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广州的乔治·史密斯帮助他的客户将私人资产从印度汇往英国。在此过程中，他还帮助维持了公司在中国的茶叶贸易，确保该公司在广州有足够的白银来支付季节性的茶叶采购。然而，如果广州的史密斯做的只有这些，那么作为闯入公司贸易领地的自由商人，他就不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了。
广州的史密斯的金融交易远不止于直接的汇寄业务。18 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密斯和其他几个私人经纪以极高的利率向中国商人贷款。手头拮据的中国商人急于求得外国贷款，它们年利率在18%—22%，远低于中国法定 36% 的年利率。尽管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终毁于高利贷。当资不抵债的中国商人无法偿还所要求的4,296,650 银元时，英国的投资人贿赂了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和一位少将，让他们把军舰从印度派往中国，进而在广州引发了一场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危机。
这场商欠危机揭示了一个新的商业体系的发展，这个体系越发依赖于面向中国借贷人的高风险高息贷款。通过连接印度和中国的资本市场，该体系还远远超出了不列颠帝国在亚洲的地理边界。大多数卷入广州金融危机的英国投资者都在印度工作和生活。
通过追寻资金轨迹和英国私人资本在印度和中国的运作，我们将看到英国对华贸易内在的金融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我们还将看到大英帝国在其地理边缘的帝国参与是如何被那些看似边缘的参与者扩大和强化的。当实地的经济试验失败、危机来袭时，金融上相互依赖的复杂性和散商们的胆大无畏，意味着帝国的风险陡然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