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宝九年（976），太祖如此频繁地出游，甚至远至西京洛阳，可知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说他是一个垂危的老人，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首肯。在现存史籍中，开宝九年正月至十月十九日，都没有太祖生病的记载，也没有宰执大臣入视问疾的记载。因此，太祖的猝死，必不是因病所致。日本学者荒木敏夫，曾撰《宋太祖酒癖考》一文，推断太祖是由于饮酒过度，因而在一夜之间猝死的。太祖常宴近臣、外臣，平日也常饮酒，如杯酒释兵权，雪夜至赵普家饮酒即是。但是，早在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太祖就曾对侍臣说过：“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也。”说明他饮酒是有所节制的。所以，太祖死于饮酒过度的推断，论据是不足的。况且，据《长编》所载，太祖后一次与人饮酒，是与光义同饮，结果太祖死于酒，光义却安然无事，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光义必定在酒中作了手脚，并非是酒本身致太祖于死地的。
光义能够预知太祖的死期，说明太祖之死与光义必定有关。照理说，光义于开宝六年（973）赵普罢相后，封晋王，兼开封尹，位在宰相上，实际上已是准皇储的地位，似乎并无必要使用非常手段，从太祖手中抢班夺权。明人程敏政即说：“非病狂丧心者，其孰肯舍从容得位之乐，而自处于危亡立至之地哉？”但是，当光义感至其继位人的地位受到威胁时，情况就不同了。
到开宝末年时，光义广罗党羽，内外交通，势力大盛，“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不可能不感觉到光义集团的咄咄逼人之势。开宝九年（976）之前，太祖亲征李筠、李重进和北汉时，均令光义留守京城开封，唯独在开宝九年赴西京之时，却要光义随行，并有意想迁都洛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太祖之所以打算迁都，除了避契丹锋芒及其自叙的原因外，脱离开封——光义经营十多年而根基深厚的东京府，应该是不便明言的重要因素。光义是反对迁都力者，而在西京之行后半年，太祖即猝死而光义遂登上帝位，这岂不正好说明，太祖的迁都之意确有针对光义之意，因此促成了光义抢先发难，抢班夺权。
宋代史籍中，颇有太祖与光义友爱甚笃、关系密切的记载，以此证实太祖素欲传弟。如《长编》卷17所载太祖亲自监工为晋王第注水、太祖为光义灼艾分痛、太祖称光义“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长编》卷17引蔡惇《夔州直笔》，记载太祖让光义在殿陛乘马，“示继及之意”；《东轩笔录》卷1记载太祖至西京，得张齐贤，留给光义为辅相。这种种记载，都企图造成一种印象，即太祖与光义极为亲密，故早就有意传位。然而，上述种种记载，都是史臣粉饰之词，文人编造之语，实不可信。邓广铭先生在《宋太祖太宗授受辨》一文中，有“辨宋太祖素欲传弟说”一节，专论其非，言之凿凿，当可为据。
考之史实，光义与太祖的关系并非亲密无间，是有矛盾、有裂痕的。虽则光义继位，已使史籍中不可能留下明确的记载，但仔细分析探寻，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宋末元初人、自称城北遗民的徐大焯，在其所撰《烬余录》甲编，有太祖之死的记载：
太宗屡于上前盛称花蕊夫人才，未匝月，蜀主暴卒。太祖异之，亟召花蕊入宫……悦其敏慧，留侍掖庭者十载，有盛宠。太祖寝疾，中夜，太宗呼之不应，乘间挑费氏，太祖觉，遽以玉斧斫地。皇后、太子至，太祖气属缕，太宗惶窘归邸。翌夕，太祖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