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活法
当我碰到和我说一种方言的人时，总会想到，在小城，人们像枝条被修剪、砍削，终只剩权力和钱两种价值观。一个人如果在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还坚持理想，就会变成一只可笑的像得了癔症的鸡。成批的人在年少时有过这样那样的激情，终幡然悔悟，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投身于小城价值观的泥潭。八年前我辞去县城公职，赴外打工，一直清楚自己是小城里言说的傻子，只是今天才次听人亲口说起。所幸我也不想证明什么。
当年我依靠一种傻逼式的勇气以及狗屎运气离开县城。而那个和我在一个办公室挣扎，英语过六级，已考上研究生，同时在各类学报发表论文至少二十篇的同龄人周琪源，去年得鼻咽癌死在县城。他做好一切准备，终让仁慈的单位抚恤了他的遗属。
我们这些跑出来的小警察、乡村教师、赤脚医生，都有一种卑微的狂妄。没有人比我们更爱出生于科西嘉岛的拿破仑 · 波拿巴，爱于连 · 索黑尔，爱那些拼了命奋斗的人。而终习惯在小城（在那里，新华书店里没有几本外国名著）生活的人，有一些像“日记门”里的韩峰局长一样，日子过得滋润起来。有一天我看见一段某局领导和女下属的欢爱镜头，看到她在丑陋、肥胖的男上司面前纯粹的欢欣，感到事情得到完全解释。就是这样的。当我们以为妙龄女子根本不可能和可以做爸爸的官员在灵与肉上结合时，我们其实没想到权力（钱）这副润滑剂。
在朋友写的一本小说里，男主人公爱上“权二代”—不是迁就、忍受、投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完完全全、死心塌地的爱。我为他准确写出这种状态而激动。我在逃出县城前，也欢欢喜喜地爱上一个足可给我家带来无上荣光的女子。我总是忍不住要拉对方的手，好将关系锁定下来，她稍微给点暗示，我便振奋一夜。有次她组织聚会，来了很多青年，大家面面相看，很快清楚彼此都是候选人，于是抖起竞争的羽毛来。后来我觉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不够真诚，就是因为他写了矿工和领导女儿发生纯真的爱情（那种牛郎织女式的爱情）。我觉得这不可能。这是作者在埋头意淫。是卑贱性。农家子弟是有爱情，但那爱情是奇异的，它不是说你脸上长了一双桃花般的眼睛，而是你脸上长了前途。
倔强
我在这时记起洪一乡。那时我二十一岁，提着手电筒跟派出所同事小周去村庄转悠，有时转一小时，有时转四五个小时。这取决于他。我脑子里永远有事。就好像腿脚属于小周，而灵魂属于自己。即使小周招呼我一起抓嫌疑人，我还是在想着别的事。瞧到任务中间有一点空隙，我就倚着，或者坐着，专心想我的姑娘。到二十六岁我租住在郑州城中村时，还在想着这件事。
洪一乡距县城六十七公里，路上没有一粒柏油。有一间邮电代办所，我常去看过期的《体坛周报》。有一家小卖部出售汽油，是只汽油桶，车辆来加油，店主便捉住塑料管吸上几口，将汽油吸出来，接到油箱内。我时常在黄昏穿着内裤，赤脚走到河边，靠在坝上让水流冲撞脑袋。我看到洗菜的妇女对我嘻嘻笑着，光阴愈来愈暗淡，像棺材板盖下来，黄昏因此变成黑夜。这里是世界的尽头。
我喜欢回到房间里。他们敲不开门，带着满嘴的遗憾去打牌或者和女老师聊天。我待在房间，打开录音机，永远放一位台湾女人的磁带，坐着写日记。每隔三句话就加一个感叹号。我除开吃饭、办户口、洗澡、上厕所和外出巡逻，就待在这里，在粘着飞蛾的灯泡下，写充满感叹号的日记。我总是在想着这个女孩。
