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娃河畔的生活
中文系77级 周佩红
丽娃河在1978年初春向我展现了它的姿容：美丽，安静，洁净。相信这是它好的时刻。河水清澈，微寒的淡雾从水面上升起，河边并没有多少树，你可以一直望到两岸那些绿树、草坪和典雅朴素的教学楼。我不清楚这条河的来历，当年它究竟属于一个俄罗斯流亡贵族的私邸，还是一个西班牙人所造的度假区的一部分？是否真有个名叫柳芭的俄罗斯姑娘在此散步或投河？作为一个粗枝大叶的中文系新生，我没有注意到茅盾在他著名的《子夜》里写它的一节： 赵伯韬们怎样在这里灯红酒绿勾心斗角。也没有人来告诉我，在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个姓李的历史系教授不堪批斗受辱而在这里投水身亡。至于徐志摩和陆小曼曾在这里泛舟，我更是近才从《丽娃河畔逸事》一书中得知。但“爱在华师大”的说法在上海的大学生中间确实广为流传，谁叫它有这么美丽的河，以及越来越繁茂的树丛呢？只是，在我跨入华东师大校门时，这一切仿佛都不存在，丽娃河像是刚刚疏浚，流动的全是清水，校园的空气也新鲜无比，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我永远这么记得。
我考进华东师大纯属偶然。恢复高考时，我在插队所在地安徽省填报大学志愿，而华东师大并没有在那里招生，我填的全是省内大学。考完后，这所学校才像忽然想起来似的，跑到一些外省去挑选上海知青考生。于是，一个深夜，录取通知书来了，摩托车开到我家弄堂，邮递员嘭嘭敲着门，大哥冲下去再冲上来大叫“妹妹考回上海了”，我却以为他搞错了。
我庆幸自己一回到上海就进入一个美丽的校园，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这适合我。我自知缺乏拼搏力和适应力。丽娃河静静的流水，安抚了我。
我们是倍受礼遇和宠爱的一群，“77级”，校园里所有人都这么叫我们，我们所属的“81届”倒好像被人忘了。我们实际是在1978年2月入学，到1982年1月毕业，但我们是在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年——参加统一高考的。77级，这名称时刻提醒着我们的幸运。
老师们，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中年讲师，和我们差不多大的留校小老师，全都用他们的话语和表情告诉我们： 你们是华师大校园里有史以来自觉、有主动性、爱学习的一届。受到鼓励的我们，于是在教室里把笔记做得更快更全，恨不能把老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记下来（据说真有人做到了），小组讨论也更热烈。我们讨论过伤痕文学是不是真的该“不宜过多”（这说法先由我班一个后来去哈佛研究岩画的男生提出，很快变成77级中文系的流行语），讨论过鲁迅小说《伤逝》及与此相关的婚姻和爱情、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的关系，大家是那么激动，女生正方男生反方，有个捣蛋鬼悄悄放了录音机在桌子底下，争执刚停，录音突然响起，男生女生全都为自己方才激动的声音不好意思，然后爆发出大笑。
有人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开着录音机背外语单词，或一边晨跑一边背。有人能把古典文学课要求背诵的唐诗宋词一字不漏背下来，包括“上阕”“下阕”的分隔。有人大一时就在为毕业论文选题作准备，每晚带一厚叠卡片去图书馆搜集资料。有人在教室上课时悄悄写自己的小说，准备拿出去发表。还有人一开口就是成语、成语，像得了成语强迫症。
