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在五、六、七月温暖宜人的日子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构成了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景观。
在人们的记忆中，法国当时的天气比上次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风和日丽。在春天和初夏的六周时间里，这个古老的议会制民主国家、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帝国、欧洲列强之一，或许还是最文明并且拥有一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的国家，遭致军事上的惨败，使其享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传统的人民茫然不知所措，随即完全丧失了信心。
在他们还没有缓过神来之前，七月中旬，经由一个仓皇出逃的国民议会批准，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态龙钟的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传奇英雄，在一小撮败军之将与失败主义政客的协助和事实上的怂恿下，抛弃了第三共和国及其民主生活方式，用一个企图多方面—纵然不是全面—效仿纳粹德国征服者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法西斯独裁国家取而代之。
这些法国人希望通过这样做不仅缓解战败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消灭大家公认存在缺陷的本国的民主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曾经给他们带来许多荣耀和特权，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他们事业有成、生活富足而且大多腰缠万贯。长期以来他们鄙视这一制度，并且在它极度痛苦的这一时刻嘲笑它，宣称它应当对这场可怕的失败负责。
某个强大的帝国土崩瓦解在二十世纪屡见不鲜，但是，此前从未见过如此突如其来的浩劫。人们必须追溯到上一世纪才能发现实际上极不明显的类似情况。一八○六年，拿破仑一世的法国迅速使普鲁士就范。一八七○年，普鲁士用四十二天打败了拿破仑三世的法国。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其盟国的协助下，不仅坚持抵抗宿敌的入侵达四年之久，并且在一九一八年成为战胜国。一九四○年六月法国被希特勒德国顷刻毁灭这一事实，对被征服者和征服者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同样也对或近或远注视着战局发展的大多数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它似乎超出了他们头脑的理解能力。
“在我们民族生活整个漫长的历史上，”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哀叹，“这是最可怕的一次崩溃。”在天主教哲学家雅克 ? 马里坦看来，这是一个“伟大民族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耻辱”。
在沦陷的首都巴黎，我在六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正在看到法国社会的彻底瓦解—一次军队、政府以及国民精神的崩溃。可怕得几乎难以置信。”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怎么可能发生呢？是什么可怕的弱点、缺陷、昏聩和踌躇使这个天资卓越的民族陷入了如此卑微可怜的境地？我试图回忆历史上的某一刻，一个国家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由于敌国意想不到的强大实力。这难道是最新的范例吗？多年来，我在柏林注意到，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持续增长，而昏睡的西方民主国家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与之抗衡。我还目睹了希特勒施展他那玩世不恭却具有惊人成效的外交手腕，如此轻而易举地愚弄了西方国家，从而为他迅速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如此，在我置身于其中的这一刻，我发现自己对于法国的溃败依然十分困惑不解。就连我在柏林与之交谈过的那些德军将领对此也是始料不及。虽然他们了解法国的某些弱点并且打算利用它们；而且，由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战争中的个人经历以及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记忆，他们对于法国军队曾经怀着某种应有的敬意。
六月十七日那一天，我在大约正午时分跟随快速挺进的德国军队进入巴黎。其时美国还没有被日本和希特勒拖进战争，作为一名中立的美国特派记者，我被允许随军采访。那是一个宜人的六月天，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天气也不太炎热。这种日子往往使这个古老美丽的大都会的生活显得美妙异常。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多年，直到被派往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最后被派到了柏林。不过，每一年我都因某些工作或借口返回巴黎，于是，我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观察发生在这个已经成为我精神上的第二故乡的国度里的那些令人忧虑的事件。
