝的威力而成：十绝阵是依靠十天君的十样法宝，破了这十样法宝，十天君便只能败阵就戮；吕岳摆瘟阵，靠的是二十一把瘟伞，杨任用五火神焰扇把瘟*伞烧成灰烬，瘟*阵遂化为乌有；通天教主怒摆诛仙阵，用的是诛、戮、陷、绝四口宝剑，剑悬门上，发雷振动，剑光便会取人性命；阐教仙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万仙阵中祭起这四口宝剑，使得封神榜上有名的截教仙人俱遭杀戮。
正派神魔的宝物，通常是光明正大，一团正气，只为降魔佑民而设；而邪派神魔的宝物，则通常是一团邪气，阴毒异常，动辄要殄（tiǎn）灭一城生灵。越是级别低的仙人，法宝越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而级别较高的仙人，法宝则通常只是平常之物，如准提的七宝妙树只是一段树枝，老子威力无穷的扁拐，则只是其日用的拐杖而已。总之，《封神演义》中的法宝，想象丰沛、神奇有趣，蕴含着古人的才智和哲思。
《封神演义》的“正”理
《封神演义》虽以“奇”见长，却不乏“正”理，这个“正”理主要体现于该书的整体文化特征：混合三教，以儒为本。三教的思想在《封神演义》中呈现为混合杂陈的状态，但其思想的根本却是正统儒家思想。
宋元以降，尤其是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深入人心，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井平民，皆祭拜三教神祇，熟知三教故事，认为儒、道、佛三家思想旨趣相通。像《封神演义》这样仙佛杂出的小说，更是深受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封神演义》虽“时出佛名，偶说名教，混合三教”，然而只是“受了三教同源的模糊的影响”，书中并无明确的三教“合一”或“归一”的主张，仅谓三教“同源”或“一家”，遂将三教的思想与内容混合杂陈于一书。
综观历代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张，其基本文化立场并不相同，多是以某一家为本，杂糅融合其他二家。那么《封神演义》是站在哪种文化立场上混合三教的呢？该书表面看来是怪力乱神笼罩全篇，但实质上却是以儒家思想，尤其是权力化的理学思想为其深层底蕴，具有“以儒为本”的特征。其所认同与主张的天命、革命、仁政、民本、忠孝等政治伦理观念，都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特征。常有研究者以革命思想与忠孝观念为例，阐发《封神演义》在思想上与儒家政治伦理观念的乖违，但实际情况恐怕并非完全如此。
某种特定类型的人物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产物。《封神演义》产生的时代，毕竟是宋明理学居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时代，所以该书正面褒扬的圣君贤臣形象，如文王、武王以及那些忠于殷商、坚守臣节的忠臣，皆是宋明理学所倡导的政治伦理观念的载体。
在中国古代，革命一词主要“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以暴力手段除残去暴、改朝换代。但《封神演义》中的文王、武王都是毫无复仇之心与革命之志的仁君。文王无罪见囚七年，其子伯邑考惨遭醢（hǎi）刑，但他依然“守分安居，全无怨主之心”；逃回西岐后，大臣们几次劝他伐纣自立，他都严词训止；病危时再三嘱咐“商虽无道，吾乃臣子，必当恪守其职，毋得僭（jiàn）越，遗讥后世”。武王亦无图殷另立之心。子牙倡议伐纣，武王以为是不忠不孝之举，宁愿“坐守本土，以尽臣节”；后经散宜生进“陈兵商郊，观政于商，俟其自改”的“万全策”，武王才同意子牙伐纣。
在儒家学者那里，革命的要义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除暴立仁，执政者的道德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照此推演，能王天下者必是至仁至圣者，至仁至圣者在道德上必无瑕疵，而对臣子而言，的道德瑕疵莫过于不忠不孝，是以王天下者绝不能存弑君自立之心。《封神演义》中的文王、武王形象正是按照这一思想逻辑塑造出来的，其悖乎常情的愚忠愚孝，正是儒家革命思想的本有之意。
忠孝观念是儒家政治伦理观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宋元以降理学盛行的时代，对二者的强调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封神演义》中，作者对那些忠于殷商、坚守臣节的“忠臣”极力褒扬，谓其“忠肝义胆堪称诵，无奈昏君酒色荒”，既赞赏他们忠心事主、甘心死节，又惋惜他们忠而见弃、遇主不淑。作者对其道德人格予以充分肯定，并非要维护殷商的正统地位和纣王的权威，而是强调就臣子而言，“为臣当尽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
