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的主谋究竟是谁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这件事没有多少人不知道。所有宋代像样的史书几乎用同样的词语记载了赵匡胤的这次兵变，大概意思是说，赵匡胤事先毫不知情，一切都是手下人干的。事实真的如此吗？
故事的权威版本大概是这样：
庚申年（960）的正月初一，北临契丹的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前线两大军事重镇同时传来消息，说契丹将要大举南侵，盘踞在今山西大部的北汉小朝廷也被裹挟着发兵南下，非要和后周拼个鱼死网破不可，真够吓人的。朝廷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后决定由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挂帅北上，抗击来犯之敌。
事不宜迟，第二天一大早儿，赵匡胤便先派出担任殿前副都点检的老将慕容延钊率前锋北上。大年初三，赵匡胤亲自率领的主力大军浩浩荡荡出了爱景门，行军四十里，到达了汴京往北的个大兵站——陈桥驿。
这天傍晚，先是略通天文的军士苗训“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曰：‘此天命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本书以下均简称《长编》）造起了声势。什么叫“日下复有一日”？其实这只是一种称作“日晕”的天文现象，但从苗训嘴里说出来味儿就变了：底下那个大太阳就要吞掉上面那个小太阳了！这番议论迅速在军队中传播开来，接着是军士们“相与聚谋”，声言拥立赵匡胤为天子，为首的赵普、赵光义、李处耘、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商议之后，于次日凌晨冲进赵匡胤休息的军帐，不容分说，便将一领黄袍披到了“醉卧，初不省”的赵匡胤身上，逼迫他必须答应众将士的要求，做个新朝天子。赵匡胤“被逼无奈”，只得向众人提出了交换条件：“小皇帝和太后都曾是我侍奉之人，公卿大臣都曾是我的同僚同辈，满城的百姓都是无辜黎民，你们不许乱杀一个人，否则这个皇帝我宁可不做！”众人心照不宣地答应了他的条件，于是大军返回汴京城，上演了一出政权更迭的历史大戏。
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笔记，对陈桥兵变的前期准备工作都没有作具体的交代，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事先没有组织、没有预谋的突发事件。《长编》说：“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议。”
按照这种说法，赵匡胤的兵变完全是出于朝廷内外那些“服其恩威”的铁哥们儿策划，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糊里糊涂被人挟持当了皇帝。鬼才相信！
《长编》接下来的说法就露了馅儿：“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时都下喧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司马光的笔记《涑水纪闻》也有类似的说法：“周恭帝幼冲（后周小皇帝柴宗训年纪幼小），太祖英主有肚量，将士归心。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携家逃匿，独宫内不知。太祖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若此，将如何？’太祖姊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来家内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出。”好家伙，满京城的人都晓得天下要换姓易主了，内廷大臣们居然还被蒙在鼓里！这两段话很明显地透露给人们一个信息：兵变的准备工作其实早就做得滴水不漏了。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找出不少的证据，比如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引《五季泛闻录》说：“太祖仕周，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赵匡胤的母亲）而下寄于封禅寺。抵陈桥推戴，韩通闻乱，亟走寺内访寻，欲加害焉。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韩通是后周一个誓死忠于旧主的大将，当天遇害）如果赵匡胤真没打算搞政变，为什么预先要把家属藏在寺庙里？所以说赵匡胤被人劫持做了皇帝，只能蒙骗三岁的小孩子。
既然如此，那么所谓契丹大举入侵、北汉发兵南下的说法，肯定是赵匡胤及其同谋者为政变所做的铺垫无疑，是彻头彻尾的谣言，甚至连慕容延钊率兵先发，都是赵匡胤等人预先谋划好的，因为慕容延钊是个忠于后周皇室、敢于并且有能力和赵匡胤抗衡的后周老将，不把他打发出汴京，局面就很可能失控。果不其然，赵匡胤回到汴京后，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抵抗，只杀了一个不怕死的韩通，便顺顺当当地当上了皇帝，至于“北上抗击契丹”的“头等大事”，自然也就没有人再提了。
由此可见，陈桥兵变是个阴谋无疑，而背后的主谋当然就是赵匡胤本人。大概宋朝的史家也觉得这种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天下的手段不很光彩，因而为尊者讳，变着法儿要说得好听点儿。
其实在夺取政权这种事儿上，历史上有几次是不耍阴谋、光明正大的？如果我们抛开道德的评判，在所有的朝代更迭中，黎民百姓受害轻少的，就数宋朝了。
我们不妨大致梳理一番：秦末汉初的大混战，死了多少人？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征战，死了多少人？三国到晋朝的连年大混战，死了多少人？隋末李渊起兵数年，死了多少人？朱元璋夺取天下，又死了多少人？而赵匡胤夺权，旧臣中却只死了韩通一个，还赠了他一个中书令，“以礼葬之”。其余所有的后周大臣将帅，只要不坚决反对新朝，该当什么官儿还当什么官儿，有的人甚至还升官儿。至于京城的老百姓，《长编》里说：“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偿其资。”处置这些趁火打劫的恶徒，总不能算是乱杀人吧？其余百姓，则是“市不易肆”。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出比宋朝初创时杀人更少的改朝换代了。苏轼曾说：“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宋史全文》卷一）
