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试读：
楔子
光绪十五年（1889），郭嵩焘在长沙的寓所开始撰写回忆录性质的《玉池老人自叙》。写作断断续续，一直坚持到他行将去世的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二十日，才于病中收笔。
初的用意，似乎只是为了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他说，自己年逾七十，精力衰耗已极。疾病颠连，累月逾时，自度无长生久视之理。而诸子诸孙，幼弱不谙人事，恐一旦委沟壑，一切应行事宜，茫然莫知所措。所以，趁自己年之未尽，预为之程式安排。届时，让他们可以有所循守。
郭嵩焘交代了自己死后入殓的装束，所含碎玉，所用朝珠、棺具，棺具内他认可的饰物，报丧的范围，以及应该遵行的祭奠礼仪。他说：吾素寡酬应，年来朋旧凋落，往来知好尤少，学行声名，无关时俗轻重，无庸讣告亲友，以滋唁问之烦。三日成服，传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并于灵前行礼，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徒使诸老辈奔走来临，相与叹息，以重吾心之咎。他要求“删除一切繁文”，以“情所宜尽，义所应为”为准，而“不必尽依世《郭嵩焘全集》第十五册，755页，岳麓书社2012年。后引或不再注明出版社与出版日期。
俗通行之礼”。他告诫家人，不准延僧诵经，他深不喜释氏“福田利益之说”，禁用“争奇斗巧，烦费无谓”的纸扎，等等。
写着写着，话题很快就转移到了关于自己生平的回首和反思，谓“自少奔走衣食，中年以后又经兵乱，出入军幕，蒙被国恩。生平所以自命，必求有益国计民生，而尤以抱道自重为心，未尝敢稍自贬损”。又谓“吾自通籍后，连丁父母忧，又值粤匪之乱，遂不复以仕宦为意，而于经营国计、保卫地方，无敢稍释于心”。如此，种种事迹与心迹，“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他决定把“区区一生行谊”记录下来，以稍存崖略。
“未尝敢稍自贬损”，这是郭嵩焘置身于衰颓之世的自我期待和自我许可；“无敢稍释于心”，这是郭嵩焘自觉对于天下家国的抱负和使命。他确实是在这样的自命和自许中度过自己并不平顺的一生的，为此，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智和热情。然而，所到之处，总不免荆棘丛生，“耿耿此心，自喻之亦惟能自勉之而已”。
他自承：生平自信没有害人之心，没有忌刻人之心，也没有一意自私自利之心。自处不敢宽假，而论人则常从恕道。常谓廉者，君子所以自责，不宜以责人。惠者，君子所以自尽，不宜以望于人。至于生平的学问文章，算是勉强可以“自效”，但自己皆不甚属意，只是想以自己之所学，匡时正俗，利济生民。虽然力有所不能逮也，然而，志气不为稍衰。王少鹤通政归粤西，在长沙小住，曾经对他说：“吾辈已近暮年，急须料检生平志业，内毖之心，求所以信今而传后。而观君心志所属，仍在用世、兴事、立功，与希荣计利之心发用不同，而为心之累同也。”郭嵩焘悚然惊惧于王少鹤之所言，说中了自己“要害”。但是，自己始终不能对于那一种“用世、兴事、立功”的热衷有所克治。在自己见闻所及的范围之内，只要是稍关天下利病得失，必定反复推求其实，下至民间奸巧利弊，挟私求逞，无不引以为世道人心之忧患。为此，常至拊膺感愤，结塞于心，“此用世之一念，生于其心，发于其事，自然感触而莫能自喻者也”。
能够“自喻”并且“自勉”的，是自己不避困窘的用世之心；不能“自喻”的，也是自己的“用世之一念”——对于家国天下、世道人心的忧患，连自己也想不明白，拊膺感愤，结塞于心，一何至此。他曾经在信中告诉曾国藩：“吾人生世，要为天下不可少之人，才算全德；要为一家所可少之人，才算全福。”他知道，此种“全德”“全福”之人，只有曾文正公足以当之，自己则恰恰相反。他还说，死生变幻，本难把捉，“于吾生则亦无多遗憾，当与草木之荣落，逆旅之去来，等量齐观，不必多生悲感，过事铺张。……以我一生，了我一生应尽之责而已”。
他的自述，充满确定无疑的自信与自负，也充满无可讳言的委屈和失望；充满明朗的激情和坦然的骄傲，也充满幽微的隐痛和伤情。他的大半生涯，正是在他所知清明的自我分解、自我省思、自我分辨中展开的，抱道自重，谠言直行，刻苦自励，缱绻悲悯。
回首前尘，他有一种不能自已的慷慨、激愤和悲凉，他其实深深懂得：“夫圣贤，汲汲天下之利病，非自侈其知之能谋，力之能任也，其心有不得已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