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在 21 世纪中医事业发展再次面临重要契机的时候，李经纬教授所撰《中医史》的问世，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门学科的发展总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之上的。我们对中医历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四卷本《中国医学通史》就是代表。其中，李经纬教授就是《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的主编。在多年的积累和深入的思考之后，李教授又于耄耋之年撰成本书，恰
如醪醴陈酿，更见醇和。我以为此书堪称适时之史笔，成功之佳作。
对古代医史的梳理更加精到
由于有编撰《中国医学通史》以及主持医史文物研究的基础，作者对医学史中的相关史实和进展掌握得相当扎实，其中尤为显著的是作者曾深入研究过中医外科技术史等内容。与近代西医相比，中医外科手术水平相对落后，以致有人怀疑古书所有关于手术记载的真实性，或者持外国传入说。作者以丰富的旁证资料指出，华佗时代进行腹部外科手术是完全有可能的，还有如晋代的唇裂修补手术、唐代的肿瘤切除手术和义眼镶嵌手术等，都有明确依据。这种观点是正确
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依据今天的现状来怀疑古人的记述。
另外，对本书之命名《中医史》，作者也有严谨的思考。在绪言中，作者对何谓“医”, 何谓“中医”以及历代医称都做了详细考证，这是前人未曾重视的问题，很有价值。另外绪言还就医学史研究的任务做了探讨，对后来者有指导意义。
系统回顾20世纪中医史
《中国医学通史》虽有现代卷，但止于 20 世纪末段。现在已步入 21 世纪，有条件对跌宕起伏的 20 世纪的中医学史做一个完整的回顾。本书列《20 世纪中医学发展历程》一章，做专题论述，也是近年中医通史著作之首创。虽然限于篇幅，于史事、史实方面只做粗线条勾勒，但在钩玄评论方面相当深入，可谓是其精华所在。其中包括对中西医汇通的评述、对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思考，以及作者对“中西医结合科技模式”和“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的
期望等。这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位医史学学者对中医发展路径及方向的独到理解。例如对中西医汇通，作者指出：“（他们）自觉不自觉印证是如何与西医一致，从而证明中医是科学的。虽然不承认，或极力反对西医以不科学、落后为由对中医的批判，但却削足适履称中医如何与西医一样科学，有些给人勉强的感觉。这种倾向，数十年来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甚至在今天仍有不断的反映。”这样的评价十分有启迪意义。20 世纪中医走过的历程是十分曲折的，认真总结其成败得失，必定能为 21 世纪的中医事业提供参考，这正是“以史为鉴”的功能。
有史有论，论而中肯
有人说史家当以理性为主，不掺感情因素。其实未必然。撰史者固然不能因为感情因素而曲解历史，但任何著作中精彩的，一定是作者动情的地方。本书在评论史实时，往往结合作者个人经历和体会，言论剀切。例如作者原来是西医出身，经过“西学中”而后选择了中医学史作为研究方向，对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深有体会，正如书中所言：“他们（指‘西学中’人员）是为了继承发扬中医、创新中医而进行研讨的，而绝非是要轻视或消灭中医。”现代中医、中西医结合都是发展中医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能否正视中医的独特价值，采取合理的方法去研究，决不能以西医学理论为标准衡量中医，这是已为历史证明的事实。
以上几点，是我读《中医史》的一点感想，未必足以概括全书的特色，但其学术价值足以肯定。此外，本书的附录部分，还记载了作者与海外的医史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情况，这也是现代医史的重要资料。
本书是李经纬教授毕生心血的结晶，为现代医史学增添了色彩，而且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相信普通读者也会读之而不能释卷。私以为略有不足之处，即中医“温病”的概念范围要较西医的“传染病”之内涵为大，本书把明清温病学派放入“传染病学派”一节，未必完全恰当。因温病学派虽有诊治传染病之学术经验，但叶、薛、吴、王四家之名著，内涵广博，不只局限于传染病方面，故若能以“温病学派对传染病之贡献”为题目则更为贴切。
后想说明推荐此书之目的：近年来对中医抹黑者之所为，必须清洗，而读《中医史》便能使广大读者对中医之伟大，有较全面之认识。《中医史》第 11 章《20 世纪中医学发展历程》后一句说：“我们还必须严肃地指出：那些视中医为伪科学的先生们，他们数典忘祖，是全盘西化思想的继承者，我们不能容许他们践踏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这是作者的大声“呐喊”。
《中医史》出版后获得成功是预料中的事情，但未料来得如此之快且广泛，并成为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的教材。作者应出版社要求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以《中医学发展新视野》为题，增叙第 12 章，该新内容以政策、50 多年来重点科研课题与国际交流等 12 个论题，进行了朴素、大方、求实的讨论、评估、介绍，其论断、意见比较符合实际，富有参考价值。