理学时代极力鼓吹孝道、大肆褒奖孝行的社会氛围，无疑也会影响《封神演义》中孝子形象的塑造。如武王伐纣，虽然是顺天意、合民心的义举，但若单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却违背了文王不可伐纣的遗嘱，是为不孝；同时又是以臣伐君，是为不忠。作者不愿让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君主背上一个不忠不孝的罪名，遂使武王在子牙等一班文武的哄骗下完成了伐纣兴周的大业。再如纣王之子殷郊、殷洪，在助周伐纣与助纣阻周之间，他们面临着顺应天意民心和坚守忠孝伦常的两难选择。终他们都走上了助纣阻周的不归路，颠覆了以往作品中助周伐纣、杀仇立功的殷郊形象，成为为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全忠全孝的人。
可见《封神演义》一书虽然“混合三教”，却“以儒为本”，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理学盛行的明代，不但传统儒学理学化了，连道、佛二教也向理学所倡导的心性理论和伦理纲常靠拢，这正是该书的整体文化特征所赖以生成的思想文化土壤。
《封神演义》的由来与影响
殷周鼎革、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事件，历代典籍都有详略不一、褒贬各异的记载与评论。在《尚书》《逸周书》等现存较早的一批古代典籍中，便不乏关于武王伐纣故事的神异之说，逮至后代，武王伐纣故事中荒诞怪异的因素层叠累积，遂成为“封神”故事的源头。如《史记·封禅书》便有“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的记载 ；《旧唐书·礼仪志》引《六韬》旧文，谓武王伐纣时曾有“五方之神来受事”。这些传闻已初具历史神异化的苗头。宋元以降，武王伐纣故事开始以一种“怪力乱神”的民间形态呈现于世人面前。宋元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汲取了大量野史笔记、民间传说的内容，包含了若干神怪的因素，是民间流传的武王伐纣故事的初步集成。元杂剧《武王伐纣》虽已失传，但无疑是一部以武王伐纣故事为题材的戏曲。明余邵鱼《列国志传》卷一的整体框架虽然大体遵循史传，但也羼入一定数量荒诞不经的情节，是由《武王伐纣平话》过渡到《封神演义》的中间环节。至明万历、天启年间，随着神魔小说的兴起及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一部兼历史演义与神魔故事于一身，融正统叙事与民间叙事为一体的《封神演义》便应运而生了。
作为明代神魔小说的扛鼎之作，《封神演义》一经面世便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其早期版本有明金阊（chānɡ）舒载阳刊本、明周之标序本、清四雪草堂订正本三种。现存早的版本是明金阊舒载阳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二十卷一百回，首为李云翔《封神演义序》，诸卷首题作“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惟卷二署“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金阊载阳舒文渊梓行”。明周之标序本，十卷一百回，今未见，仅存清代覆本两种。清四雪草堂订正本，二十卷一百回，系明舒载阳刊本的翻刻本。此后的诸多版本皆是四雪草堂本的翻刻本，如康熙三十四年善成堂藏本，乾隆四十七年茂选楼藏本等。
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历史上主要有明人许仲琳与陆西星二说。许仲琳说出现较早。明舒载阳刊本卷二有“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的题署，鲁迅、孙楷第、郑振铎据以判断《封神演义》的作者为明代应天府人许仲琳。陆西星说出现较晚。清佚名《传奇汇考》卷七《顺天时》条解题载：“《封神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胡适、张政烺、柳存仁等学者据此推断《封神演义》的作者系明代道士陆西星。但无论是从陆西星说原始出处的张冠李戴、讹误百出及将信将疑的态度来看，还是从陆西星作为一名正统道士的思想、学养与《封神演义》驳杂的思想内容的貌合神离来看，陆西星作《封神演义》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许仲琳说毕竟源于直接写在刊本上的文字，要比百余年后的传闻可靠一些。
《封神演义》问世后，不仅带动了《三宝太监西洋记》《平妖传》等明代神魔小说的诞生，其丰富奇诡的想象、斗宝破阵的模式等也被后代小说所一再借鉴与袭用。在宗教与民俗信仰领域，《封神演义》作为一部因讲述诸神来源而兼具民间神谱性质的通俗小说，其所描写与创造的很多神祇都已成为普通民众顶礼膜拜的对象。
总之，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封神演义》把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演绎成以神魔斗法故事为主体，同时兼具历史演义性质的混合文本。缘于成书过程的漫长曲折，素材来源的丰富驳杂，以及其间雅、俗文化的此消彼长、冲突融合，加之写定者以儒家正统观念整合民间叙事的编创策略，《封神演义》呈现出奇正并存、亦正亦奇的美学风貌。当然，当代读者更欣赏的还是书中“奇”的一面，《封神演义》毕竟是一部以“奇”见长、以“奇”著称的古典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