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哲学的用处
/ 冯友兰/
现在清华及中英庚款董事会所举办的留学考试，真可以算是国家的“抡才大典”。其中科目的规定，也要经过很繁重的手续。就清华说，每届考试举行以前，先由清华校务会议拟定本届应考科目，及每科目录取名额。然后提交评议会通过，评议会通过以后，再由校呈请*核准。*将清华所拟科目修正以后，又提出行政院会议。行政院会议将*提案交有关部会组织委员会核议，核议以后再提交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正式通过后，再由院令达*。*奉令后，再令饬清华遵办。这是见于公文的手续。所以每次考试所规定的科目，都要经过这许多关口，方能决定。在每一个关口中，主张要考每一个科目的人，都要准备“舌战群儒”。
自从清华改为入学举行留学考试，十四年来，只有一次有哲学一科，名额一名，一次有逻辑一科，名额一名。近几年来，每次留学考试，所规定的科目，大概都是工程方面的。下届留学考试，在校中经过许多争辩，才算是为文科方面争到了四名名额，其中有一名规定为专攻西洋哲学史。历年哲学系毕业的学生，都欣喜相告，以为可有个出国的机会。谁知公事送到重庆，不知于过哪一个关口时，哲学一科目，又被删去了。
西洋中世纪的僧院中的僧侣们，“吃饱饭，没事干。尝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等一类的问题”。有些人或以为哲学中所讨论的，大概也都是这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什么用处？况且这一类不吃紧的问题，尽可在国内讨论，何必花外汇出国？以为留学考试不必要哲学科目的人，其想法大概是如此。我们愿意乘此机会，说一说哲学的用处。
哲学能叫人了解事情，或某种事情，是怎样一回事。例如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都是所以叫人了解人生、社会、政治、文化等是怎样一回事者。人了解事情或某种事情是怎样一回事之后，事情或某种事情，当然还是那么一回事。不过人若了解事情或某种事情是怎样一回事，他对付事情或某种事情的态度与办法，自然亦有不同。中国近百年来，所遇的困难，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早在清末，曾胡左李诸公，都已感觉到中国遇到一个空前的变局。但是这个变局是怎样一回事，他们已弄不清楚。他们四位之中有一位，我记不清是哪一位，遇有人谈洋务，辄变色摇头说：“此非吾辈所敢言。”他虽不敢谈洋务，而他对于事变日亟的认识，实是比高谈洋务者还深刻得多。近百年里，中国流了许多冤枉血，走了许多冤枉路。吃亏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在清末民初之际，对于当前的变局以及西洋文化有整个的了解的人，实在太少。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当时在思想方面，做领导的人，如梁任公、严几道等，都不过对于当时在西洋流行的思想，略有所知。其余的人，对于西洋文化，更说不上有知识。他们只就其见闻所及，遇有中西习俗制度有不同之处，不求所以致此之故及其所以然之理，便就其主观的偏见，枝枝节节随便发言或随便改动。这不能不说是近百年来中国走冤枉路的一个原因。我不敢说，学哲学的人都必是对于文化有深切了解的人，但对于文化有了解的人必是有哲学根底的人。一个人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未必能对于中国文化，有完全的了解。但一个人若不读这一类的书，我敢断定他对于中国文化，绝不能有了解。
以上是就文化方面说。就学术方面说，近三百年来，中国学术，用旧日的话说，向分汉宋二派。自五四运动以来，历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等，都有很大的进步。这都是属于从前所谓汉学的范围。有些人说，现在中国有一种新汉学。这个名称，很能表示出来，中国学术在这一方面的有机的生长。新汉学已竟生长出来了。但中国还需要一种新宋学。近四年来，中国抗战的成绩，已竟压倒了全世界。中国以优越的精神的力量，补助物质的劣势。这种精神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我敢说，都是从中国古圣先贤的道德教训来的。可是这种教训，虽仍为大多数人于无意中遵行，但很少人对之有清楚的了解。近来当局虽提倡人在这一方面做研究。但这一种研究绝不是抱残守缺，只捧出《论语》《孟子》以及程朱陆王的语录，即可成功。犹之乎新汉学的成功，绝不是清末民初《国粹学报》中的一班人所能做到的。必须对于现代哲学有很深的了解的人，再去读孔孟以及程朱陆王，然后才可以予古圣先贤的教训以新生命，然后他们所讲的才是新宋学而不只是历史上的宋学。
所以我们很希望，有许多学哲学的人，源源不绝，做上所说的“知己知彼”“承先启后”的工作。
有许多人或以为研究文法科方面的学问，只需看书即可，并不需要参观实习，如学理工科方面的学问者。既只看书即可，则可不必出国，只将书买来看好了。这亦是似是而非的见解。学理工科方面的学问的人，固须参观外国的工厂实验室。学文法科方面的学问的人，亦须参观外国的社会。我们可以设想，假使中国有一某种工厂，其中设备，应有尽有，则学此种工程的人，可以不必出国，只于其中实习即可。但我们不能设想，中国可有一个美国社会，可以供中国研究文法科方面的学问的人参观。固然有许多在外国社会中住几十年而毫无所得的人。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以为学文法科方面的学问的人，都不必要参观。就我个人的经验，我第二次出国，在欧洲走了一趟，实在于我很大的益处。有这一次游历参观，有许多文物制度我才能心知其所以如此之故，及其所以然之理。假使没有这一次游历参观，我绝不能写如《新事论》之书。如果《新事论》对于解决国家民族的问题，不是没有贡献，则可见学文法科方面的学问的人，到外国留学参观，对于国家社会，亦不是没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