今天我将她从女孩想成女人。我把很多人都活老了。她也老了。她的孩子在慢慢长大。她到死都不会知道有人用八年时间来楚楚可怜地想她。想起来那时在山顶一个村庄的场基，一个健硕的汉子赤裸着上身操持一把尖利的柴枪，就要扎死我，我既不颤抖，也不难受。我总觉得这是坦然。死了就死了。其实是吓傻了，脑子一片空白。但我一直自我感觉是坦然。
那些日记下落不明，它应该空洞乏味。我记得我老是想哭，哭不出来，便想从生理上刺激。我会想演员是怎么说哭就哭的。当好不容易来了一两滴眼泪，这事就有了悲壮的含义了。想一想，在世界尽头，我一个人哭了。我为了这个女人谈了很多恋爱，既为证明自己能谈恋爱，也在不停拿人与她比较，她大获全胜。我现在也不后悔这大段流失的青春。这件事让我感到很多事不重要，钱多钱少不很重要，能否当官也不重要。没有什么是特别重要的。即使我一开始就和她关系很好，过上甜蜜幸福的生活，也不重要。我和一个影子谈了八年恋爱。
于连
“周起源医治无效死亡了。”
二〇〇九年七月九日我从以前同事那里接到短信。不当处有两点：一是名字是“周琪源”；二是用“病逝”“去世”会更好些。不过，这并没有什么。这无非是外在的措辞上的考虑。
我不知道怎么回短信。我在分析这是不是一桩麻烦，我是不是得因此赶回江西一趟。在意识到他们会原谅我的缺席时，我变得轻松起来。因此在语言上尽量表达哀悼。这使我想到那些不想真心实意陪护病人的人，他们会买一些贵重而毫无作用的营养品送过去，以弥补内心的亏欠。
之后，我照常吃饭、上街、登录开心网、睡觉，甚至比平日睡得更多了。透过窗户，我看着城市的楼宇、树木以及在路上奔驰的车辆，觉得自己和它们一起，构成无情的自然。我们是濒死的人无法祷告和依赖的对象。
周琪源是和我一起考上省公安专科学校的。当时我们一届老乡，包括成教部的，有八九个。周和我们来往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他只是寄居在我们县的子弟，是知青的后代。我们老乡之间会说亲热的方言，和他只有说普通话。语言这东西有时意味着尊严，有时又意味着交往的成本。大约十年后，当我从外地回到县城公安局玩时，发现周琪源已经能讲一些我们瑞昌方言，遇到讲不出来的又用普通话补过去。这意味着他服软、认命、投降了。胸有大志，天生丽质，而终于甘于世俗了。他认命的另一个标志是结婚生子。这次驾鹤西去，留下的孩子只有七岁。说到当年在学校和我们不太来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悬梁刺股，囊萤映雪，想通过不断深造，走上一条去大城市发展的路。
毕业时，我拿着派遣证从省会回到九江市，盖章后回到瑞昌县。在县公安局盖章后，随车到肇陈镇，我说人生荒凉莫过如此，没想到接我的车又往山里边开。直到开到洪一乡才停下来。这地方的路没有一粒柏油，十几米长的街道没有一间商店有招牌。我就是在洪一派出所报复性地立誓，要从乡到镇到县到市到省会到直辖市到首都到纽约，到更远的地方实现自己。那时周琪源坐着另一辆吉普，被“发配”到黄金派出所。黄金乡和湖北省交界，两省群众常为山林矿产资源发生纠纷。周也不想久居此地。
毕业一年多后，我和周琪源这两个不安分的人都被调进公安局办公室。我们被分配到同一间办公室，对面坐。他靠门，我靠窗。他是先来的，位置是他先挑的。如今想来他之所以挑那个位置，是不想让眼睛老去瞧门外的人。他要学习。他学的是对我们基层民警来说有些奢侈的英语。我常说生活在一个破县城要英语干吗，他不理我，每天像念经一样背诵单词。背完就找卫生纸擤带血的鼻涕。那时我和外界来往的信函极少，我去领邮信都是帮他领。寄来的都是印刷品，要么是某个公安专科学校的学报，要么是《预审探索》这样的杂志。有次我见封口不严，就把杂志扯出来看，看见他的论文果然发表在里面。这样的印刷品来得多了，我就觉得他终非池中之物，假以时日，应该会调入九江市局、省厅，甚至是公安部。又过了些时日，寄给他的印刷品分量增加，竟有好几斤重。他看都没看，丢到角落。我剥开看，发现都是同一期的某学术杂志，有几十本。我就恶毒地想，他自费订这么多，是想和杂志社搞好关系吧。