同学中年长和年少的相差有十四岁，即，的进校时就三十二了，小的才只十八岁。大家坐在同一个课堂里，感觉是有些怪的，代沟难免产生，据说有些小同学在大学四年中倍受压抑。但年轻者的活力和年长者的成熟，似乎在慢慢地互相渗透，有时，河边一个瘦弱的微驼的老夫子似的背影晃着，回过头来，却是一个嘴唇上汗毛刚刚重起来的小伙子。而那些在大草坪上为一只足球跑得飞快的男生里面，倒有好几个大年龄的，有的还刚当上爸爸。
刚进校时我们都穿得很土，言行拘谨。记得次班级活动，大家在草坪上合影，一个个面对镜头不笑——我们还没有互相熟悉。担任摄影的同学脸朝下端详着他那个120相机的取景框，边按快门边说：“怎么都这么严肃？”大家才都笑出来，于是摄影者又拍下一张。第二年，我们在同一地点以相同队列继续合影，两次的照片一比较，嗬，好多女生变了发型，再也不是紧巴巴两条辫子或一刀平的齐耳短发，多了柔美的发卷，羊角辫，菊花头，男生也不再是中山装或中式罩衫，而是把浅色的衬衫领子翻在休闲外套外面，或一身球衫球裤。所有人身上都有了一种自如的现代的学生气质，是和校园外社会上的人有着区别的，但也有相似之处： 那种处于百废待兴时期的向开放、希望奔去的人的精神面貌。
丽娃河把华东师大校园分为河东、河西。河东是文史哲所在地，理科和体育系在河西。食堂也有东西两个。当我们提着饭袋，晃着叮当响的搪瓷碗和金属调羹向河东食堂走去时，真有点像是河东狮下山。
食堂可真是大，一个高屋顶的大平房，管几百上千人的饭。一开始它只有两套菜式，用统一的餐券领取，不是排骨青菜，就是白菜荷包蛋，大四时才开始有小锅菜。两个窗口前经常排长队。等候的场面和尚未开始的交谊舞会相似，你看我，我看你。有一种公认的说法： 外语系女生时髦漂亮，因为她们“洋气”，中文系女生往往神经质，政教系学生大多是干部面孔加艰苦朴素努力奋斗的劲头，历史系则多冷面幽默的老夫子。不管这说法对不对，反正，在一段日子过后，就会有这个系的某男生悄悄写信给那个系的某女生，或那个系的某女生收到外系素不相识的某男生的信，而在食堂里用目光悄悄寻找的事情发生。到了后来，食堂在晚饭后或星期天真派上了舞会的用场，可满屋子赶不走的饭菜味，还是煞了一点风景。
校园里的路名我已经忘了。路旁绿树成荫，路上可以行车，但汽车自行车很少，我们常走在道路中央，三四个人，肩并肩，白天背书包去文史楼上课，中午、黄昏提热水瓶去食堂打开水，晚上拿钢笔笔记本卡片去图书馆看书，要是看得晚了，就结伴往直通校门的大道出去，穿过中山北路，在外地人开的小吃店里买一碗小馄饨或几个锅贴当夜宵。
绿草坪，我们大一时常去。一大早，踏着露水，男生女生们围成个圈，一只排球被大伙平伸出来的手臂垫过来垫过去，偶尔有人跳起来扣球，圆圈就散了形，大家都去找这只球。大二以后人就懒了，偶尔看着别人玩，自己已起不了那么早。
我们住在“一舍”——学生宿舍。它紧挨着学校正门，在一块大草坪后面，与我们上课的文史楼遥遥相望。如果睡了懒觉，一骨碌爬起来飞奔到文史楼315教室，估计还不会迟到。现在它已经拆掉，它太老了，木头窗，水门汀地，也许是从前的大夏大学留下来的。男生住底楼，女生住楼上，在通向女生楼道的楼梯口墙壁上，不知谁用墨笔写了“天热，男生禁步”在墙上，而女生下楼却不得不经过男生寝室。
礼堂也是老的，旧的，门楣呈三角形，上面有一只石刻的五角星。我们在里面听过无数次报告。我印象深的却是，有那么一次，天还没大亮我们就从寝室里给叫下来，揉着睡眼，在这里看了一部美丽而血腥的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
体育课要到河西的操场去上，四个班一起上课，男女生分开，但彼此能远远望见，每个人都可以肆意地向自己喜欢或暗恋的某个异性同学投注目光，后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上体育课总那么起劲，站得那么直，跑步那么精气神十足。
我曾和要好的女同学一道，在没有课的下午穿过校园，从西校门出去，到隔了一条小街的长风公园去温习功课。公园里那时几乎没人，整个银锄湖都是我们的，但我的注意力总是从复习资料上移开，转到静静的湖光、山色、树影上。那后面不远处就是我们的学校，像是公园的一部分。