百岁老人、国医大师、
著名中医学家、中医近代史学家邓铁涛
第六节 针刺麻醉原理研究新启示
中医用针灸治疗各种疼痛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治疗各种疼痛可谓针灸医疗强项之一。将针刺用于麻醉手术，唐代政治家、医学家狄仁杰（630—700）便有这一经历。狄仁杰于显庆年间应制入关，路遇一富家小儿鼻端生赘瘤，大如拳，根细，痛难忍。狄于其脑后针刺寸许，针气达于瘤处即拔针，赘瘤应手而落。小儿鼻端瘤很可能就是在针刺麻醉下成功摘除了。
1958 年，国内在研究针刺止痛，特别是手术后止痛经验总结的启示下，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外科、上海市人民医院外科、运城地区人民医院外科、长沙市人民医院外科等，在总结针刺解除外科手术后疼痛效果佳的基础上，将针刺止痛尝试应用于外科
扁桃体摘除手术，又成功实现了在针刺麻醉下进行拔牙、白内障手术、疝修补术、阑尾切除手术，均获比较好的麻醉效果。
1960 年，广西柳州结核病院介绍针麻下肺叶切除手术成功 12例；1966 年 2 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针麻工作会议上，介绍了上海中西医合作针麻肺叶切除 40 例以及北京结核病研究所针麻肺叶切除术等 6 个单位的学术报告。1972 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指示：光会做手术不行，还要讲出道理。并提出加强针麻作用原理的研究。北京医科大学痛生理研究所韩济生正是在此背景下决心投入针麻原理实验研究的。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随行里格将军等 30 余人于北京参观了针麻手术后不禁惊叹：“真是不可思议！”此后，有 30 多个国家先后前来考察、学习，一些医学科学家从此也投入到这一研究工作中来。
1973 年冬，由卫生部长钱信忠主持，在西安召开了全国针麻研究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制定了针麻效果的评定标准，并成立了颅脑、颌面口腔、耳鼻咽喉、甲状腺、肺切除、胃切除、输卵管结扎、剖宫产、子宫切除、阑尾切除、疝修补以
及骨外科等多种具体手术的针麻协作组。
1978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4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针麻研究工作座谈会，北京妇产医院、第三军医大学、广西医学院、贵阳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武汉医学院和安徽中医学院等单位，分别介绍了研究经验，还特约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张香桐教授介绍了瑞典、日本有关疼痛生理和针刺效应机理研究的情况。至1979 年，全国已用针麻进行大小手术 100 多种，达 200 余万例，一般认为头、颈、胸部手术的针麻效果较好。颅脑外科手术的优良率为 76.6%，全喉截除优良率在 70% 以上，各类甲状腺手术、肺切除术、剖宫产、输卵管结扎等手术的优良率均在 80% 以上。针麻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共进行了 350 余例，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功率。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事针麻原理研究十分普遍，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与观察整理，促进了研究之逐步深入。
1972 年，韩济生等用两只家兔脑脊液交叉灌流的方法证明，针刺家兔足三里可使其脑内释放出某些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接着对中枢 5- 羟色胺（5-HT）、中枢儿茶酚胺、中枢阿片样物质（OLS）等多种化学物质进行了研究，鉴定了具有阿片样作用的肽20 多种，总称为阿片肽。其代表性品种脑啡肽、强啡肽、肝内啡肽，都可作用于阿片受体，发挥镇痛作用。韩济生等用脑内注射微量纳洛酮阻断阿片受体的方法探寻 OLS 转递针刺镇痛的作用部位，发现伏隔核、杏仁核、缰核、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中的 OLS 在针刺镇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发现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环形神经通路，称之为“中脑边缘镇痛环路”。这一环路一旦被针刺激活，即可以往复进行，效应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如果阻断了其中一个环节，针刺镇痛的后效应就大大缩短。
韩济生研究成功后，先是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5年又获得了国际脑研究组织与美国神经科学基金会联合颁发的“杰出神经工作者奖学金”。此外，他还被美、英等 27 个国家和地区 100 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邀请作学术演讲 200 余次。1990~2002年，他被聘任为世界卫生组织科学顾问，1991 年又被聘任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顾问，1993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