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文化
彼得堡街道上的小草——处女林的批新芽，将覆盖现代城市的场地。这片明亮、柔和的青葱，有着惊人的鲜嫩性，属于一种富有灵感的新自然。彼得堡确实是世界上的城市。速度，也即当下的节奏，是不能用地铁或摩天大楼来衡量的，而只能用从城市石头下冒出的欢欣小草来衡量。
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国家——都将在一种新自然的柔和生活中继续，那是一种自然与普赛克普赛克：罗马神话人物，人类灵魂的化身，以少女的形象出现，与爱神丘比特结婚。的融合。在这个没有人的精神王国里，每一棵树都将是一个树精，每一种现象都将讲述自己的变形记。
阻止？何苦呢？谁会阻止太阳，当它按捺不住回家的渴望，驾着飞驰的麻雀车奔向父亲的大屋？用赞美酒神的颂歌庆祝它不是比向它乞求微薄的报酬更好吗？
他不理解任何事情，
他柔弱又害羞，像儿童，
陌生人用网为他捕捉
鸟兽和鱼。
（出自普希金叙事诗《茨冈》）
我感谢你们，“陌生人”，你们令人感动的关怀，你们对旧世界的温柔照顾。那旧世界已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它已经把路让出来，因为人们正期待和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变形记：
当我想起我在罗马后一夜
那阴暗的情景，当我想起那一夜
我告别了多少我珍惜的事物，
即便此时，我也忍不住流泪。
（出自奥维德《哀歌》）
是的，旧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然而它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鲜活。文化已变成教会。教会文化与国家的分离已经发生。我们不再关心世俗生活。我们不再进餐，而是进圣餐；不再住房间，而是住修道院小室；不再穿衣服，而是穿盛装。我们终于找到内心自由，真正的内心欢乐。我们喝陶罐里的水像喝酒，而太阳在隐修院食堂里要比在餐馆里快乐。苹果、面包、土豆——从现在开始它们将不只满足肉体饥饿，还满足精神饥饿。基督徒——而现在每个有文化的人都是基督徒——不知道纯粹的肉体饥饿、纯粹的精神营养为何物。对他来说，词也是肉，简单的面包是一种快乐和神秘。
社会差异和阶级对立在新的划分面前变得苍白，因为人们被划分成词的朋友和敌人：实际上就是绵羊和山羊。我闻到一种几乎能感觉是不干净的山羊气息从词的敌人身上散发出来。任何严重分歧中后出现的论据，在这里是完全恰当的：我的对手恶臭难闻。
文化与国家的分离，是我们这场革命的重要事件。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并没有随着法国大革命所理解的教会与国家的分离而停止。我们的社会剧变已经造成了更深刻的世俗化。今天，国家与文化有一种独特关系，而对这关系的好表述莫过于宽容。但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有机相互关系已开始出现，它把国家与文化联系起来的方式类似于曾经把封地王子与修道院联系起来的方式。王子保留修道院是为了听取意见。这说明了一切。国家在与文化价值的关系上所处的不适当位置使得它完全依赖文化。文化价值装饰国家，赋予国家以色彩、形式，如果你愿意，甚至还有性别。国家建筑物、陵墓和大门口的铭文为国家抵抗时间的蹂躏提供了保险。
诗歌是一把犁，它以如此一种方式翻开时间，以致时间那深不可测的地层，它那黑土，出现在表面上。然而，有那样一些时期，人类不满足于现在，他们像农夫那样渴望时间那深不可测的地层，向往时间的处女地。艺术中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引向古典主义，不是因为大卫收获罗伯斯庇尔的成果（指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笔下的法国大革命景象。），而是因为土地如此要求。
我们常常听到：那很好，但它属于昨日。但我说：昨日还没诞生。它还没真正存在过。我希望奥维德、普希金和卡图卢斯再活一次，并且我不满足于历史的奥维德、普希金和卡图卢斯。
