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普及教育之滥觞
王有朋
中国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为启蒙课本，以四书五经为学习内容，以博取科举功名为教学目标，成为中国教育的定式。随着世界文明的进步，这种教育的定式，使中国的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一八四〇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封建帝国的大门，迫使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技不如人的现实，终于撩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面纱。然而，这一转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特别是针对国民普及教育的新式教科书的出现，造就新国民素质的教育制度的出现，都是在中国再次经历了屈辱与痛苦之后。
一、中国近代教育之起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尽快学习、掌握西方技艺，清政府在一八六二年八月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一八六七年又增设天文算学馆，培养翻译、技术人才，这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开始的标志。旋即，以沿海城市为主，兴办了一批新学堂。这些学堂可分成三类：一是以培养翻译人才、译介西书为主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二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三是培养某种实用技术人才的，如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等。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五年间，清政府又分四批，派遣了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国留学。福州船政学堂等也派员赴欧洲学习航海及军事。然而，当时在朝野引起颇大争议，冲破层层阻碍兴起的近代教育航程，被政不如人的罔视阻遏了深化改革的步伐。清末思想家冯桂芬及朝廷中的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观点反映了这种局限性，并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改革进程。上述的专门学堂教育仅停留在少数青年学子的范围，在国家层面完全没有考虑要对旧有教育体制做根本改革。没有国民普及教育作为根基的近代教育改革远离民众，犹如空中楼阁，无法满足高等教育甚至中等专科学堂的生源需求，更遑论提高国民素质、担负改变国运的重任。
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出于传教的目的，面向贫民儿童创办教会学校，却给中国的近代普及教育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新的教学理念。如有『西学东渐校』之称的上海徐汇公学，初只是一个收留了十二名灾民学生的读经班，后见生徒日增，遂于一八五〇年正式成立徐汇公学。至一八八〇年，在校学生达一百四十五人之多，成为上海地区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兴学校。然而，由于科举取士的桎梏，教会学校在中国文化的教育方面难有新的建树，学校规模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局限，无法对中国国民的普及教育产生更多的影响。尤其是教会学校要吸引中国儿童入学，必然要适应中国的本土文化。徐汇公学的早期创办人晁德莅校长（Angelo Zottoli 一八二六—一九〇二）是意大利那不勒斯耶稣会会士，后转入法国耶稣会。他来华后研习汉语，熟读儒家经典，成为涵养深厚的汉学家。他摘録中小学说、诗词曲、戏剧以及《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内容，编译成拉丁文《中国文学课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教授学生。 在教会学校，除了传教士主动适应中国文化，更多的解决方法则是聘请中国的士人来担任教习，因此，教会学校在儿童的启蒙学习阶段仍多沿用旧学教材。法国耶稣会会士史式微（一八六六—一九三七）在他的书中摘録了《中国通讯》报导的教会学校教学活动情况：
学生们用震耳的声音朗诵经典作品，每个学生反复大声读唱从未有人给他讲解过的课文；这里是学生在老师面前背书，背书时学生的头摇来摇去，甚至全身都左右摇摆起来；书法课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课，因为学生识字的多少和写字笔法的挺秀，也经常是衡量一个人才学高低的标准；上讲解课时，老师讲解学生们已背诵得滚瓜烂熟而一句也不懂的渊博的古文；后是作文课，学龄的学生在学作奇特的八股文章。有一位进士与两位举人替他们修改作业，学生们很关心老师们的评语。神父们认为这种中国的老式教学法太不理想，太限制约束了学生的智力，欲试加改进，但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方法。
建立近代新教育体制，应主要体现于能从根本上提升国民素质的、起于学龄儿童的国民普及教育，但因其重要性在一八九四年前尚未获得朝野的普遍认同，经过三十余年发展的中国近代教育，既未产生出国民教育的新学制，又未广泛设立基于国民普及教育的新式学堂，新教科书的编纂更无从说起，近代普及教育尚未起步。蔡元培的同科举人、藏书家徐维则（一八六七—一九一九）编了一本反映当代学术的目録学著作《东西学书録》，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初石印出版。该书所收五百三十七种图书正是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竞相翻译东西学著作的情况，有的书还出有不同译本，但是用于儿童教学的启蒙读本则相形见绌，其中『幼学』一门收书十八种，摘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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