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道德运气（节选）
康德认为，运气的好坏不应当影响我们对某人及其行为的道德判断，也不应当影响他对自己的道德评估。善的意志之所以是善的，不是由于它所造成或达到的结果，也不是由于它对实现某种预定目标的适当性；它之所以是善的，仅仅由于它的愿望，就是说，它本身是善的。而且，就它本身来考虑，对它的估价应当无可比拟地高于它所可能带来的任何结果，任何有利于某一倾向甚至所有倾向之总和的结果。即使万一发生如下情况，由于命运特别不济，或者由于狠心的自然界提供的必需条件严重不足，使这种意志竟然完全没有力量实现其目标，如果尽努力也不能使它达到它的目的，如果剩下的只有那善的意志（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愿望，而是使尽我们所掌握的所有方法），它仍会放射出宝石般的光芒，因为它自身拥有它的全部价值。无论是富有成效还是毫无结果，都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这种价值。（《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第1节，第3段。）
对于恶的意志，大概他也会说同样的话：它是否达到它的罪恶目的，在道德上是不相干的。如果某一行为本应为其坏结果而受到谴责的话，就不能因为碰运气变成好结果而被证明是正当的。不能有道德上的冒险。这个观点看上去是错的，但它是在回答一个有关道德责任的根本问题时出现的，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满意的答案。
问题产生于道德判断的通常条件。不经过思考，人们会直觉地相信，在并非由人们的过错引起、或由超出他们控制能力的因素引起的事情上，不能从道德上对人作评估。道德判断不同于说某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这种评价，或对事态的评价。除了道德判断之外，后一种评价也可以存在，但是当我们因为某人的行为而责备他时，我们并不只是说发生了这些行为不好，也不是说他存在着这一点不好：我们是在对他做判断，是在说他不好，这不同于说他就是件不好的事。这类判断只用于某种对象。虽然无法确切地解释为什么，但我们觉得，只要发现行为或属性不在人的控制之下，那么不管它是好或不好，道德评估的适用性多半就丧失了。虽然其他的评价仍然存在，这一评估却似乎失去了立足点。因此，由无意的行动、自然力或不了解环境所造成的明显的失控，就成为人的行为不接受道德判断的理由。但是，除了这些方面，我们的所作所为还在更多的方面取决于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不由善的意志或恶的意志造成的因素。而在这个更大范围内的外部影响通常并不被看成人的行为不接受道德判断的理由，不管是肯定的判断，还是否定的判断。
让我举几个例子，就从康德所想的那种情况说起。我们想要做的事是成功还是失败，几乎总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某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谋杀、自我牺牲、革命、为了其他人而放弃某些利益——几乎任何道德上重要的行为，无不如此。做了些什么事，什么事要接受道德判断，部分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不管善的意志本身多么可贵，把人从着火的大楼里救出去，同在救他时把他从十二层楼窗口扔下去，两者之间存在道德上的重大差别。同样，莽撞驾车同过失杀人之间存在道德上的重大差别。但是，某个莽撞的司机是否撞上一个行人，取决于在他莽撞地闯红灯时行人是否在那个地方出现。我们的所作所为也受到我们所面对的机会与选择的限制，而这些大都由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所决定。如果纳粹从未在德国掌权，那个曾在集中营里当军官的人本来也许会过着平静无害的生活。而在阿根廷度过平静无害的生活的某个人，如果当初没有为了做生意而在1930年离开德国的话，也可能会成为集中营里的军官。
以后我还会说到这些例子和其他的例子。我在这里提到它们，是为了说明一个一般观点。凡在某人所做之事有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我们仍然在那个方面把他作为道德判断对象，那就可以称之为道德运气。道德运气可能好，也可能不好。这个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导致康德否认它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就是，经过仔细考察发现，这里所确定的大范围的外部影响，似乎同较小范围的常见开脱条件一样，无疑会削弱道德评估。如果始终一致地运用控制这个条件，就可能侵蚀大多数我们认为自然要做的道德评估。人们为之接受道德判断的事情受到那些不受他们控制的因素制约，而且其制约形式比我们初了解到的要多。当根据这些事实对过失和责任提出似乎很自然的要求时，那些未经思考提出的道德判断没有几个能不受影响。归根结底，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或几乎没有一件是由他控制的。
那么，为什么不下结论说，控制这个条件是错误的，是一个初看似乎有理但却被明确的反例驳倒了的假设?那样的话，人们可能就会寻找更精确的条件，挑出那些确实削弱某些道德判断的失控的条件，而不至于产生从较大范围的条件引出的不可接受的结论，即大多数或所有通常的道德判断都是不合理的。