所有人都着迷于诗人，无法脱离诗人，这确实令人震惊。你也许会以为，一旦他们被读过，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按现时流行的说法，已经被超越了。再也没有比这更远离事实的了。卡图卢斯的银号角——“让我们离开，飞向亚细亚那些著名城市”（原引文为拉丁语。）——要比任何未来主义的谜语更让我们警醒和兴奋。俄语不存在这样的诗歌。然而俄语必须存在这样的诗歌。我选择一行拉丁语诗，是因为它显然已经被俄罗斯读者视为一种义务：句子中的祈使语听上去更真切。这样的祈使语是所有古典诗歌的特点。古典诗歌被视为必须是的东西，而不是已经是的东西。
因此，还未曾出现过一个诗人。我们没有记忆的重负。另一方面，我们有如此多珍贵的预感：普希金、奥维德、荷马。当一个恋人在深夜的寂静中被一团温柔的名字纠缠着，并突然间想起这一切都已经有过——那些话，那头发，还有他窗外雄鸡的啼叫，一点不差全都被写在奥维德的《哀歌》里——于是重现的无限欢乐便淹没他，一种令人晕眩的欢乐：
我喝浑浊的空气像喝幽暗的水，
时间被犁翻过来，玫瑰如土地。
（出自曼德尔施塔姆诗《沉重与温柔……》）
因此诗人不害怕重现，并且很容易陶醉于古典酒。
适合一个诗人的，也适合所有诗人。根本不需要创建什么诗歌流派。根本不需要发明你自己的诗学。
应用于词、运动和形式的分析方法，是一种完全合法而聪明的技巧。近，摧毁已经成为一种纯粹是形式上的艺术前提。解体、颓废、腐朽——所有这一切都依然是颓废派。但颓废派们都是基督徒艺术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成为后一批基督教殉教者。颓废的音乐对他们来说是复活的音乐。波德莱尔的《腐尸》是基督徒绝望的崇高例子。有意识地摧毁形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无痛的至上主义。否认事物的表面。为了好奇而精心计算的自杀。把事物拆开是可能的，把事物合拢也是可能的：看上去是形式在接受考验，但实际上是精神在腐败和衰朽。（随便说一说，既然谈到波德莱尔，我想提一下他作为一个苦行英雄的重要性，也即基督教原义上的殉道者。）
词的生命已进入一个英雄时代。词是肉和面包。它分担面包和肉的命运：受难。人民饥饿。国家更饥饿。但是尚有更饥饿的：时间。时间想吞噬国家。杰尔查文草草涂在写字板上的威胁（曼德尔施塔姆文章《十九世纪》有此诗的全文。），回响如号角声的召唤。无论谁，要是他把词提升到高处，用它来对抗时间，如同祭师展示圣餐，他就会成为第二个嫩的约书亚（约书亚是嫩的儿子。）。没有比当代国家更饥饿的了，而一个饥饿的国家比一个饥饿的人更可怕。对拒绝词的国家表示怜悯应成为当代诗人的社会责任和英雄功绩。
让我们荣耀人民的领袖
含泪忍受的巨大负担。
让我们荣耀权力的昏暗负担，
它那难以忍受的重量。
谁有一颗心谁就会听见，啊时间，
你的船怎样沉入海底。
（出自曼德尔施塔姆诗《自由的微光》）
不要向诗歌索取任何特别的实质性、物质性或具体性。这正是那同一种革命的饥饿。多马的怀疑（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曾怀疑耶稣复活的真实性，被称为“怀疑的多马”，在亲手触摸到耶稣的伤痕之后才相信。）。为什么你非要用你的手指去触摸？但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把词与物等同起来，与小草，与它所指的对象等同起来？
词真的是物的主人吗？词是普赛克——人类灵魂的化身。活生生的词并不指定一个对象，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地为它的居所选择某个客观的意义、有形的事物或钟爱的肉体。词自由地围绕物游荡，像灵魂围绕一个被遗弃但没有被遗忘的肉体。
关于物质性的说法，在应用于形象描写时好像有点不同：
扼住雄辩，扭断它的脖子。
（魏尔伦《诗艺》中的诗句。曼德尔施塔姆一直保持对魏尔伦的敬佩。）
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就写无意象的诗吧。一个盲人通过能看见的手指的触摸，就认出他心爱之人的脸；在经过漫长的离别之后，那欢乐，那相认的真正欢乐的泪水就会从他的眼里流下。诗通过一个内在意象活着，这内在意象是形式的鸣响的铸模，这铸模预示着那首写出来的诗。还没有一个词，但是那首诗已经被听到。这是内在意象的声音，这是诗人的耳朵在触摸它。
唯有认出的瞬间值得怀念。
（出自曼德尔施塔姆一诗《哀歌》。）