在六月的这一天，平时人头攒动的街道上空空荡荡，人行道上也几乎看不见法国人，偶尔只有四处溜达的一群群德国士兵，他们身穿深灰色军服，像旅游者一样呆呆地望着这座伟大城市的那些地标性建筑。店铺关门停业了，铁制活动遮板拉起来严实地封闭了商店的橱窗；在居民区，就像通常一半巴黎人离开城市去海滨、乡村或者山区度假的八月份一样，窗帘整齐划一地遮住了窗户。
此时，大部分巴黎市民都逃走了。据警方估计，六月十四日德军进入巴黎当天，五百万居民中只有七十万人留在城中。 两天前，当从郊区燃烧着的油库升起的一片巨大的烟云笼罩着近乎荒凉的首都时，人们可以看到，从欧特伊的一个奶牛场里跑出来的一群迷路的奶牛，正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阿尔玛广场漫步，几乎就在塞纳河对岸埃菲尔铁塔的阴影下。
正是这时，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八百多万恐慌的难民行进在巴黎以南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乃至更远的数百英里道路上。在德军逼近、巴黎市民集体逃亡之前，另外六百万难民—其中包括来自比利时的两百万难民—抛弃了他们在北部和东北部的家园，匆匆搭乘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向南方逃难，以免被敌军俘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过在德军占领区生活的经历，所以这一次他们决心使自己和子女不要遭遇同样的命运。在法国，由于几乎所有道路全都通向巴黎，因此，在五月的最后两个星期，许多难民经过巴黎，其中相当一部分乘坐的是相对舒适的火车，火车里面挤满了人。他们经过时秩序井然，一些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信，巴黎会像一九一四年那样坚守城池。然而，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巴黎人的不安。没有来自政府和军队首脑的关于前线溃退的确切消息，四起的谣言充斥于耳，人们开始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
五月十五日，战斗打响近一周时，当人们听说德军已从色当以及位于这个不祥之城—一八七○年该城的陷落导致了法国的厄运—以北的各个渡口突破默兹河防线时，一场恐慌出现了。法军总司令部通知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敌军的装甲部队在二十四小时内进抵巴黎，致使政府大为震惊。
“昨天晚上我们输掉了这场战役。”保罗 ? 雷诺总理急忙给英国新任首相温斯顿 ? 丘吉尔打电话，“通向巴黎的道路敞开了。”
一九四○年，在五、六、七月温暖宜人的日子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构成了一道令人望而生畏的景观。
在人们的记忆中，法国当时的天气比上次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风和日丽。在春天和初夏的六周时间里，这个古老的议会制民主国家、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帝国、欧洲列强之一，或许还是最文明并且拥有一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的国家，遭致军事上的惨败，使其享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传统的人民茫然不知所措，随即完全丧失了信心。
在他们还没有缓过神来之前，七月中旬，经由一个仓皇出逃的国民议会批准，一位八十四岁高龄的老态龙钟的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传奇英雄，在一小撮败军之将与失败主义政客的协助和事实上的怂恿下，抛弃了第三共和国及其民主生活方式，用一个企图多方面—纵然不是全面—效仿纳粹德国征服者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法西斯独裁国家取而代之。
这些法国人希望通过这样做不仅缓解战败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消灭大家公认存在缺陷的本国的民主制度，尽管这一制度曾经给他们带来许多荣耀和特权，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他们事业有成、生活富足而且大多腰缠万贯。长期以来他们鄙视这一制度，并且在它极度痛苦的这一时刻嘲笑它，宣称它应当对这场可怕的失败负责。
某个强大的帝国土崩瓦解在二十世纪屡见不鲜，但是，此前从未见过如此突如其来的浩劫。人们必须追溯到上一世纪才能发现实际上极不明显的类似情况。一八○六年，拿破仑一世的法国迅速使普鲁士就范。一八七○年，普鲁士用四十二天打败了拿破仑三世的法国。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其盟国的协助下，不仅坚持抵抗宿敌的入侵达四年之久，并且在一九一八年成为战胜国。一九四○年六月法国被希特勒德国顷刻毁灭这一事实，对被征服者和征服者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同样也对或近或远注视着战局发展的大多数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它似乎超出了他们头脑的理解能力。
