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派历史学家的一系列基本误解所造成的明显的后果，莫过于他们对于起源的追问；因为如果我们把这种追问转化为对相似性的探寻，或者如果我们试图过于直接地在过去中寻找当下的影子，我们就会产生巨大的混淆。如果我们问对于今日的宗教自由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谁，这种问法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可以问宗教自由是如何兴起的，但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要动用全部历史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发现了个谈论它的人就说我们发现了宗教自由的起源，那么我们就错了。如果我们在过于简化的所谓“观念史”的范畴内研究问题，或者如果我们将这些观念拟人化并且认为它们是历史上自足的能动因素，那么我们就错了。如果当我们说宗教自由“能够追溯到”某个人或其他什么人时，我们以为揭示了许多真相，那么我们就成了我们自己措辞的受害者了。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要不是路德的话，宗教自由不会这样来到我们面前”，言外之意就是说今天的宗教自由乃是路德的荣耀和成就，那么我们就是在卖弄一套教科书式的说辞，那套说辞已经成了辉格派史学家的惯用花招了。人们当然可以断言，如果马丁•路德没有对抗教皇的话，历史上和今天的许多事情绝不会是那个样子；如果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的话，同样有许多事情不会发生。但是，正如我们不能认为哥伦布创造了现代美国，我们也不能说路德是现代的起源。我们只能说，这两位人物为四个世纪以前的由其他限制条件组成的整个历史之网又加上了一个限制条件。实际上，我们不能计算出路德对于宗教自由到底做出了多少贡献，正如我们不能计算出1930年一套男装的价格分别有多少来源于珍妮纺织机的发明者、蒸汽机的发明者和真正从事于纺织的公司一样。我们仅仅因为路德曾一度在那个与我们有着不同意义的世界中提出了一些自由原则，就沿着一条直线把自由追溯到路德，这种做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当路德看到了这些原则的结果中显露出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时，他恰恰退缩了。人们不应把宗教自由演进到今天的历史过程画成一条直线，而应该将其画成一个迷宫网络的片断。这是因为，如今的宗教自由诞生于一些奇怪的偶然局势之中，并且发展曲折。也许，与其说它是人们目的的实现，不如说是对人们目的的扭曲。它的出现要归功于大量我们难以言明的历史力量，那些历史力量与宗教和自由两个观念并没有多少关系。我们不能说对于今天的宗教自由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谁。除了感谢产生出整个现在的整个过去，我们感谢任何人或感谢任何事物都是不合逻辑的。如果真要感激的话，那么我们就感激天意吧，是它让这许多的偶然终对我们有益。
如果我们在每个时代都看到未来与过去的斗争，所谓进步派和反动派之间的斗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把历史故事的编纂建立在了一个逐渐显露的进步原则之上，而我们的眼睛将紧盯着那些似乎推动进步的特定历史人物。我们将不免追问错误的问题，我们应该将宗教自由归功于何人？但是，如果我们在每个时代都看到不同意志之间的冲突，而且看到在冲突之中产生出可能任何人都未曾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的历史过程上，并且我们将会为对隐藏在历史变迁背后的运动和互动的研究敞开大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会被合适地转化为：宗教自由是如何兴起的？这样的话，历史转变的过程就不会像辉格派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它并不是一个逻辑论证的过程，而也许更像一种方式，人们借助它来设想一个人是如何挣脱某种“情结”的。这一过程是由一系列中介来推动的，那些中介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产生出来的——也许是罪愆，也许是误解，也许就是幸运的机缘巧合。事物状态的转变所要经过的桥梁往往是非常古怪的。在通史之中我们往往看不到这些桥梁，但是发现这些桥梁恰恰是历史研究的荣耀之处。历史研究与其说是关于事物起源的研究，不如说是对促成过去转变为现在的所有中介的研究。
正因为路德完全相信世俗的君主一定是虔信的君主，正因为他也全然认同着中世纪社会的观念，他才会将某些《旧约》里的王权赋予了那些统治者，并赋予他们改革教会的责任。路德太确信统治者应该是宗教的仆人，以至于他忘记了教皇在与世俗政权打交道时所坚持的那些防备原则，并且，在他向君主们求助的特定时期，他也帮助了国王和诸侯们成为了一切事物的主人，甚至成了教会的统治者。如果中世纪有不准世俗君主掌控精神事务的禁令的话，那么路德他自己会打心眼儿里认同它。不过，没有解放思想的路德不自觉地促使了中世纪的各种争论发生短路，并且瓦解了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思想情结，至于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那就太复杂了，历史学家难以追寻。不过，也许路德并没有做出这么大的事情，也许在其他时期他的行为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在其他时代君主即便参与改革教会，也不会获得支配教会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