今天，正在发生某种说别国语指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的别国语。的情形。诗人在神圣的疯狂中说所有时代、所有文化的语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如同临死者的房间向所有人开放，旧世界的大门也敞开在群众面前。突然间一切都变成公共财产。你来挑吧。一切都可进入：所有迷宫、所有隐秘处、所有被禁止的小径。词已经变成不是七孔而是千孔长笛，一下子被各时代的呼吸唤醒了。说别国话瞩目之处是，说话者不晓得他正在说的语言。他用一种完全不为人知的语言说话。似乎别人都觉得，他自己也觉得，他在说希腊语或迦勒底语。这有点像是完全颠倒的博学。当代诗歌，尽管既复杂又有内在创意，却是天真的：
倾听那微醉的歌……
（这句诗似乎是魏尔伦《诗艺》中的句子“没有什么比微醉的歌更珍贵”的误引。）
在我看来，现代的诗人综合家，似乎不是某个维尔哈伦，而是某种文化上的魏尔伦据曼德尔施塔姆的研究者格雷戈里·弗赖丁说，曼德尔施塔姆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与勃留索夫抬杠，后者是维尔哈伦在俄罗斯的推广者，而曼德尔施塔姆则倾心于魏尔伦，勃留索夫主张“科学的诗歌”，曼德尔施塔姆这里的“文化”可能是相对于“科学”而言。。对他来说，旧世界的一切复杂性就像那同一支普希金式长笛。他歌唱理念、知识系统和国家理论，就像他的前辈们歌唱夜莺和玫瑰。有人说革命的导因是星际空间中的饥饿。必须把谷粒撒到太空里去。
古典诗歌是革命的诗歌。
1921年
译后记
在我心目中，二十世纪重要的诗人批评家是瓦莱里、艾略特、曼德尔施塔姆、奥登、布罗茨基和希尼。这些诗人批评家的批评的影响力，都与他们的诗并重。他们之中，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论奇特，其影响力也隐形——你几乎不会想到他这些诗学随笔足以跟另五位相提并论。
确实，曼德尔施塔姆是，或好像是一位未充分发展起来的诗论家：一方面是因为他死得早，生前只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论集《论诗》，此外就是一些未结集或未发表的诗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作品长期被禁。但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论，无论是诗学理念还是文章风格，都深刻而明显地影响了另五位诗人批评家中的两位——布罗茨基和希尼——而这是别的诗人批评家难以匹比的。
布罗茨基的诗论爱用典故和各种科学词汇，以及文章中闪烁的机智风趣，都直接源自曼徳尔施塔姆；希尼的诗论的跳跃性和密集隐喻，同样源自他对曼德尔施塔姆诗论的天才式吸取；两人先后于1986年和1987年出版的经典性诗论集《小于一》和《舌头的管辖》，都可以说是以继承者的身份，充分地把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论之价值发扬光大。
曼德尔施塔姆是俄罗斯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二十世纪伟大的诗人之一。我认为，无论是他的诗还是诗论，都值得引起中国读者和诗人更严肃的关注——我是说，现时我们对他的重视还不够，我们对他的伟大性的认识还不够。他那些非诗论的散文，其独特性同样让人惊异，并已使他置身于二十世纪俄罗斯伟大散文家之列。
以上，是从我2010年给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选》写的译后记里摘取的，我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评价并没有改变，也没有需要修订的，故抄录在这里。花城版的《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选》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时代的喧嚣》的修订和扩大版，两个版本都是林贤治先生约的稿。由于这本书收录的文章比较杂，再加上是由多位译者合译的，故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独自集中地编辑和翻译一本以批评性散文为主的曼德尔施塔姆文选。这个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
