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少奇在会前给张闻天的4封信
刘少奇所以在此时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个严重的挑战性问题，是他多年来在白区工作实践中思考的结果，也是当时国内政治局势处在转折关键时刻的实际需要。
对前面这一点，已有不少研究工作者作过论述，不需要在这里再用很多篇幅去谈它。大家都知道，刘少奇是中国工人运动早的领袖之一。党的初期，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工人运动便成为党的主要工作。刘少奇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取得过顺利的发展，也碰过许多钉子。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引起他不断深思，觉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的许多做法“左”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他在莫斯科担任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时，当他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时，都曾直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却接连遭受打击，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撤销职务。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华北地区，指导党的工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同时又遇到不少“左”的思想阻碍。为此，他先后写下《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等文章，批评“左”的错误思想在实际工作中的种种表现，针锋相对地提出一整套白区工作中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已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现在着重谈一下后面那一点：为什么它是中国整个政治局势处在转折关键时刻的实际需要。
历史跨入1937年时，摆在人们面前突出的事实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刚刚取得和平解决，在严重民族危机威胁下，延续十年的内战实际上停止下来，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逐步实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对这个仿佛突然到来的巨大转折，许多人不能立刻适应。特别在国民党统治区，这里的党组织曾长期同中共中央几乎隔绝，对遵义会议后的转变没有多少了解，对整个政治局势的深刻变动也缺乏认识，往往仍习惯于用原有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思考问题和进行工作；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经历了十年残酷内战，对国民党怀着深刻仇恨，对实行国共合作不易理解，甚至公开反对。他们人数虽不多，在白区却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这部分人的不满表现得相当强烈。刘少奇当时描述道：“在蒋回南京后，左倾分子大为失望，许多地方的同志大为失望。”有的人气得几天不吃饭，“认为我们完全失败”。有些“左”倾学者准备联名发表宣言“说我们投降”。广东方面有“左”倾分子，“说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国民党当时在抗日、联共、发动民众等问题上表现出举棋未定的种种矛盾现象，更增长了这些人的疑虑。
其中，使刘少奇感到震惊的是，东北军中曾同共产党友好合作而这时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少壮派，2月2日在西安举行武装暴动，枪杀对实现国共合作作出重要贡献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少奇给张闻天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信就从这件事讲起。几天后，他又写道：“西安少壮军人的暴动应该是痛苦的教训。”“他们离开了我们，他们独自去进行那无希望的暴动，他们骂我们投降屈服，认为我们的方针错了。”他从这里感到：“我们与国民党、蒋介石合作停战是对的，但如果做得不好，很可能使平津与我们接近的左倾群众部分的或大批的脱离我们。”
白区工作中“左”倾错误思想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那时，全面民族战争即将到来，要求以极大的速度和规模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共同抗日的人，从事抗日战争的准备；而关门主义却是实现这一要求的重要障碍。刘少奇写道：“现在全国各地的救国会都有统一战线的章程纲领，然而在组织上他们还不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实际上不论在学生中、工人中、其他群众中的救国会都还只有少数的先进活动分子来加入，实际上这仅仅是左倾分子的秘密组织。”“然而我们同志常把这仅仅是左派组织的救国会，即认为已经完成的统一战线。”
因此，刘少奇接连在1937年的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从天津给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4封长信。他在信中十分强烈地提出：“我要求你们切实注意‘左’倾的问题。十二月决议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则的转变，而在今天则是这种原则的转变已经进入实际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甚至是一点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远的结果。我和全国的事实都要求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足见刘少奇已经认定：他所提出的反对“左”倾的问题已经不是日常工作性质的问题，而是在历史“转变关头”将会“引起深远的结果”的大问题。
刘少奇进一步指出：这种“左”倾错误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他写道：“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十年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已成了一种传统。”这还不够，他接着又写道：“必须还得着重的指出，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这已经越出对当前白区中“左”倾思想批判的范围，而扩及到对党的10年历史上，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如何估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