一个黄昏，我站在丽娃河的一头，望见另一头河中央的一座小岛。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夏雨岛——华师大赫赫有名的另一标志，和丽娃河齐名，因学校前身大夏大学的校训“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而得名。但它看上去很小，人工痕迹也很重，不禁让我感到失望。
文史楼，砖石和黑木的结构，华师大老的建筑之一，我们在它的三楼315大教室里上77级四个班的大课，自由就座，有时也在这里自修。
施蛰存教授来了，褐色提花的丝葛中式对襟上衣，斯的克，头发中分梳向两边，油光光的，确有一点点鲁迅讲过的“洋场恶少”之遗风，却是我喜欢的。他有七十岁了吧。堂课，他出对子给我们对，又让我们标古诗的平仄声。他不用现成的教材，也不用教案，教材全在他脑袋里。一篇《项羽本纪》，他说书似的串讲下来，解词，训诂，文学，历史，理论，全在里面，让我们听得出了神。在今天，这该是研究生的上课方式吧。他要我们下课时向他质疑，他当场就解答，可惜，我很胆怯，只远远看到一两个勇敢的同学上去向他请教。
出现在这间教室里的有魅力的老师，我仍能记得一些。许杰老先生微胖的身躯，慈祥的表情，江浙一带的口音。徐中玉教授的清癯俊朗（我们都说他是个很“灵”的男人），他严谨的文艺理论阐述。钱谷融教授的大眉毛，和气的表情，分析《雷雨》人物的性格命运时那份细腻和多情。倪蕊琴老师温柔清晰的讲述——她的大家闺秀气质是我们领略俄罗斯文学之美之高贵的前提。王智量老师激情洋溢，镜片后他的眼睛像在热切注视着每一个学生，是他把俄罗斯文学的精髓提交给我们。王铁仙老师，随和中藏着学者的骄傲，当他用浓重的绍兴口音讲述到鲁迅的《伤逝》，随和一变而为诗情，内敛，投入，全教室都跟他走进一个爱与不爱的复杂伤痛的人性世界。朱川老师总是两手相握，安然地望着我们，语音比电台播音员的更标准、悦耳、有亲和力，上她的现代汉语课是一种享受。冉忆桥老师，她诗意的名字先把我们震住，然后是她活泼的梳着两条辫子的姿态，清亮的嗓音，仿佛她仍是一个女大学生，学生话剧团的台柱，她正在师大礼堂的舞台上朗诵诗篇。
其他小教室供各班上小班辅导课。都是一些青年教师来上，有的比年长的学生还小。教现代汉语的小史老师，说话爱脸红，是一个梳两条小辫子的美丽而严肃的“小姑娘”。教写作的小李老师，黝黑，爱笑，有发亮的眼睛，他在每个学生的作业上用红笔认真批改，就像中学语文老师那样，画出好句，勾掉赘词，添加标点，给出评语。对我的一首短诗作业他批道：“换韵过多。”在另一篇写校内清洁工的通讯报道作业的右上角，他鼓励道：“本文写得有激情，层次层层深入，一气呵成，结尾有力点，明显是好文章。”随即又提醒我：“涉及人名时好几处‘开天窗’，说明采访应细一些。”他还会另纸写上他的商榷，先肯定，然后就题目、结构提建设性意见。这要花费他多少时间！毕业几年后我做了编辑，在给作者回信时，总会想起他认真的评语。当然，他不会记得这些，如今他已是沪上有名的影视学专家。
他们不会要求我们记住他们当年的教诲，那情景和细节。这些是自然而然地留下来的。像春风一样“风人”（吹拂他人），像夏雨一样“雨人”（浇灌他人），此之谓也。
学生们基本上都住校，除个别已成家的年长学生。当这些做了爸爸的同学回校，他们的衣襟和袖口上有时散发出炒菜的油味，一种世俗生活的气味。这是我不愿闻到的气味。但每个周末当我回家，看到的也必然是这种情景，妈妈和祖母欢欢喜喜地给我做好吃的菜，嘘寒问暖，然后慢慢回复到她们日常的哀愁和烦恼中去。我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其中包含的珍贵，我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大多来自书本，以及我们美丽浪漫的没有人间烟火气的校园。丽娃河迷惑了我。我曾希望自己一直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活，拿一本书，向教室、图书馆、大草坪走去，与校外嘈杂的、纷乱的、充满生存烦恼、无聊争斗和琐屑欲望的世俗社会永不搭界。
