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秋，在一个晴朗的星期日，二十三岁的文森特·梵高走出他任教的那所英语寄宿学校，去位于伦敦偏僻郊外的里士满镇，在那里，他将给一个卫理公会的小教堂上布道课。当他站在讲经台前面，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迷失的灵魂，从掩埋他的黑暗洞穴里飘浮出来。
这个布道的内容存留在文森特的书信集里，反复阐述了一个极为普通的信念，它并不是一个具有卓越说教技巧的范例，然而，他的言辞来自他的痛苦生活，并充满了强烈的感情。他不仅向宗教的集会布道，还向他自己布道，使用的语言是和他绘画中的强大表现力相一致的。
布道所选择的经文是《诗篇》百十九章第十九节:“我是在地上作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然后，年轻的布道者继续说道：“那是一个古老的信念，也是一个极好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历程是一个进行朝圣的过程，我们在地球上是寄居者，虽则如此，然而我们并不孤独，因为我们的父和我们同在。”圣歌的经文对孤独和寂寞作了确认，但它们被立刻消除了；对于具有虔诚信仰的群体， “我”变成“我们”，而“我们是不孤独的”。
哀伤的主题贯穿在整个布道中，忧哀被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特质，“我们的本性是忧哀的”。但是，悲哀尽管是痛苦的，它实质上是一种乔装的赐福，是一种需要培养的品质。“忧伤胜于快乐，” 他断言，“通过面带愁容，内心变得更好，因此，一个人如若是忧伤的，他也总是快乐的。”
布道直率地表露了文森特对痛苦、孤独、死亡之存在的认可，但是，通过宗教信仰的媒介，他把它们提升为欢乐、领受、不朽的必由之路。在痛苦的催化下，悲哀得以引向快乐，孤独得以变成团聚，死亡得以通往再生，尘世得以升华为天国。
就像布道所比喻的那样，文森特是地球上的寄居者，早在荷兰，在德伦特省偏僻的乡村，他悲叹命运使他“永远像一个漂泊不定的流浪者，无论走到哪里，既得不到休憩，也找不到食物，更没有遮蔽之所。”后来，在阿尔勒，他把自己描述得像是一个旅人，在追寻着压根儿不存在的目标。
他那痛苦的孤独和作为一个被放逐者的感受，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忧郁的反射，虽然有时候它们隐藏着；它们筑起了一道栏栅，将他隔绝于人们的友谊之外。置身人群之中，他觉察到快乐的人们彼此间的那种亲近感，这更加深了他的孤独，并且驱使他进一步回到他的自我中去。他渴望与人亲密无间，却又寻求独处：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者。当他投身一项工作遭到拒绝和失败时，那种压抑的自我怀疑和自我贬低又会加剧。他感到内疚，怀疑自身的价值，常常觉得在别人眼里自己是个坏人和毫无价值的人；因此，人们和他亲近倒成了带有惩罚和羞辱的威胁。一个传记作者写道，他是凭借自修来获得能力的，这个事实使他能够“顺应他自身冲动的激励，保持他与生俱有的原始活力和自身资源的丰富”；但首先，这是一种必然，源于他对孤独的需要。
文森特的故事，是一场从未停歇过的、意在控制、修正、赞美或否定他那扎根至深的忧郁感和孤独感的奋斗。宗教和艺术只不过是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不同手段，与这种情绪的奋斗不仅塑就了他的个性，而且也激发了他的创造冲动，以及限度地决定了他的作品内容和风格。这个年轻人的布道以及他以后大量的绘画，都涉及那些同样的主题，揭示了他的问题和他为解决它们所付出的努力。正如他自己写的：“我严肃地对待工作，不会让不能表现自己个性的作品勉强问世。”这些主题是一个敏感者对无时无处不在困扰着他的生与死的忧虑所做的意料中的反应。然而，各种力量的汇合，使得文森特受到强烈的推动，并且赋予这些忧虑以特有的表现语言。很少有艺术家像他这样坚持不懈，并在技巧的创新上显示如此的才能。
文森特绘画生涯中的两个重要的阶段都遵循着他布道中的两个相对立的主题。阶段的作品，画于1880年至1885年间，地点是在荷兰和比利时，其倾向是昏灰和阴郁，强调的是忧郁和孤独。第二阶段的作品，是1886年至1890年间在巴黎、普罗旺斯、奥维尔创作的，其倾向是明亮、多彩和欢乐。有人试图以他和法国印象派画家的交游，以及南方阳光的影响来解释其风格从沉郁到明丽的转变，其实，这种转变是他自己内心所向往的，这种向往引导他去找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