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者言
《法律文化研究文丛》自1996年始，先后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有海内外学者专著、文集、译著约二十种，内容涉及法律理论、法律史、比较法、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如今，这套丛书转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编者不改初衷，将通过本丛书的编撰，继续坚持批评和反思的学术立场，倡导和推动法律的跨学科研究，为深入探究和理解中国法律与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改善中国的法学研究，推进中国的法治事业，略尽绵薄。
梁治平
己亥年冬月
自序
自2002年出版《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起，我之研习中国法制史的主要兴趣包括，一是借助各种边缘史料，解读帝制时期庶民百姓的法观念、法意识以及日常法律生活；二是运用判牍、档案、律例典章以及官员传记日记，探讨明清时期的司法制度与司法实践。其实，《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已蕴含了上述课题，即包公形象的民间文化表达，包公文学讲述的司法故事。2006年出版的本书稿版，是我研治明清司法的论文集。藉写修订版“自序”的机会，我想谈谈自己研习明清司法的大致路径。
20余年来，明清司法制度及其实践，可谓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热点，学界已刊布了很多学术论著，涉及以下论题：（1）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整体研究。（2）法源性质、裁判依据以及法律推理。（3）“法律职业”群体，特别是讼师。（4）律学和司法官员的知识结构。（5）民间诉讼风气、纠纷解决以及诉讼策略。将它们整合起来，可勾勒出明清司法的大致轮廓、官民互动的基本方式。而我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也涉及这些方面。
从明清司法来看，律例典章构筑了司法制度的框架与程序，官场惯例更多是形塑了司法实践的微观情境与操作技术；诉讼两造的身份构成和行动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场域微观情境的形成。可以说，司法制度既是一种静态结构，又是一个动态过程。只有在结构与过程之间，在框架与情境之中，我们才能刻画明清司法的具体实践，分析司法官员的决策行为。
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要想理解明清司法实践，必须考察司法实践的行动者，特别是司法官员。因为他们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了制度框架（程序法和实体法）的约束，而且受到了官场惯例与待审案件（两造身份、诉讼类型、行动策略、特殊情节）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受到自己性情的深刻影响。所谓性情，不只是指个人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亦指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渐次养成的信念偏好。具有不同性情的司法官员，无疑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进而作出不同的司法决策。至于情境和性情，究竟哪个因素影响更大，视乎具体的人与事。有些人更多受性情的支配，有些人更多受情境的制约，而有些人则介乎两者之间。据此，考察司法官员的性格、情感、信念，是我们深入研究司法实践的重要环节。10年前，我撰写《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一书，就是尝试解释司法官员的情感和信念，对裁判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唐宋以降，科举取士成为帝制中国考选官员的支配性制度。设计科举制度的主要意图或目的是：其一，皇帝以提供官职来笼络士人，使他们为皇帝所用；并且，诱导他们在帝国意识形态体系中进行自我规训，从而认同以皇权为中心的“家国天下”秩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其二，设计以儒家经典为知识基础的考试科目，使士人饱读经典，践行其中蕴含的仁政德治、忠君爱民、薄赋轻徭这类政治话语，成为品格高洁、具有道义担当的帝国官员。这是一种道德人格的养成途径，却牺牲了治理国家的技术能力。不过，一旦出仕为官，他们必须面对“临民治事”的烦琐杂务，特别是司法工作。这时，研读律学书籍、积累司法经验，可谓帝国官员的当务之急，否则，就不可能胜任这项工作。考察科举背景下帝国官员的法律知识和司法能力，是研究司法实践不可或缺的另一环节。换句话说，为了理解帝国官员的司法实践，必须探究他们法律知识（律例学、判牍学、断狱学）的来源、特点与运用。我收入《传播与阅读：明清法律知识史》（与杜金合著）的若干论文，就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只有搞清楚上述问题，我们才能解释明清司法的制度结构、行动者、裁判的决策过程及其效果，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虽然对司法制度的结构与程序，已有比较全面的宏观把握；但是，对司法实践微观操作的诸多细节，仍未充分了解。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和史景迁的《皇帝与秀才》这两本书，虽然为读者呈现了清代司法决策的很多细节，但它们研究的都是非常规、政治性的案件，至于常规案件的决策情形如何，我们仍然所知甚少。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对常规案件进行个案深描，以揭示其操作技艺。在《谁是真凶？清代命案的政治法律分析》（与杜金合著）中，我们做了这方面的初步探讨。通过个案深描与整体研究的互补，可以加深我们对明清司法的全面理解。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好的手艺和好的食材兼备，方有美味佳肴。同样道理，要想推进明清司法研究，除了进一步挖掘史料，还要锤炼研究的方法和理论。
由史料来讲，司法研究，档案文书固然具有基础价值，但我们仍要牢记，档案是在程序控制、公文格式、案件流程，乃至各方利益交涉妥协过程中制作出来的，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司法实践的全部真相；特别是某些非常规案件，其中的隐情，更是扑朔迷离，仅靠档案往往难得真相。换一个角度说，研究司法制度及其实践，很有必要全面了解制度构造、诉讼程序及其实践者的社会文化语境，然而档案未必能够提供这一方面的信息。这时，就必须借助于其他史料，我们才能进入并且理解这种语境。
说到理论与方法，尤其是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有些学者就会疑虑重重，生怕因理论先行或方法优先而产生对史料的误读误解、对待研问题作出生硬的解释。这种担心很有道理。但我们应该看到，它们也有一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工具性，若运用得当，其学术价值不可忽视。方法与理论，还有一种功能，不是拿来直接套用，而是激发研究者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释问题的想象力与可能性。比如，通过比较方法，可以发现明清司法的独特面貌；运用博弈论，可以解释民众诉讼的策略选择；借助决策理论，可以分析承审官员在作出裁判决策时可能考虑的复杂因素，以及可能产生的预期效果；运用经济学的“沉没成本”概念，似乎可以解释“缠讼”现象或行为。除了运用既有的方法与理论，还要认真考虑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与理论，以期更好解释明清时期的司法制度与司法实践。
虽然法史学应当以史料为基础，但是没有方法与理论的自觉和创新，法史学的解释功能和现代意义，很难自动呈现；毕竟，法史学不能以爬梳史料、呈现史实为满足。如果缺乏必要的方法与理论，在纷繁复杂、无限绵延的历史事实中，法史学者也就难以在事件与事件制造者之间、在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做出具有关联性和因果性的解释。
明清司法（制度和实践）研究，通过学者们的持续努力，已经挖掘、整理、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史料，积累了颇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且提出了一些具有理论意义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不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收入本书稿的九篇文章，是我近年来围绕明清司法所做的点滴思考。野人献芹，不揣谫陋，尚祈方家批评指教是幸！
是为序。
中山大学康乐园寓所
2019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