“在我们民族生活整个漫长的历史上，”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哀叹，“这是最可怕的一次崩溃。”在天主教哲学家雅克 ? 马里坦看来，这是一个“伟大民族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耻辱”。
在沦陷的首都巴黎，我在六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正在看到法国社会的彻底瓦解—一次军队、政府以及国民精神的崩溃。可怕得几乎难以置信。”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是怎么发生的？这怎么可能发生呢？是什么可怕的弱点、缺陷、昏聩和踌躇使这个天资卓越的民族陷入了如此卑微可怜的境地？我试图回忆历史上的某一刻，一个国家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由于敌国意想不到的强大实力。这难道是最新的范例吗？多年来，我在柏林注意到，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持续增长，而昏睡的西方民主国家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努力与之抗衡。我还目睹了希特勒施展他那玩世不恭却具有惊人成效的外交手腕，如此轻而易举地愚弄了西方国家，从而为他迅速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如此，在我置身于其中的这一刻，我发现自己对于法国的溃败依然十分困惑不解。就连我在柏林与之交谈过的那些德军将领对此也是始料不及。虽然他们了解法国的某些弱点并且打算利用它们；而且，由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战争中的个人经历以及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记忆，他们对于法国军队曾经怀着某种应有的敬意。
六月十七日那一天，我在大约正午时分跟随快速挺进的德国军队进入巴黎。其时美国还没有被日本和希特勒拖进战争，作为一名中立的美国特派记者，我被允许随军采访。那是一个宜人的六月天，万里无云，阳光普照，天气也不太炎热。这种日子往往使这个古老美丽的大都会的生活显得美妙异常。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多年，直到被派往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最后被派到了柏林。不过，每一年我都因某些工作或借口返回巴黎，于是，我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观察发生在这个已经成为我精神上的第二故乡的国度里的那些令人忧虑的事件。
在六月的这一天，平时人头攒动的街道上空空荡荡，人行道上也几乎看不见法国人，偶尔只有四处溜达的一群群德国士兵，他们身穿深灰色军服，像旅游者一样呆呆地望着这座伟大城市的那些地标性建筑。店铺关门停业了，铁制活动遮板拉起来严实地封闭了商店的橱窗；在居民区，就像通常一半巴黎人离开城市去海滨、乡村或者山区度假的八月份一样，窗帘整齐划一地遮住了窗户。
此时，大部分巴黎市民都逃走了。据警方估计，六月十四日德军进入巴黎当天，五百万居民中只有七十万人留在城中。 两天前，当从郊区燃烧着的油库升起的一片巨大的烟云笼罩着近乎荒凉的首都时，人们可以看到，从欧特伊的一个奶牛场里跑出来的一群迷路的奶牛，正在位于巴黎市中心的阿尔玛广场漫步，几乎就在塞纳河对岸埃菲尔铁塔的阴影下。
正是这时，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八百多万恐慌的难民行进在巴黎以南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乃至更远的数百英里道路上。在德军逼近、巴黎市民集体逃亡之前，另外六百万难民—其中包括来自比利时的两百万难民—抛弃了他们在北部和东北部的家园，匆匆搭乘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向南方逃难，以免被敌军俘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过在德军占领区生活的经历，所以这一次他们决心使自己和子女不要遭遇同样的命运。在法国，由于几乎所有道路全都通向巴黎，因此，在五月的最后两个星期，许多难民经过巴黎，其中相当一部分乘坐的是相对舒适的火车，火车里面挤满了人。他们经过时秩序井然，一些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信，巴黎会像一九一四年那样坚守城池。然而，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巴黎人的不安。没有来自政府和军队首脑的关于前线溃退的确切消息，四起的谣言充斥于耳，人们开始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
五月十五日，战斗打响近一周时，当人们听说德军已从色当以及位于这个不祥之城—一八七○年该城的陷落导致了法国的厄运—以北的各个渡口突破默兹河防线时，一场恐慌出现了。法军总司令部通知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敌军的装甲部队在二十四小时内进抵巴黎，致使政府大为震惊。
“昨天晚上我们输掉了这场战役。”保罗 ? 雷诺总理急忙给英国新任首相温斯顿 ? 丘吉尔打电话，“通向巴黎的道路敞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