那些杂志给作者署名时背后都带括弧，注明身份。作者多是学院教授、副教授，也有省厅、市局理论口的，只有周琪源来自县城公安局。看杂志的人应该都会诧异。我们县局的人也觉得他是不一样的人。那时有不少人（包括周琪源自己）相信他终究会去一间省里的办公室，在那里从不抽烟的他抽上一根烟告慰自己，在那里他轻轻抚摸厚重的窗帘，俯瞰整个城市。他为此考上研究生，发表几十篇学术论文，外语也好到呱呱叫。他可以说万事俱备，终却死在县城。
他之所以没走成，一开始还是谜，后来就不算谜了。有一种说法很多人认为合情合理：在这个社会，上边没人什么用也没有。周琪源进行的不过是一场无望的奋斗。县城有不少这样的人，平时你在菜市场、超市看不出他们有何特殊，等他们回家偷偷拉上窗帘拉小提琴，或者背诵伟大诗人的诗你就知道了。我很感谢顾长卫在贾樟柯的小城题材上更进一步，拍了一个叫王彩玲的做梦人。周琪源是王彩玲。在后谢幕时他应该有一声叹息。他所期待的上级的调令、远方的奖章、同行的掌声，都没有到来。陪伴他度过后时光的只有家人和医生。在医院外边有几位在警校同学后来又一起分回瑞昌的同事。他们中的一位给我发来短信，告诉我周琪源死于鼻咽癌。
困兽
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星期六都没有区别，我在今天醒来后，为如何度过它而发愁。在青云谱读书时我就受到这种困扰，我记得有位朋友对着我诉苦，说咱们恐怕得了“周末恐惧症”。
时间需要杀灭。有时我认为人类的一切事务都是为着杀时间。打仗是杀时间，谈恋爱是杀时间，按照一夫一妻制生活是杀时间，外遇也是杀时间。生孩子是杀时间，多生代表充实。
认为人生苦短的人，可能在孤独时也会叹息时间太长。“时间太长”，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而是一种不得不经历的惨痛的事实。
四年前在郑州，当我在周末下午从饱足的睡眠中醒来，总是要像困兽一样朝着市区漫无目的地走。过城中村，想到拐弯转角处或有一场艳遇，但经过的总是一个又一个水洼；走上城市宽阔的人行道，会奢望路上有救火车和急救车呼啸而过，或者能目睹一次纠纷，但是并没有。后来想去郑州大学寻找一名叫郑江波的报社实习生，给他电话，他说自己在备考英语四级。于是我在郑大找三联书店，问了很多路，找到看见它关门了。我又去广场边电影院，发现后一场的放映也进行到了一半。
我只有买一份《旧闻周刊》回到租住的房间，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房内散布着衣服浸泡过久出现的臭味。有点像是死老鼠的臭味。我有一次直接将它们倒进垃圾筒。后来我听见从租住公寓的二楼或三楼传来细微的呻吟声，它漫长而没有止境。我想到这栋公寓的野合者。第二天上班回来后，我发现公寓地面有鞭炮渣，一些人坐着，看得出来新亡故了一个人。我无法确定呻吟和病重是否有关联。
我记得自己在一百四十元一个月的租住房内，为度过漫长的时间，写了整整一笔记本的东西：我假设自己就要死了，利用后一点时间去重返故人。
起源
今天我看到她。她坐在角落里，微弱的光芒一直停在她脸上。她在想着一件事，或者什么都没想，一股哀怨的气息像泉水从眉宇间汩汩涌出。她在发怔。她这会儿还不知道我像一个深受感染的旁观者，揪心地看着她。这是我次喜欢一个异性，像封闭的山谷猛然敞开，大风无休无止地刮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