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研究（第七辑）》：
霍：很正常，有人来有人走，有不同声音也很正常。这也提醒我们中心要做更多的工作，让大家都愿意留下来。当然这里有个矛盾性，一方面我们可能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人的诉求；但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又违背了精神分析的特点——分析家是单个工作的，分析家的组织相对来说又要求比较松散。当一个松散的组织满足了分析家时，可能又会让刚进来的人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这是一个矛盾。当然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工作，在一个比较松散的框架之下，尽可能把进人中心的人留下来。
陈：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分析家，你需要支撑自己的欲望，而不是依赖中心来满足你的需要。
霍：当然是，理想的状态是。
贺：中心成立三年之后，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是2002年，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出来讲学（在西安）。但离开四川大学、离开成都讲课，据我所知这是您这么多年来一次，后来再也没有了。这是遵循中国传统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就像分析家会等分析者敲门一般），还是另有原因？
霍：当时我还处在一个过渡阶段，在西安讲学仍然讲的是弗洛伊德、拉康，没有讲我的理论。后来04年我的理论就基本成型了，我就开始讲自己的理论，一讲就讲了十一年。这个期间我就不能接受外面的邀请了，一是会打乱我的思路，另一个就是如果他没听前面的内容，他也就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了。所以，我需要一鼓作气讲下去，结果就讲了十一年。
贺：如果现在有人邀请您出来讲学，您会答应吗？
霍：现在也不会，因为大家还没有读我的理论，要等我讲课的文稿成书之后，大家读了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来回答、讨论、讲授。
贺：不过近几年，就像在上海拉康学组成立之时，学组副组长施琪嘉所言：以前很难见到您的身影，但近各类精神分析大会都能频频相见。这种转变是您工作上或内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霍：两个原因啦：一是我的理论讲完了，虽然还有一个形而上学的想法但还没写出来，但这段时间我相对比较闲暇；另一个就是我想把自己的学生推出去，让精神分析界的人知道他们。
贺：对拉康学组的成立您怎么看呢？我的一个疑问是，在法国拉康终被排除在IPA之外，而中国的拉康派与其他精神分析流派却能和而不同共聚盛会，这与中国文化自身的涵容并蓄有无关系呢？
霍：两个原因，一个是文化的原因，精神分析专委会让我们加入时也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也可以是多种流派共处。另一个是（政治）组织上的原因，精神分析专委会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下面的，拉康学组在精神分析专委会下，某种意义上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从一个地方性组织成了一个全国性的。
贺：后，霍老师，您对中心未来二十年、五十年有什么展望呢？进一步说，对精神分析在中国怀有什么冀望呢？
霍：从人类的角度说，我们首先有一个治疗躯体疾病的医学系统，但还需要有一个治疗精神疾病的系统，就是以精神分析为代表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系统。也可以说是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长程治疗和短程治疗，一个是精神分析，一个是心理治疗。这样一个系统是需要建立起来的，现在正在建立中。我希望的是，在人类建立这样一个治疗精神疾病系统的努力中，中国应该逐渐走到前端，以后成为精神治疗世界的中心。我的信心来源于两方面：一个是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正在国内蓬勃发展，发展速度非常迅猛！为什么会有这样飞速的发展，是因为中国人对精神的问题自古以来比西方人更有兴趣，这构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基础；二是，在中国是基本没有西方那种门户之争的，整个精神分析界把拉康派、中德班、荣格派、中挪班、CAPA……都整合在一起，中国有把各种学派整合在一起的趋势。我自己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是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整合趋势下的产物，这是我的一个努力，需要更多人加入，从而才能形成一个中国的精神分析学派。我的冀望是中国精神分析学派终能引领世界精神分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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