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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流水坐过的台阶

 

  为这本册子取书名时,很费了一番踌躇,后终于确定下来《一地霜白》。其实也没有什么深意,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对于生活与命运来说,霜,实在称得上永恒之物。

  在经历书中大部分事件时,我尚年轻;在出版这本薄薄册页时,已华发丛生。对于读者来说,这或许是一本散文集,而在我,却是时间风尘的证词。岁月流远,唯有默念,唯有相望相惜。

  我本愚钝,性格懒散,一生失败的人都敏感而胆怯。内部命运与外部命运相互争斗,白天与黑夜彼此臧否,有时清醒,有时迷失。常常从一页白纸出发,又在一页空空的纸上回归。

  收拢完这些文字时,想再打磨一遍,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力气,发现在写作它们时,状态是好的。就像经历过的那些生活,我已无力画蛇添足。我书写了它们,它们又将我书写。我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找到一个出口,使写作变得从容,它们纠结又短小,包括这篇。我想,我将用一生来寻找。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我也没有答案。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会突然失声笑起来;或者夜深人静时,会突然用被子裹住头,泪流满面。 

  记得有一年,与一群人颠沛到黄河三门峡一个叫槐扒的黄土峡谷段,彼时初春无雨,源头雪山未化,黄河裸露出一节节嶙峋的河床。这些流水和时间坐过的台阶,向远方铺排。它们经历了什么,见证了什么,又似乎一无经历和见证。 

  我们坐过流水,又被流水坐过。彼此留痕又彼此忘却。 

  逝水流长,追赶春天的人一身霜白。春风与朔风互为永恒,欢欣与悲伤互为永恒,生与死互为永恒。人在无数永恒之物间穿行,倏忽而过。

  一地霜白,愿白霜超越本身,愿霜色如华,照彻行色匆匆的人。

 

                                         陈年喜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饿

 

    已是中午一点。没有手表,也没有戴手表的同路人。这时间,是感觉告诉我的。

    一轮烈日当头照。我细高的身体投下的影子是圆的,它像一个圆圈套住我的双脚,我快它快,我慢它也慢,步大步小都不能跨出去,我在路边的玉米地坎上坐下来,它也缩成一团。布兜里的七个馒头变成了七块石头,坚硬而沉重,细窄的挎包带子在我肩上透过衣服把肉勒出一道深深的沟痕,如果它再深一点,就见到血了。

   路沿下的河水闪着波光,河沙细腻,一种小鱼在沙面上犁出一道浑沟,腾起一股沙晕,旋即又落下去让沙面恢复如常。河水与我逆向而行,再逆行二十里,就到学校了,那里,也是它的源头,那也是我学生时光所抵达的远行的尽头。

    早晨天放亮的时候,馒头正好出锅。一阵发酵的麦香掺和着蒸熟的椴树叶子的气味弥漫在整个厨房,它通过墙壁上放置煤油灯的孔洞钻过来,像一只白猫,身子被卡在了墙那边,依然不屈不挠地往里钻,仿佛这边屋子有它爱吃的猫粮。晚饭吃下的两碗玉米粥早不知去了哪里,这个时候,身体空空荡荡,饥饿占据了身体所有的角落。也是饿把身体叫醒的。父亲已经下地,遍地的玉米正熟。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馒头从笼屉里一个个往筐里捡。铁锅里升腾的热气透过椴树叶子,使馒头依然十分热烫,母亲每捡起一个馒头都要在手指头上吹一口气。这些我是看不见的,土墙厚实,缝隙都抹了麦草筋的黄泥,是我的感觉穿过墙壁看到的。

    布兜的料子是一块蓝底白花的的确良,为了结实,四周走了双线针脚。我在这个叫庾岭的苦寒山区的中学已经读了大半年,它也跟随了我半年时间。往返中,它在我肩上;在校时,它紧锁在一口桐木箱子里。它的大小可以正好装下碗大的七个馒头又扎得住口,不致在漫长的路途中被太阳晒裂,或在存放处被野猫子偷吃。布包很少清洗,以至于它的里子结了厚厚一层馒头面痂。在馒头吃尽的星期六星期天,我会用手把它狠狠揉搓一阵,脱落的面屑倾倒在手心,再倾倒在嘴里。照例地,母亲在为我装馒头时,总会多装出一个两个,意为用作路途上的干粮。