今天我仍会遇到这样的中文系女生，为了晚一点进入她害怕的、不了解的社会，宁愿一直考研，硕士，博士，或远走他乡继续深造。这当然也是一种生活，却也可说是某种回避。丽娃河畔就像象牙塔，玻璃城，我们从外面望进去，或从里面看出去，一切都具有虚幻的美。
在校四年，校规里一直有这么一条：学生在校期间不得恋爱。在这奇怪的不合理的条文之下，我们的老师们微笑着祝我们人生幸福。也许他们和我们一样，在我们快要毕业时，都意识到丽娃河并不是一个学生一生一世可待的地方，我们必将踏入更复杂、深刻和本质的生活。
诗二首
中文系79级 宋琳
丽娃河
我见过许多河流，流淌在我故乡山中
那隐逸的小溪；欧洲，以及更遥远的
南美洲的大河。时常，我在我自己身上
看见它们，奔泻而去并留下刺骨的箴言。
沿着岁月的弧形弯道，缓慢而持久，
源头的允诺脱口而出，化作我诗中
几行墨汁。时常，当记忆的勺子探入那闪闪灵光，
舀取的却依旧是慨叹——逝者如斯！
但这一条几乎不能称之为河的河，
我的姐妹，羞涩地隐藏着自己。
你在地图上找不到她，世人鲜有知道她的名字，
河两岸对望着的是眼泪般纯净的小树林。
谦谦君子们，游荡着，容貌和气质
像年轻的神，如果他们爱，是真爱；
而少女的哭泣是因为昂贵的青春
压迫着她，膨胀的心思像快要爆裂的种子，
像蒲公英，一阵风就能带它到天涯。
而平静的丽娃河，敞开胸襟，接纳并挽留
来自遥远九重天的作客的流星，
又依依不舍地送走她亲自酿造的花蜜。
这里，在上海的一座开明的学府，
我学会了赞成，或许更重要地
（如仁者所说），学会了不赞成：
丁香花美，有毒的夹竹桃更美。
那在禁锢的年代偷尝过禁果的人有福了，
曾在同一座桥上看流水，曾在同一个河面投下身影。
朋友们，当你们在五月齐集，依我的建议，
首要的是观花，别的且留待将来去回忆。
2007年4月
二十年后
——为七九级老同学聚会而作
岁月匆匆。我时常想，我们不过是流水
和转篷，什么也挽留不住。你，我的同窗
在如此漫长的沉默中，是否发现所谓今天
不过是一个同时梦见过去和未来的梦？
孤独地走着人生的分岔小径
忽然来到似曾相识的地方
相互端详，却难以辨认
当变化从眼角的纹理开始
银杏树下，丽娃河边，爱情
姗姗来迟。寝室的灯光熄灭后
夜谈的风筝挂住了嫦娥，但那
的美人从未垂青于我们
鞋匠的儿子，洗衣妇、农夫或
死刑犯的儿子，小学教师的女儿
除了小小的怪癖，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穿着清一色旧军装和喇叭裤
这就是我们——火热而淳朴
弈棋的、跳舞的、害着相思病的
周末在外滩，把怀旧的晚霞
涂抹在眼瞳深处；长而灰的拖轮
像魔术师的带子，后面是星与火在浮动
沿着江堤，风吹起衣襟。几个逃课者
像几个先知，用天才的谵妄
预言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于是二十年后，来到今天这个
贵重的日子，仿佛神秘的循环磁力
作用于我们。你，我的同窗
是否赞同一切逝去的都会以某种方式回来
譬如另一个初夜？另一场狂欢？
你心跳的节拍是否将要驳斥
毕达格拉斯的理论，说
不熄的火是友谊、星星和我们？
为此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写下这首
即兴诗，不是为了炫耀我的手艺
而是为祝福你，我往昔的朋友
向你询问关于活着的理由。请伸出手来
让我们庆祝四十岁的青春
请把苦难、记忆和爱同时纳入
你那因含笑的宽恕而变得博大的内心吧
请在夜幕降临后一醉方休！
2004年8月18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