这条逃路不通，因为我们所对付的并非一种理论的猜想，而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控制这个条件的提出，本身并不只是作为对某些明确实例的概括。在超出原先的方向把它扩展到其他一些例子时，它似乎是正确的。当我们考虑使控制不存在的新方式来削弱道德评估时，我们不仅发现从这个一般假设可能得出的推论，而且会真正信服：在这些情况下，不存在控制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对它的运用考虑到对事实的更完整更精确的说明，道德判断受到削弱，便不是作为一种过分简单的理论的荒谬推论，而是作为通常的道德评估概念的自然推论而出现的。因此，根据结论的不可接受性而论证需要对道德责任条件做不同的说明将是错误的。认为道德运气自相矛盾，这并不是一个伦理的或逻辑的错误，而是觉察到了这种直觉可以接受的道德判断条件势将完全破坏道德判断的一种方式。
它与哲学的另一个领域即知识论领域的情况相似。那里也有似乎完全自然的条件，在对要求知识的权利进行挑战或辩护的通常程序里提出这类条件，如果始终如一地运用，就可能使所有这样的权利丧失。大多数怀疑论的论证都有这种特性：它们并不依靠由误解而得出的专断严格、强加于人的知识标准，而是必然地从通常的标准始终如一的运用中产生出来。参见汤普森·克拉克： 《怀疑论的遗产》，载《哲学杂志》，第69卷，第20期（1972年11月9日），第754—769页。这里也有一种本质的相似，因为认识论的怀疑论产生于这一考虑：在某些方面，我们的信念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取决于某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因造成我们的信念。为了尽力避免差错，我们可以对这些过程加以仔细审查，但是我们在这下一层面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于某些我们无法直接控制的影响。无论我们的调查进行到什么程度，情况都是如此。说到底，我们的信念始终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引起，要完全囊括那些因素而又不受其他因素的支配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们怀疑自己到底是否知道些什么。看起来，如果我们的这些信念中有些是真的，那么它纯粹是生物学运气，而不是知识。
道德运气与此相像，因为道德评估的自然对象有许多方面不受我们控制，或者说受到不由我们控制的因素的影响，在我们考虑这些事实时，不可能不失去对判断的把握。
大体上有四种情况，使道德评估的自然对象令人不安地受运气摆布。一是生成的运气这种现象：你是这样一种人，这不只是你有意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你的倾向、潜能和气质的问题。另一种情况是人们所处环境的运气：人们面临的问题和情境。还有两种涉及行为的原因和结果：人们如何由先前环境决定的运气，以及人们的行动和计划结果造成的运气。它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有一种观念与它们全都对立，那就是，人们应该为之受到谴责或敬重的事情应当是受他控制的那个部分。由于某人无法控制的事情，或者由于它们对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的结果的影响，而给予或免除对某人的信任或责备，看来是不合理的。这类事情也许会产生行动的条件，但是只能在行动超出这些条件而不只是由它们产生这个方面对行动进行判断。
我们首先从事情的结果方面考虑好运气和坏运气。在上面引用过的那段话里，康德心里想着一个这样的例子，不过这种情况包括的范围很广。它包括那个意外地撞倒一个小孩的卡车司机，那个抛弃妻子和五个孩子而献身于绘画的艺术家，这个以高更的生平为原型的例子，是伯纳德·威廉斯在《道德运气》（《亚里士多德学会学报》，增补第1卷[1976年]，第115—135页）一文中论述的（本文原是对该文的答复）。他指出，虽然事先无法预测成败，高更在回顾这一决定时的基本感情将由他的才能发展情况决定。我不同意威廉斯的地方在于，他的解释没有说明，为什么可以把这种回溯性的态度说成是合乎道德的态度。如果成功不能让高更向别人证明他自己是正确的，却仍然决定他的基本感情，那就表明他的基本感情不必是合乎道德的。它并不证明道德受制于运气。如果回溯性的判断是道德的，它将意味着事先所做的一个假设性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我离开家庭并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我的成就将证明我原来的举动是正确的；如果我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这个举动将是不可原谅的。”以及其他的成败可能性都更大的例子。那个司机如果一点过失都没有，他会对他在事故中充当的角色感到可怕，但不必责备他自己。因此这个行为者遗憾（agentregret）威廉斯语（同上引）。的例子还不是道德坏运气的事例。但是，如果那司机为了自己哪怕十分微小的疏忽而内疚——例如近期内没有检查他的刹车——并且如果这一疏忽与小孩的死有关，那么他就不会仅仅是感到可怕了。他会为小孩的死而责怪自己。这就成为道德运气的一个例子，因为如果没有出现要求他突然猛力刹车以避免撞到小孩的情况，为了那个疏忽本身他本来只需轻微地责备自己。在两种情况下，那个疏忽是同样的，而司机无法控制一个小孩是否跑到他行车的路上来。
对于更高程度的疏忽，情况同样如此。假设某人饮酒过度，他的车突然转弯冲到人行道上，如果路上没有行人，他可以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是幸运的；如果路上有行人，他将为了他们的死亡受责，并且很可能以过失杀人罪被起诉。而如果他没有伤到人，虽然他的疏忽完全一样，他违犯法规的程度却要减轻许多，他对自己的责备以及其他人对他的责备当然都要减轻许多。再看另一个法律例子，对企图谋杀的处罚要比谋杀成功的处罚轻得多——虽然在两种情况下，行凶者的意图和动机可能是相同的。他的有罪程度似乎取决于受害者是否正好穿着防弹背心，或者是否有一只鸟正巧进入子弹飞行的路线——这些都是他无法控制的。
