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在大屠杀后写作的大量文字，都在揭露一个党的流氓性，虚伪性。他绕不开流血事件。这是他的的伤口所在。他告诫说：“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是“推背图”式的方法，是由悖谬的生活逻辑推导出来的方法；在这里，他以特有的“世故”语言，为中国的政治伦理划分了限界。
2.脱胎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部分接受苏联和德国模式，加以经受中国本土的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的训练，以及大独裁者蒋介石的个人作用，国民党成为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党是必然的。由于前期更多地受到西方，其中主要来自法国大革命——这是与苏联十月革命不同性质的另一个革命系统——的影响，一批元老人物，多少算得是信仰自由主义而非集权主义者，可以抵消一点党内的独裁倾向；此外，军事割据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政治大一统的形成，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障碍。然而，时间离辛亥愈远，国民党愈加暴虐和腐败，国内自由民主的处境也随之变得愈坏。当民族问题变得十分严重的时候，终于演变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全盛局面，那是一个“”。
3.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过于严酷，他唯以一个原始造反者的勇气和现代启蒙战士的智慧，创制一种文体，一种便利于战斗的武器：杂文。这种文体的特点，还不是讽刺和反语的运用，不是叙述风格学的，而是知识社会学的，是鲁迅在广阔的历史语境里，把官方加以严密限制的信息，事件和思想，通过知识的相关性，使之神兵一般地在需要的时刻出现。杂文是由专制主义所造就的一种反专制文体，是文体学上的“壕堑战”和“散兵战”。
4.他既否定了已经发生的革命，未来的革命如何呢？从革命文学者的本身，他看到，革命被演变成为一种“流氓”行为，其一是“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二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这样的“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自己没有坚定的信仰，又不容异己，“惟我是无产阶级”，那情形是可怕的。他说，倘使他们真像列宁一样掌握了政权，地位将要飞跃又飞跃，而像他自己一类的人物，则将被划到更反动的阶级里，那样至少也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这并非是鲁迅在驳难时使用的夸张的语言，无论是作为个人主义者，还是作为人道主义者，对于未来的革命，他都怀有一种根本性的焦虑。
5.左联集合的是进步的文学青年，也可以说是反叛的青年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在其关于知识分子的名著《理念人》中论述过这类知识分子，说：“大体上说，反叛就像个受苦受难的请愿团。这些反叛者倾向于聚在一起，以便得到相互支持与增援，志同道合的反叛者的伙伴关系，支撑着从事斗争的疏离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激进的政治宗派为那些摒弃他们时代主流观点的知识分子提供道德和感情支持的重要性……政治宗派经常表现出相当古怪的特征，但这是不足为奇的。与周围社会的隔绝和疏离的痛苦、孤独感，即使因同伴关系而有所缓解，也经常是十分强烈的，这会导致一种——在这个世界安分守己的居民看来——近乎病态的生活和思想作风。这类宗派的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高度的使命感，和为世界驱除邪恶的秘密教义的高尚意识，也时时强有力地激发着创造性的想象力。”左联可能增强了鲁迅的集体抵抗的意识，但是，他与集体的关系并不密切，仍然一如既往地做着他的“散兵战”。然而，左联盟员柔石等人的被杀害，把他推向极度的悲愤之中。有诗为证：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6.关于人权问题，鲁迅确实在著作中形成了一套反理论形态的理论。，中国的人权问题其实是奴隶权问题，奴隶的解放权问题。他从来不是抽象地谈说人权，或照搬西方的人权理论，包括与此相关的系统宪政理论，而是从做奴隶这个未曾改变的事实出发来讨论问题的。生命是穷人的的资本，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基本的，十分坚牢，所以，他的那个著名的公式，即生存、温饱、发展的“三阶段论”，要把生存摆在首要的位置。在他的大量的著作中，常常结合着文化传统批判，揭露中国是一个随意诛戮的死地。当然，所谓的“生存问题”，还不能被仅仅化约为“活着”。鲁迅同时指出：“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他决不会在奴隶仍然未曾摆脱生命安全遭到威胁的境况下，奢谈诸如保护财产权之类的问题。第二，鲁迅肯定的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是“自然法”这一更高的法律所承认的，而不是不合法的政府的法律，不是屠伯们及其御用学者所制定的法律。在鲁迅那里，人权其实是“天赋”的部分，不是统治者赋予的部分，这里包含着一种原初、也是根本的博爱，一种高尚而有吸引力的信仰。他认为“王道”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对政府的政治运作充满不信任感，不相信在一个暴力、说谎的政府的统治之下会有所谓的“法治”。……既然政府和法律不堪信任，身为奴隶的办法就是反抗。所以，第三，在鲁迅看来，现今的政治，法律，文化，道德，都是不一律的。鲁迅的“法哲学”，不是源自哪一家的主义和理论，而是奴隶的道德哲学，说到底是对压迫的反抗。
7.……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
……我希望这已是我后的一封信，旧公事都从此结束了。
这是一封绝交信，是鲁迅对周扬们所做的后决裂的表示。至此，左联的活动，以及他与左联的关系都由彼此先后画上了句号。
……
就像对待苏联问题一样，我们看到，对于左联，鲁迅也并不看重机构设置和工作制度之类，注重的仍然是人，是人的品质、人格、那为自己也为社会而不息地劳作所表现来出的诚实和热情。这是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基本的要求，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思想革命”的根本性所在。
8. 对于逝者，具体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连意义也没有了意义。但是，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记住这个逝去的年代并非多余。由此可以得知，唯有到了一场民族战争即将全面展开的危急的时刻，关于民族的联合和斗争两个对立方面的意义，才同时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得到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反对民族主义的“土生子”，一个反对“爱国主义”的爱国者，一个反对传统文化的叛逆者，一个反对一切压迫和奴役的解放者，一个反对集体霸权的个人主义者，在他的灵柩之上，从此永久性地盖上了一面旗帜：“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