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女性权利项目的联合发起人，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在1972至1980年间曾力图让法院相信，那些表面上旨在造福或保护女性的立法，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出于这一原因，她选择为一系列男性原告代言，他们无法享有指定给女性的法定福利。这一富有远见的战略迫使法院阐明了一条性别歧视审查标准，它可以中立地适用于两性。金斯伯格的榜样是瑟古德·马歇尔，这位开路先锋式的辩护律师在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作出了成功的辩护，废止了校园种族隔离。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会的创始人、首席理事兼律师，马歇尔贯彻了一种渐进的策略，即一开始为那些被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学院拒之门外的非洲裔美国人辩护，然后再去抵制影响更为广泛的其他公共教育机构的种族隔离措施。金斯伯格受到了马歇尔这一榜样的启发，她也决心采取渐进的行动。她代理的那些原告都是20世纪70年代的男性法官有可能认同的原告。<br>
金斯伯格常和我谈起她所谓的“糟糕的旧时代”里的案件，在那段时间里，法院一再地支持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而那些案件都是她打算推翻的。在其中一起案件—1961年的霍伊特诉佛罗里达州案中，格温德琳·霍伊特被全部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判定犯下了谋杀罪。针对这种基于性别的排斥女性的陪审员选任制度，霍伊特请女权律师多萝西·凯尼恩（她也是金斯伯格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作为辩护人发起挑战，但未获成功。后来当金斯伯格给自己接手的宗法院案件—里德诉里德案撰写诉状时，她把凯尼恩和另一位先锋律师兼民权活动家保利·默里的名字都（作为共同作者）加了上去。<br>
里德诉里德案涉及一对离婚的夫妇，萨莉·里德和塞西尔·里德，他们共同监护着养子理查德，也就是众所皆知的斯基普。一个周末，斯基普问母亲，他能否早点从父亲家回来，萨莉告诉他法律要求他待在那里，于是他就在绝望中开枪自杀了。1萨莉悲痛欲绝，她申请成为儿子遗产的管理人，但爱达荷州的一家法院拒绝了她的请求，理由是州法律规定：在拥有同等管理权的人当中，男性必须优先于女性。在萨莉·里德一案的上诉过程中，金斯伯格是那份将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相提并论的诉状的主要执笔人，她指出爱达荷州的法律应该受制于和种族歧视同等的“严格审查”标准，因为性别和种族都是“先天而不可改变的”特征，“与才能或履行能力没有必然关联”。金斯伯格还辩称，由于塞西尔和萨莉的“处境类似”，两人同样能够管理好遗产。1971年11月22日，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为法院的一致裁决撰写意见，其中首次援引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宣布基于性别的歧视无效，并由此废止了爱达荷州的这一法律。但这次胜利并不彻底。法院废止该法律的理由只是它强制实行了一种“任意的立法选择”，但并不适用于金斯伯格所认定的那种宪法要求的针对性别歧视的“严格审查”标准。<br>
在另一起案件—弗朗蒂罗诉理查森案中，金斯伯格辩称，女性军人的丈夫应该和男性军人的妻子享有同等的福利。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家空军医院的理疗师莎伦·弗朗蒂罗婚后惊讶地发现自己和空军的男同事们不同，她没有拿到军人婚后增加的住房津贴，男同事们可以声称自己的妻子是“受扶养人”，而不管后者是否真的要仰赖丈夫的资助。根据这一法律，女性军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支付的生活费超过丈夫一半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增加的住房津贴。
金斯伯格认为应该做的不是砍掉已婚男性的福利，而是应该将这一津贴扩展到男女两性，这延续了哈伦大法官在韦尔什诉美国案中的推理，即扩展和废止都是同样有效的补救措施。她还明确表示目前的政策是在惩罚女性服役人员的男性配偶。她的言辞辩论极为有力，以至于大法官们一次也没有用提问来打断她。1973年5月，法院推翻了这种性别上的区别待遇，很多大法官表示他们愿意让基于性别的分类接受严格的司法审查。尽管关于“严格审查”的第5次投票一直都未实现，但在1976年的克雷格诉博伦案中，金斯伯格说服法院作出了妥协，让基于性别的歧视接受所谓的“中度审查”。这一标准对其审查对象的怀疑程度，仅略低于基于种族的歧视需要面对的怀疑。<br>
作为辩护律师，金斯伯格喜欢的一起案件是1975年的温伯格诉维森菲尔德案，这起案件的委托人是一名年轻的鳏夫，他未能享受到社保遗属福利，因为只有女性才有资格享受这些福利，而只有获得这些福利才能让他留在家中照顾幼子。这一法律貌似只歧视男性，但金斯伯格则成功地指出这种歧视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基于男人要养家糊口和女人需要被照料的“陈旧刻板印象”；而且法律虽要求女性缴纳与男性相同的社会保障税，但她们的家人从中享受的福利却更少。对此法院一致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