本书分为四辑。辑完整收录了曼德尔施塔姆本诗论集《论诗》十一篇文章，这也是曼德尔施塔姆生前出版的诗论集，经过他亲自挑选，所以并不是以写作或发表先后顺序编排的。
第二辑精选曼德尔施塔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文章，涉及诗歌、戏剧、翻译、艺术和人文精神，共二十篇。
第三辑收录曼德尔施塔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几篇“大散文”——《时代的喧嚣》《费奥多西亚》《埃及印记》《第四散文》《亚美尼亚之旅》的摘译，以及若干相关文章例如《达尔文的文学风格》和若干残稿。我尽量避开平铺直叙的散文，而挑选那些浓缩度高、跳跃性强，以及涉及作者文学思想的篇章来译。
第四辑收录曼德尔施塔姆的重要长文《关于但丁的谈话》及其补编。
本书主要根据简·加里·哈里斯和康斯坦斯·林克的英译本《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批评性散文与书信汇集》，并参考西德尼·莫纳斯的英译本《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选》和克拉伦斯·布朗的英译本《时代的喧嚣及其他散文》。莫纳斯译本除了完整翻译了《论诗》全部篇目之外，还翻译了《普希金与斯克里亚宾》《阿克梅派的早晨》《文学莫斯科》《文学莫斯科：情节的诞生》《狂飙》《人文主义与当今》《第四散文》《亚美尼亚之旅》，以及收录了布朗翻译的《关于但丁的谈话》。布朗译本收录了曼德尔施塔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几篇“大散文”。哈里斯和林克译本覆盖莫纳斯译本的全部篇目。哈里斯和林克译本与布朗译本的篇目有部分交叉，也即《第四散文》和《亚美尼亚之旅》。布朗译本与莫纳斯译本的篇目也有部分交叉，同样是《第四散文》与《亚美尼亚之旅》。
即是说，我翻译本书时，大部分文章有两个或三个英译本可以互校。在选译《时代的喧嚣》中的《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一文时，还参考了马乔丽·法夸尔森的译文；在翻译《埃及印记》中的《不提供信息的询问处》一文时，还参考了韦斯特的专著《曼德尔施塔姆的〈埃及印记〉》所附的译文。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辑中的《人类的小麦》未见于上面提到的三个主要英译本，因为该文是相对晚近才发现的。英译见于2017年《 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第132卷第3期），英译者为理查德·李·皮埃尔。
在校对新译文和旧译文时，我还通过翻译网站和谷歌翻译来检查俄语原文的个别单词和句子的确切意义（主要是通过俄英翻译，因为很奇怪，俄汉翻译尤其是整段、整句翻译时，准确度异常低）。我所据的英译本，它们的译者所据的俄文版本主要是斯特鲁韦和菲利波夫编辑的三卷本《曼德尔施塔姆著作集（1972）》。而我查证俄文原文时所据的，则主要是由曼德尔施塔姆协会发布在俄罗斯虚拟图书馆（RVB）网站上的四卷本《曼德尔施塔姆著作集》电子版。该电子版的原版是莫斯科艺术商业中心出版的纸质版四卷本《曼德尔施塔姆著作集》。
从早翻译曼德尔施塔姆散文，到再版时增译和修订旧译，到这次新译和修订旧译，跨越将近二十五个年头。回想起来，既惭愧又庆幸。惭愧的是当年经验和学识不足，留下不少错误；庆幸的是还好我还在继续做翻译，也不断在进步，得以有机会和有能力重新修订和纠正旧译，减少遗憾。篇幅巨大的《关于但丁的谈话》不仅译起来伤脑筋，校对起来也费心力，但这次做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修订，每天平静地、有规律地梳理几页，反而使我充满愉悦。这愉悦，结合重读曼德尔施塔姆充满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和洞察力的随笔带来的震撼和启迪，可以说是双重、三重收获。愿读者也能够多少感受到这份刺激！
后，感谢出版社细心的编辑和校对提出的宝贵建议。
译者
2021年4月6日，深圳洞背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