从此以后，持续了五六百年的武人强权时代宣告结束，人命重于一切的理性时代终于到来，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相对和平安定的日子。这正是孟子“不嗜杀人”（《孟子·梁惠王上》）理念在一千多年后的真正体现。
宋人陈世崇《随隐漫录》里的一则故事相当感人，说赵匡胤从陈桥驿返回汴京的时候，门祗候班的陆、乔两位警备队长认为他谋反而拒不打开南城门，赵匡胤没气没恼，命令大部队绕到北门进城。陆、乔二人誓死不投降，双双自缢而死。赵匡胤亲自来到值班室，面对两位义士感叹道：“忠义孩儿！”命人为他们建了一座庙，赐名“忠义庙”，接着组建了一支贴身卫队，取名就叫“孩儿班”。孩儿班的打扮和所有军人都不一样：帽后飘着两条彩带，一条为红色，表示一颗红心拥护大宋；另一条为粉青色，表示为后周皇帝柴荣“持服”（就是服丧）。这胸怀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唯此一见，找不出第二例来。
宋人陆游的《避暑录抄》又载：赵匡胤曾命人秘密镌刻了一块石碑，放在太庙里警悚儿孙。这座碑同样是和儿孙们约法三章：
条，柴氏子孙，有罪也不准加刑，即使犯谋逆大罪，也只能在狱内赐自尽，绝不允许戮于市朝，也不允许连坐亲属。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联想到《水浒传》里那位持有“誓书铁券”的小旋风柴进。不错，柴进就是被作者写成柴荣的后代，享有不杀的特权。要知道《水浒传》中的柴进已经生活在赵匡胤死后一百四五十年的徽宗时代了。
第二条，不准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赵匡胤一向把人命看得非常神圣，这和封建时代许多帝王和官吏草菅人命刚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正是由于宋朝前期几代皇帝谨记老祖宗的训诫，才形成了北宋一百多年士大夫敢怒敢言的良好氛围。直到王安石变法，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言堂，才打破了这个优良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从根基上破坏了士大夫“砥砺廉隅”的优良传统，说他是破坏宋朝“精神文明建设”的头号罪人，一点儿也没冤枉他。
第三条：“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真够狠！可惜不争气的哲宗、徽宗两兄弟忘记了祖宗遗训，任凭奸臣蔡京、蔡卞、章惇等人残害骨鲠之臣，甚至采取极其卑劣的暗杀手段害死忠良（比如副宰相刘挚、梁焘等，都是被贬到岭南后又惨遭奸臣毒手的）。结果怎么样？老天爷给了这兄弟不同的报应：哲宗短命夭折，只活了二十四岁零一个月；徽宗更是惨极了，连尸体都被金人丢进沤油池，化作了土著人用来点灯的“人油”（参看本书《宋徽宗是怎么死的》）。这不正是赵匡胤所说的“天必殛之”吗？
不但不准枉杀大臣，老百姓照样不准乱杀。张舜民《画墁录》中说：自唐末五代以来，每至改朝换代，部下分扰剽劫，没人能禁止得住，人称“靖市”，太祖陈桥之变，与众誓约，不得惊动都人。结果入城之日，市不改肆。就是说，政权都改变了，市场店铺却还在照常开门营业！这样的政变，中国历史上怕是只有这么一次。
当然，赵匡胤所说的“不准杀士大夫”，不包括贪赃枉法的“士大夫”。这类人不但要杀，而且要狠狠地杀。
《宋史·太祖纪》里记载了不少这类士大夫的可耻下场：“（建隆二年三月丙申）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以酒工为盗，坐弃市。”“（五月）庚寅，供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弃市。”“（八月）辛亥，大名府永济主簿郭坐赃弃市。”“（建隆三年四月）癸丑，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八月）戊午，殿直成德钧坐赃弃市。”“（十月）己未，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啥叫“弃市”？《礼记·王制》说了：“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就是让犯人游街示众完再处死，叫你丢了命还得丢人，万人不齿，谁叫你贪呢！
司马光《涑水纪闻》里还记载了一个差点儿被砍头的家伙，说宋白担任科举大主考，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头，不给钱的统统“拜拜”。可这家伙多了个心眼儿：他担心金榜一出，万一闹出麻烦来咋办？所以他事先把名单交给赵匡胤看，想借“圣旨”的威力把事情摆平。赵匡胤能看不透他那点小心眼儿？训斥道：“我来排定名次，还要你干吗？我只对你说一句话：如果金榜出来有人和你说事儿，我就把你的脑袋砍下来谢众！”吓得宋白赶紧把名次取舍改正过来。
赵匡胤非常清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他知道“廉”才是仁政的根基，士风贪浊，社会风气能清明得了吗？不把这些“蚁”干脆麻利地清理掉，国家社稷早晚被他们蛀空拉倒！他个人也很能以身作则，已经当了皇帝，还经常穿着草鞋在宫里走来走去呢。
赵匡胤是个崇尚真实、大肚能容的人，反对暗箱操作、秘密杀人。史书记载，北宋皇城大殿前面没有影壁墙，从大门之外一眼就能看见殿内。有大臣提意见说：古代诸侯王的宫殿不但有影壁，还有萧墙（古代王侯座前的屏风）呢。煌煌大宋朝，怎么可以不修建殿前的影壁？赵匡胤回答说：“我一辈子不做见不得人的事儿，用不着藏着掖着。我就是要让街前的行人们都看见大宋朝的皇帝整天在为他们干什么！”
宋人王琪的《国老谈苑》里有个小故事说，有一回赵匡胤召集文臣大宴，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大闹宴席，赵匡胤觉得他是前朝留用的旧臣，很给面子，只命人把他扶出去而已。谁知道王著死活不肯出门，还在大门口处号啕大哭。第二天有大臣上奏，称王著逼宫门大哭，分明是在哭前朝皇帝柴荣，请求把他处死。赵匡胤哈哈大笑：“就算他是在哭柴荣，不过是个书生，又能怎么样？”一千多年前的帝王能达到赵匡胤这个境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