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十四五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十八岁，刚上大学，对东京一无所知，单独一个人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在这里给我找了一间宿舍。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同一般单身生活开销相比，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就我个人说，本打算租一间公寓，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和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开支，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
寄宿院坐落在城内风景不错的高坡上，占地满大，四周有高高的混凝土围墙。进得大门，迎面矗立着一棵巨大的榉树，树龄听说有一百五十年，或者更长些也说不定。站在树下抬头望去，天空被绿叶遮掩得严严实实。
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巨木迂回转过，然后再次呈直线穿过中庭。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都是大型建筑。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里音乐节目主持人的声音。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奶黄色，属于耐晒的颜色。
沿甬道径直前行，正面便是两层楼的主楼，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楼是礼堂和几个会议室，甚至有贵宾室。主楼旁边是第三栋寄宿楼，也是三层。院子很大，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旋转不止，反射着阳光。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应有尽有。
寄宿院的问题——是否应视为问题在看法上还有分歧——在于它是由以某个极右人物为中心的一家性质不明的财团法人所经营的，这点只消看一下那本作为寄宿指南的小册子和寄宿生守则，便可知道十之八九。“究教育之根本，在于培养于国有用之材。”此乃寄宿楼的创办宗旨，赞同这一宗旨的诸多财界人士慷慨解囊……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辞，准确地说来没有任何人晓得，称其逃税者有之，说它以建寄宿楼之名而采取形同欺诈的巧妙手腕骗取这片地产者有之，谓其纯属沽名钓誉者有之。其实怎么说都无所谓，反正从一九六七年春到第二年秋天这段时间里，我是在这寄宿院内度过的。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新闻节目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了放国歌。升旗台在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升国旗是东楼（我所住的）楼长的任务。这是一个大约五十岁的汉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他身旁侍立着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来历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却是截然相反：矮个子，白面皮，胖墩墩的。就是这一对搭档每天早上六点钟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住进之初，我时常从窗口观看这升旗光景。清晨六时，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笛同步地在院中亮相。“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脚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把旗呈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旗穿上绳索，“学生服”便按一下收录机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