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和乐本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荀子曾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精到的分析：“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论》）当乐和礼对立并举的时候，它们有着明确的分工。乐是用来养欲的—“乐和同”，众人的感情是相通的，音乐满足了他们相同的情感需求；而礼是用来别欲的—“礼别异”，人与人之间毕竟有差等分别，礼仪规定了他们不同的养欲需求。一个人谨守礼法时不免紧张拘束，欣赏音乐时就能够放松愉快；但过于放松又容易流于放逸，又必须以礼来加以节制。乐和礼就是这样，一养一别，相反相成，共同完成对感情欲望的调节。
但相反相成并不是的状态，因为音乐的度量分界不好明确，没法定量，只能定性。荀子认为要“贵礼乐而贱邪音”（《荀子·乐论》）。按，“礼乐”一词向来是并列结构，意即“礼和乐”。但在这一句中，照笔者看来，“礼”却只能是被用为定语，“礼乐”即“合礼之乐”，因为它是与“邪音”相对而言的，指的是雅正之乐。荀子注意到，同样是音乐，都可以“养其天情”，不同音乐的性质却并不相同。即便是经典化的《诗经》，也要区分对待：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荀子·儒效》）
按，“是”字承前文而来，指的是儒家之道。在荀子看来，雅诗与颂诗以文饰、歌颂先王功德为主，合于道不成问题；而风诗则多出自民间男女率性的歌唱，很可能会流荡不返（所谓“逐”），所以要以道节之。（1）那么如何以道节之呢？荀子说：“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荀子·大略》）“盈其欲”就是养欲，“不愆其止”就是别欲。
话是这么说，具体操作还是很难。比如，一个人正在听郑卫之风，这便是“盈其欲”了，但如何同时做到“不愆其止”呢？与其在盈欲之后节之，不如在盈欲之前导之。
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荀子·乐论》）
荀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导之”（“道”通“導”，简化为“导”），这就比“节之”的手段更柔和一点。用来导之的音乐，他称为“雅颂之声”，简称雅音。按，雅训正，故雅乐就是正乐。雅乐的特点是本身就是正的，以礼摄乐，礼的精神已经融入其中。一旦以雅乐作为“养其天情”的引导，那些好色的《风》就似乎用不着了，荀子终决绝地说：“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荀子·王制》）
那么，剩下来的雅正之乐有什么特点呢？荀子说：
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荀子·乐论》）
中平也就是中庸而平和，荀子称为“和而不流”。之所以和而不流，是因为它能够得性情之正，在养欲和别欲之间取得平衡，即“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好色而不淫，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后一条是孔子艺术人生的境界，在这里，荀子与先师遥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在“中平”之外，又提出了一个“肃庄”。如果说“中平”尚是不偏不倚的话，那么“肃庄”则有偏于克制的味道。人的欲望能够做到和而不流当然是好的，但人人都知道，要做到适可而止很难。荀子对于礼，有从养（满足）向别（克制）靠近的倾向；对于
乐，则有从中平向肃庄靠近的倾向。他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荀子·乐论》）以道制欲自然是肃庄的，却不免给人以“存天理，灭人欲”的感觉，这正是荀子美学的“紧张”之处。
因肃庄而导致的“齐而不乱”，也耐人寻味。荀子早就说过，音乐是和同的，他对和同效果的描述如下：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荀子·乐论》）
当荀子说“乐和同”时，我们以为他只是说音乐表现的是共通的感情，从此处却能发现，他对和同还有形式上的要求，即“同听之”。我们有理由相信，荀子是喜欢合唱而不喜欢独唱的。因为只有合唱“同一首歌”才能做到“齐而不乱”，整齐划一。“审一以定和”，这个“一”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大一统的意味，值得思考。我们有理由怀疑，荀子这里的“和同”有向墨子“尚同”倾斜的意味。所以，荀子思想的法家化端倪，即使在音乐美学中也藏不住。
由此，想一想孔子的音乐思想，荀子、孔子二人的差异也呼之欲出。孔子立于礼而后成于乐，礼在下而乐在上，故有从心所欲的从容。而荀子之礼就像一个“高空摄像头”，音乐只能在礼所规定的必然王国里活动，未免有些紧张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