后，还有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定的例子，这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很常见。安娜·卡列尼娜与渥伦斯基一起出走，高更离开他的家庭，张伯伦签署《慕尼黑协定》，十二月党人说服他们管辖的军队起义反抗沙皇，美洲殖民地宣布它们从英国统治下独立，你介绍两个人相亲。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人们总是感到，根据当时所了解的情况，做出某种决定应该是可行的，不管事情的结局如何，指责他们都会是不合适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当某人以这些方式行动时，他就把他的生活或者他的道德立场掌握在他的手中，因为事情结果如何决定了他所做之事。从当时所能了解的情况这个角度出发评估该决定也是可能的，但是故事并非到此结束。如果十二月党人在1825年成功地推翻尼古拉一世并建立起一个立宪政体，他们将成为英雄。事实上，他们不仅失败并为之付出了代价，而且被说服跟他们走的军队受到可怕的惩罚，对此他们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美国的革命受到更强大的镇压而遭到血淋淋的失败，那么，杰斐逊、富兰克林、华盛顿依然做出了崇高的努力，甚至可能义无反顾地走上绞刑台，不过他们也会为了由此给他们的同胞带来的后果责备自己。（或许努力走和平改良的道路后能取得成功。）如果希特勒没有蹂躏欧洲，没有屠杀几百万人，而是在占领苏台德以后死于心脏病突发，张伯伦在慕尼黑的行动仍然会是对捷克人民的严重出卖，不过它将不会成为一个使他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的巨大道德灾难。关于用历史来证明的问题，莫里斯·梅洛庞蒂作过非常有趣但道德上令人反感的论述，参见《人道主义与恐怖行动》（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7年），英译本（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9年）。
在许多困难的选择中都无法确定地预见结果。事先对选择做某种评估是可能的，但另一种评估必须等结果出来，因为结果决定了所做之事。对于意图、动机或关注中应受同样责备或赞扬的东西，可适用的判断范围极广，包括肯定的或否定的判断，取决于在做出决定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犯罪意图可以在没有任何后果的情况下存在，但是这并没有穷尽道德判断的理由。在包括疏忽大意乃至政治选择在内的一大批确凿无疑的伦理案例中，实际结果对谴责还是敬重产生了影响。
这些是真正的道德判断而不是暂时态度的表达，这一点很明白，因为事实上人们可以事先说明道德裁定将如何取决于结果。如果某人打开浴缸龙头放水，粗心地把小孩放在浴缸里自己却走开，事后当他急匆匆往楼上浴间跑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要是小孩溺水了，他就做了件极可怕的事，而如果小孩没事，他就只是粗心了一点。某人发动一场暴力革命以反对某个极权主义的政权，他知道，如果他失败了，他将为许多无谓的痛苦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他胜利了，结果将证明他是正当的。我不是说，任何行动都可以倒过来由历史来证明。有些事情本身就那么糟，或者那么危险，没有任何结果能使它们变成好事。不过，当道德判断确实依靠结果而做出时，它是客观的、永恒的，不会随着由成败而产生的观点变化而变化。事后的判断从一个可以在事先做出的假设性判断推出，这种判断，不仅是行为者，其他的人也一样可以轻易地做出。
从那种认为责任取决于控制的观点看来，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荒谬的。罪行的大小取决于一个小孩是否跑到某人行车的路上来，或一只鸟是否撞到某人的枪口上来，这怎么说得通?或许实际所做之事的确不仅取决于行为者的心理状况或意图。于是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在广义上把道德评估的根据放在人们所作所为上不是不合理的呢?这就等于不仅要他们承担他们自己的那份责任——假定一开始他们有某些责任的话——而且要他们承担命运的那份责任。如果我们考虑疏忽犯罪或企图犯罪的案例，其模式似乎为：全部罪行相当于心理或意念过错的产物以及后果的严重性。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案例就没有这么容易解释了，因为一般判断似乎可以随结果而变换，甚至可能从肯定的判断变为否定的判断。不过，减去决策之后出现的偶然因素即仅在当时可能的因素的影响，根据概率集中对实际的决策做出道德判断，这似乎也是合理的。如果道德判断的对象是人，那么坚持要他在广义上对他所做之事负责就类似于严格责任，这也许在法律上有用，但是作为一个道德命题似乎是不合理的。
这样一条思路的结果是，把每一个行为削减为它道德上的基本内核，一种用动机或意图来评估的纯粹意志的内在行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提倡这样一种观点，但他指出，这与我们的实际判断背道而驰。但是，当我们在按这一方式抽象地思考时，不论我们看起来如何会被这条公正的公理说服而相信它的真理性，当我们碰到具体的实例时，在任何行为之后发生的实际后果都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对行为的功过所持有的意见，而且几乎总是会增强或减弱我们对功过的辨识力。也许在任何一个例子里，经过仔细考察后，都很少会发现我们的意见完全受这一规则控制，虽然我们全都承认应当用这条规则来控制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