    黄沙的路面石子嶙峋,半天也见不到一个人路过。玉米和豆子正在收割,此时,所有的人都在地里劳动,把秸秆砍倒,把玉米苞撕开,掰下来。高冷山地,这是一年的主粮。差不多所有的家庭用度也是卖了它来交换。不结玉米的秸秆被称为甜杆,味同南方的甘蔗,甜而多汁。小时候,我们常常把它从一堆堆玉米秆里挑出来,藏在茅草堆里保湿,啃到十月雪降。

    在一块玉米林里,我用手折了四五根甜秆,断了头去了根,夹在腋下,边走边啃。甜秆的外皮完全不同于若干年后吃到的甘蔗,它可以撕离下来,一节甜秆儿七八寸长,青嫩碧润或白而无光,可以咀嚼好久,啃完了一节再撕剥下一节。剥了皮的甜秆很脆,但甜度、含汁量又各不同。有的很糠,有的有一种骚味。碰到糖汁度高的,我会细细咀嚼,嚼得不放过任何一点细节,那汁水咽下喉咙,似乎很稠,在喉壁上挂了一层浆。当它流淌到胃的时候,胃立即安静了下来。行走中饥饿的胃是好动的,像一只警惕性极高的动物,它穿过肚皮和衣服警然四顾,不放过任何一枚野柿子、被泥土埋着仅露出一点秧蒂的红薯。我听见坡上有人指着我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呀?在白晃晃的泥沙路上,一溜玉米秆渣点点洒落,渣上慢慢爬上饥饿的蚂蚁。

    学校也穷,穷得只有教室,穷到没有任何体育设施,唯有篮球。离家远的同学星期天不回家。学生食堂不做饭,同学们有的投靠附近的亲戚,有的相约去较近的同学家,我和余下的人就打篮球抵饿。从早晨起床一直打到天色擦黑,一天的饭做一顿吃。学校周围有很多游手好闲的街坊混子,他们轮换着吃饭,轮流着和我们打。我们一场接一场地打,越战越勇,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运动不能停下来,一停饿劲就上来了,饿劲奇大无比,把你往街上小饭店里拽。

    在乡医院旁有一家小商店,卖一种面条,分一斤和半斤装,面条颜色斑斓发乌,显然掺了很多麦麸,但很细,细若毛线。坐店的是一个年轻媳妇,头发在背后编一根大独辫,用黄头绳系着,她有一对小虎牙,笑的时候露出来,牙上有一层亮亮的釉光。柜台上有一支笛子,很长,有一头有一个金黄的铜圈。不是卖的,也不是吹的,就在那儿长期放着。我在买面条时,喜欢拿到嘴边吹一阵,吹《何日君再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一回吹着吹着,我看见她滴下了一串眼泪,落在柜台的松木板上。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碰那笛子了。

    街上共有三家饭店,有两家时开时关,只有一家是正常营业的,开到晚上十点关门。关了门,只要你喊,他也能起来给你做饭。饭店都只有馒头、面条、饺子,大概是不会做别的,也许做了别的也没有食客。面条五毛一碗,面条上加一片白菜或菠菜,放上盐,浇上酱油。大蒜是老板自己种的,可以随便吃。饭店也接受来料加工,煮一碗面条,提供酱油和盐,一毛。我每次都是煮一斤面条,一只碗盛不下,再添一只小碗,或者没有客人时,待吃了一半,再把锅里面条添上来。店主喜滋滋地看着我把一斤状若麻线的面条风扫云雾地吃完,再给我盛一碗面汤,说,小伙子,将来给我做女婿。

    学校食堂的饭票是用钱来买的,也可以交粮领票,我离家远,没有自行车骑,只有选择前者。因为总是缺钱,就总是有断顿的时候。我的同桌是一位女生,她的父亲在乡政府工作,她不缺营养,长到一米七,她也不缺饭票,每次吃过了饭,碗壁上还有一层饭,被水可惜地洗掉。有一个星期,星期三我就没饭票了,放学了我不能拿碗去食堂,也不能坐在教室里,因为同学们都打了饭在教室里吃,我就去宿舍去啃一点馒头,馒头是用做晚饭的,也不敢多吃,吃多了,晚上就没了。一天上课,我在文具盒里发现了三斤饭票,饭票是粉红色的,它被一张作业纸包着,纸很薄,饭票的红隐隐露出来,像一朵白玉兰透着红蕊。蓝格的纸上没有写一个字。我猜到这是谁给我的,我正好在她的语文作业本上发现了缺页。突然的温暖让我整整一堂课没有听清老师所讲的内容。

从毕业到现在,似乎再也没有饿过肚子。而由十九岁开始的,是生命的另一场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